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電影網專稿 《1921》，是“2021的1921”。《革命者》，是第一部李大釗的傳記片。
兩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重點影片在創作角度和方法都不同，但都將革命敘事推向了新階段。
它們到底“新”在哪？1905電影網分別專訪《1921》編劇余曦和《革命者》編劇張珂，與我們分享影片劇本的創作過程。
如何將歷史教科書上的文字在大銀幕上鮮活起來？如何讓現在的觀眾對百年前的建黨歷史和人物感同身受，拉近距離？如何在敘事方式做出創新與貼近當下現實的表達？帶著這些問題，聽他們一一揭秘。
《1921》：四兩撥千斤，提高可看性
十年前，黃建新執導《建黨偉業》，十年後再次面對同樣的建黨題材，該如何講出新意？
黃建新從最初就決定在敘事結構做改變，以時代“橫截面”視角切入，以人物為中心，故事聚焦在1921年4月到8月，緊扣中共一大會議這一主軸，橫向展開多個人物，多條情節線索。
編劇余曦認為，“在這個橫截面上去支撐開會的故事，讓它能體現歷史的意義，在戲劇和思想上都有它的厚度，是一個四兩撥千斤的敘事方法。”整部影片沒有單一人物的大主角，沒有突出任何一個人，而是用群像構建起“黨組織”這個真正的主角。
在一大會議的敘事主線中，影片著重描寫了之前在歷史中不太被重點聚焦的李達和王會悟夫婦，細致展現了他們籌備、組織會議的過程。
余曦解釋，之所以選擇李達夫婦是因為從他們身上可以延展出多條人物關係線索支撐起這個龐大複雜的建黨故事，能夠突出李達在創黨初期的重要作用，表現這對革命夫婦的精神內涵，並展現出李達與毛澤東的深厚革命友誼。
有一場李達與王會悟在天台的夜戲令許多觀眾印象深刻。回憶對這段戲的書寫，余曦透露，他是從魯迅寫的《唐宋傳奇集》序例裡獲得的創作靈感。
當時魯迅在廣州，文章寫道，“時大夜彌天，璧月澄照，饕蚊遙歎，余在廣州。”這段話激發了余曦找到體現李達心理狀態的寫法。“這意象很好，對當時的李達來說，也是夜很深，政治環境黑暗，天空中的月亮很亮，好比是他的共產主義理想。”因此，才寫就了這場戲夜黑月明的意境。
李達在天台遙想當年燒日貨的情景，當他劃火柴要點燃日貨時，卻發現連火柴都是日本製造的，他憤懣感歎，“偌大的中國，竟沒有自己的火種”。“劃出那根火柴，就會有光影變化帶來的氛圍，思想上的火種也有一層暗喻”，余曦說，如此設計，在故事情節和畫面表達上就更加豐富。
在電影拍攝時，編劇也會持續尋找相應的史料，進一步完善內容細節，以伴隨式的創作方法精益求精。
片中，李達和張國燾圍繞共產國際的指導問題陷入爭論，在拍攝這場戲前，余曦又查找到1921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九卷一號上發表的《故鄉》，小說最後寫道，“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魯迅的這句至理名言和小說的發表時間，剛好適合拿來作為李達反駁張國燾的論據，因此在這場戲裡，就形成了他們之間精彩的互動與對白。
“如果只是宣教說教，是很難抵達觀眾的”，《1921》的劇作既以辯證唯物史觀的方法回到一百年前構建宏大歷史，也通過更加日常生活化的場景去體現個體人物的思想和想法。
比如設計“一大代表”在博文女校的“夜聊”，余曦認為，“大家會更自由，更放鬆，每一個代表都可以講到一些感性的東西，未必是像會議上那麽嚴肅認真，會有更個人化的表達。”
比如展現毛澤東的所思所想，先是鋪墊他與蕭子升的理念衝突，之後他到上海與李達會面，將“建黨”事業比喻為“開公司”，有了“我供貨、你分銷”的分工計劃，再到他在一大會議裡對工農的思索，都是有意通過不同場景和對話去具體闡釋毛澤東在當時的思想。
李達夫婦新婚後的相處日常、宴請毛澤東吃飯、毛澤東洗衣服、劉仁靜等年輕“一大代表”遊玩上海大世界等帶有趣味性色彩的段落也融入在宏大故事中。余曦表示，他們就是想在尊重歷史，還原歷史情節和歷史人物的同時，盡量做得生動，提高可看性。
《1921》的敘事創新，就是將宏大敘事與個體性相結合，將歷史人物常人化、生活化，更貼近現在的觀眾。
另一方面，故事加入了多條各方勢力破壞開會的對立線索，對開會主線形成一股反作用力，讓整體敘事更加現代化，也拓展了革命敘事的國際視野，反映當時革命形勢的國際性和複雜性。
這些外部勢力包括上海租界巡捕房對共產國際代表的監控和追捕，對一大會議的秘密調查與暗中阻撓，日本特高課派特務來上海追殺日本激進黨人士等。
這些劇情都依托於有據可循的史實，再通過戲劇性的衝突設計，類型化的藝術加工，形成了偵查與反偵查的諜戰、懸疑氛圍。余曦認為，“使用這些元素，會呈現出一種不同的觀感，和以前大家看過的主旋律電影都不一樣”。
宏大與個體，歷史與生活，國際化與類型化，《1921》在多方面為建黨題材帶來耳目一新的敘事面貌，使得觀眾更能走進、重溫百年前開天辟地的偉大開端。
《革命者》：守正、創新，我相信
李大釗，從教科書上的圖文介紹，到在《革命者》中成為感召千萬人的精神領袖，在劇本層面是如何實現的？
歷史劇本，首先要有大的基調。《革命者》編劇之一張珂表示，《革命者》劇本創作的主要基調就是把握住四個字：“守正創新”。
