“動物博學之旅”“冬天的顏色”“植物的種子”……這些自然課程是張濤最受歡迎的課程。
張濤是四川小寨子溝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北川自然學堂的創始人。成立3年來，北川自然學堂開展了近200次自然教育活動，累計參與者近5000人，培訓了近800名人員。
從無到有，從簡單到繽紛，張濤坦言，他趕上了自然教育蓬勃發展的好時代。
自然教育正在越來越多的自然保護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自然教育，就是利用自然元素和自然環境進行自然體驗活動的總稱。在我國，自然教育是一個相對新的概念。2014年起，自然教育從業者群體迅速增加。自然觀察與體驗、生態保育、科普探險等教育活動蓬勃興起。
日本黑松內町山毛櫸森林自然學校校長高木晴光曾評價：“中國的自然教育在五六年間，做成了日本用二三十年才做成的事。”
自然環境是開展自然教育的重要基礎。中國一萬多個各類自然保護地成為開展自然教育的重要場域。
特別是在今年的機構改革之後，原來分散在各個部門的自然保護地都歸屬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統一管理，自然教育界對此充滿期待。保護國際基金會中國保護地項目主任蔣澤銀說：“當前正處於國家重視保護地體系構建的階段，自然教育的社會和市場氛圍也日趨興起，正是自然保護地開展自然教育的最好契機。”
以共建模式開展自然教育
開展自然教育也正是各類自然保護地的題中應有之義。2017年發布的《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中也明確提出“國家公園堅持全民共享，著眼於提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開展自然環境教育”。
很多自然保護地已經開展了各種形式、不同程度的自然教育，大多數是以與其他機構合作共建的模式推進。
四川省崇州市鞍子河自然保護區管理局與保護國際基金會合作，建設了鞍子河自然教育中心。這個坐落在大熊貓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內的自然教育中心，通過開展自然教育服務公眾、協助促進保護地管理。保護國際基金會的保護地項目助理張燕梅說：“鞍子河自然教育中心正和保護區共同成長。”
2012年，蘇州市濕地保護站和世界自然基金會合作，創建了全國首個濕地自然學校；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和紅樹林基金會在深圳6個公園開展自然教學；杭州植物園、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桃花源基金會合力打造的桃源裡自然中心開學第一天，馬雲現場體驗了第一堂課。
台灣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的薛博聞介紹，在台灣地區，更為廣泛的自然教育發展方式以公、私部門協力進行，多為公共部門將自然教育項目委託給外部專業自然教育機構運營。
重慶自然介公益發展中心的陳竹認為，自然保護地開展自然教育，各個自然教育機構的參與尤為必要，雙方合作可最大限度將資源優勢轉化為教育優勢。
自然教育推動自然保護
在過去，很多自然保護區和公眾接觸的方式大多是在規定範圍內開展適當觀光旅遊，而這種方式並沒有讓自然保護區最珍貴的自然和文化資源充分發揮出價值。
在自然教育界有一個共識——“我們留給子孫怎樣的地球，取決於留給地球怎樣的子孫”。
開展自然教育，讓孩子們親近自然，喚醒的是一代人對自然的重新認知。
浙江天目山自然保護區“大地之野”自然學校的自然課程裡，孩子們可以在平緩的山地訓練運動協調能力，觀察自然界中的建築學家是怎麽建造房子的， 從小能感知山泉的甜美，在冰天雪地裡呆上一天以後，知道怎麽去感受溫暖的柴火……這些“回歸自然”的信號和資訊，會潛入孩子們的內心，並成為他們今後保護自然環境的潛在意識。
四川王朗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與北京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等多家機構合作開展自然教育。保護區的余鱗介紹，通過開展自然教育，王朗保護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自然解說系統、物種監測科研等方面都有顯著的提升和完善。台灣的薛博聞認為，用自然教育的觸角可以指認自然保護意識和知能的空缺。
從保護資源到喚醒人心，開展自然教育推動自然保護地管理和保護工作從粗放走向精細，從政府保護到全社會保護。
人才仍是最大瓶頸
前不久舉辦的第五屆全國自然教育論壇上發布了2018全國自然教育調查報告。報告顯示，人才依然是自然教育發展的最大瓶頸。
自然保護地的管護面積大，人員有限，能夠系統研發課程、開展自然教育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近年來，很多機構已經開展了一系列的培訓活動，輸送了大量的自然體驗師等專業開展自然教育的人才。
自2013年以來，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自然環境教育培訓項目。以自然保護區為載體，把自然保護區的工作人員培養成自然體驗培訓師，把保護區變成一所能讓公眾可以直接體驗的特殊學校。
令人欣喜的是，和自然教育相關的政策、培訓、課程研發等各個方面都在不斷進步，和自然保護地共同成長。
“小步慢跑，扎實推進。”張濤說，就像森林的生長，無論個人還是一項事業的成長，只有遵循其自然的規律和節奏，才能沉澱最豐富的養分，結出最豐碩的果實。(四川小寨子溝自然保護區北川學堂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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