“守正”，在於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時刻，電影要歌頌李大釗及當時的革命志士們。要讓觀眾知道的是：100年前，都由哪些人帶著何種勇氣與信念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做好“守正”並不簡單。創作初期，監製管虎導演和導演徐展雄帶領編劇團隊的吳兵、張珂、京榆幾人在李大釗研究會歷史顧問們的指導下搜集並閱讀了近千萬字的資料。
這些資料基本分為五類：第一，有李大釗的傳記、中國共產黨簡史此類權威資料作為壓艙石；第二是李大釗創作的文學作品；第三是學術界關於他在哲學、民主思想、教育觀念、軍事思想等層面的理論專著；第四是記錄當時年代社會人文、生活狀態的書籍；第五為毛澤東、魯迅等對李大釗的評論性文字。
不同方面描刻出的李大釗，讓他的人物形象逐漸清晰而飽滿，也就有了“守正”的基礎。
“創新”，在於敘事手法的創新。
電影以李大釗臨刑前38小時為主線，通過這條主線再插敘、倒敘，講述了李大釗與他身邊八個人的故事，用不同的視角展現出李大釗豐富多彩的一面。
張珂說：“我們不想做一個讓人覺得枯燥、說教的電影，而是想讓人感受到澎湃的力量、浪漫的氣質，真正能夠代表李大釗這樣的革命者的作品。”
他認為，這種非線性、時空交錯的敘事方法是一種現代電影的創作觀念，更能迎合年輕觀眾的喜好，也可以從多角度展示李大釗在不同境遇、不同歷史時刻做出的貢獻，同時，這種結構和風格也更能產生一種革命的浪漫主義色彩。
張珂告訴我們，“大事不虛，小事不拘”是《革命者》編劇團隊的創作原則。
“大事不虛”，是指電影必須要傳達出非常正確的政治歷史邏輯，要真實還原與李大釗有關的重要歷史事件。“小事不拘”，是在史實的基礎上，編劇需要發揮想象力，讓李大釗的思想呈現更加具體化。
比如“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當時的歷史事實是李大釗在上海聽聞到十月革命，而在電影中的具體展示是：李大釗正與上海工人領袖們秘密開會傳播馬克思主義，此時門外報童在販賣“十月革命勝利”為頭版頭條的報紙，白俄貴族對十月革命的憤怒轉移於報童，便一槍殺了他，接著，李大釗聞槍聲而來。於是，李大釗在聽聞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領悟到的革命方法論便圍繞著為阿晨申冤事件得以展現。
除此之外，編劇團隊還深入了解了李大釗的生活狀況，得到了一個比教科書上鮮活很多的人物形象。
在經濟方面，李大釗雖收入很高，但生活一向非常清貧，原因在於他絕大多數工資都拿去資助貧困學生，還幫人做擔保、墊學費、付生活費等等。以至於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都要叮囑財務，李大釗每月工資要先扣一半拿給他的妻子，給家中過日子用。
而生活中，他有趣又浪漫，經常彈著家裡的腳踏風琴，一邊彈琴一邊唱歌。他還跟工人、農民都能打成一片，抽老農的旱煙、同他們一起下地乾活，把學者和知識分子的架子放在一邊，真正融入人民，這一切都有史料依據，又通過富有情緒力量的視聽畫面設計豐富了李大釗的形象。
電影中展現的李大釗，也不僅僅是一個革命領袖，他還是一個好老師、學者、好丈夫和父親。
張珂坦言：“我們希望觀眾能看到一個有人味的李大釗，相對於書本上的定義，我們更希望他有人情味，這樣觀眾才能更加代入其中。他是一個普通人，卻做出了這種驚天偉業，反而讓人更加震撼和感動。”
《革命者》中，李大釗的信仰感染了他身邊的人，孤兒慶子、流浪漢徐三、革命領袖陳獨秀與毛澤東，以及上海的工人團體等等，他們都受到了李大釗的精神影響，開始去“相信”。而李大釗帶給當代人的現實意義，也正是電影中在反覆提煉的一句話——“我相信”。
“這部電影有一個重要的使命，就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去展現我們黨的創始人李大釗，而他的精神就是‘相信’。在李大釗之前，沒有那麽多人相信，但在他之後，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到現在全中國人民都相信。這種信仰的力量，穿越了100年，依然能夠給予我們強大的感召。
現在，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富足生活，在100年前就有人替我們做出了判斷和預言，100年後的今天，這一切都實現了，這就是信仰的力量。”張珂動情談到。
心中有信仰，腳下有力量。為什麽共產主義能夠救中國？為什麽要成立中國共產黨？這是一百年前他們要尋找的答案，而支撐他們走過的，正是相信的力量。
在影片結尾，編劇們特意設計了一場極具浪漫色彩的戲，少年李大釗爬上火車頭扳動刹車把手，輕輕一下，火車便開了，他從驚慌失措到慢慢被這種鋼鐵巨獸的雄偉力量所震撼，窗外是一輪紅日，他隔著窗戶對小夥伴喊，“別追了，我們要坐火車去遠方了”。
這正是李大釗一生的寫照，充滿對未來的渴求，敢為天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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