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題記：2021年3月18日，北大國發院舉辦“中國經濟觀察”第56期報告會，活動以“兩會之後的政策與經濟”為主題，線下線上同步進行，由林毅夫、余淼傑、盧鋒、黃益平、劉國恩、徐晉濤、姚洋等七位教授結合自己的研究領域依次演講，並與媒體問答。本文根據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林毅夫教授的主旨演講整理。
今年是一個很重要的節點，既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也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開啟之年。今年“兩會”最重要的任務是討論通過“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我很高興有機會對此做一點解讀。
去年舉行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總書記在給“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建議時談到，我們考慮問題必須胸懷兩個大局：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戰略全局，一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想從這個角度來談談中國未來經濟的挑戰與應對。
各界人士應該都關注到，中國在未來的發展確實有很多挑戰：人口老齡化、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為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日益增長的期望等等，同時還面臨著新的科技革命、中美關係摩擦等。
面對這麽多挑戰，在“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及中央發布的各種文件裡面都談到，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所以，在具體闡述挑戰之前，我想先談談我國2021年-2035年的發展潛力有多少，發展態勢到底如何，了解這一點至關重要。
正確認識中國未來的發展潛力
我借用一個開玩笑的比喻，養一條京巴狗或一條藏獒，它們小時候都非常小，個頭差不多，而且看起來都像小獅子。如果你養的是京巴狗，不管多努力，都不可能養成一條大藏獒；但如果你把藏獒當成京巴狗養，倒真有可能把它養成一條小京巴狗。這是因為京巴狗與藏獒的生長潛力大不相同。所以看準潛力非常重要。
應該如何看我國未來的發展潛力？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20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速為9.2%，人類歷史上從未有任何國家或地區以如此高的增長率持續這麽長時間。我們都共同見證和參與了這個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
對於未來，各界都很關心，可是目前國內外的學界和輿論界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潛力普遍不看好，總結起來大致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認為中國過去42年發展太快，是非常態，終歸要向常態增長回歸。根據國際著名經濟學家、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大學校長薩默斯的看法，中國會回落到3%-3.5%的常態增長。同時，根據賓夕法尼亞大學World Table第十版發布的研究數據，中國2019年底的人均GDP，按照2017年美元的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達到14129美元。有些學者用這個數字對比德國、日本，發現德國在達到人均GDP 14120美元左右後的16年，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只有2.3%；日本達到這一水準之後的16年平均增長速度也只有4.4%。德國和日本的經濟發展世界聞名。既然它們抵達這一水準之後的16年平均增速只有2.3%和4.4%，中國2019年-2035年這16年間的增長潛力也不會很高。這個推理聽起來好像很合理。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已經開始人口老齡化，其他國家出現人口老齡化之後，經濟增長都放慢了，中國也難免會經濟增速放緩。
上述研究似乎非常有說服力，但我個人不太同意。因為中國在過去這40多年裡能夠實現每年9.2%的增長有很多因素，但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充分利用了跟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差距所蘊含的後來者優勢。
對於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經濟要發展，生活水準要提高，就要靠勞動生產率水準不斷提高，這就要求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發達國家的技術與產業處於全世界最前沿，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必須靠自己發明，投資非常大，風險非常高，進步速度非常有限，歷史經驗表明，發達國家過去100多年來的常態增長是薩默斯所說的每年3%-3.5%。然而，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跟發達國家的產業與技術差距，引進成熟的技術作為自身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來源。這種方式的成本和風險都比較小。懂得利用這種方式的發展中國家，其經濟發展速度可以比發達國家更快。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正是利用這個優勢實現每年7.0%甚至更高、持續25年或更長時間的發展，成為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十三個發展中經濟體之一。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要看中國未來的發展潛力並不是看現在的收入水準，而要看中國現在跟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還有多大。
以德國和日本為例，德國人均GDP達到14120美元左右是在1971年，那時已是美國人均GDP水準的72.4%，無疑已經躋身全世界最發達的國家，已經用盡了後來者優勢，要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必須自己發明，經濟增長速度自然慢下來。日本是在1975年人均GDP達到14120美元左右，人均GDP當時達到美國人均水準的69.7%，也成了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技術已經到世界最前沿，經濟增長必須靠自己探索，發展速度當然也會慢下來。
中國是在2019年人均GDP達到14129美元，但只有美國同期水準的22.6%。
相比之下，德國、日本、韓國等其他發展比較好的國家，是在什麽時候人均GDP達到美國的22.6%？德國是在1946年，日本是在1956年，韓國是在1985年。德國從1946年到1962年，16年平均經濟增速達到9.4%；日本從1956到1972年，16年的平均經濟增速達到9.2%；韓國從1985年到2001年間，在期間遭受亞洲金融經濟危機出現一年負增長的狀況下，16年平均增長仍高達9.0%。
從這些數據來看，中國未來16年（從2019年算起）應該也有大約9%的增長潛力，因為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家都已經實現。
對此，很多人又開始強調第二個原因，即人口老齡化影響經濟增速。確實，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國家，經濟增長速度都較慢。但不要忘了，發生人口老齡化的國家多數是發達國家，老齡化到來時，其技術已經發展到世界最前沿，技術進步要靠自己探索，再疊加勞動力供給速度下降，經濟增速就更慢。
中國正在發生人口老齡化，但我們人均GDP只有美國的22.6%，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可以利用後來者優勢，還可以把勞動力從低附加值產業往高附加值產業配置來提高勞動生產力，這個空間仍然非常大。所以，如果中國能用後來者優勢，即使人口不增長，也可以比發達國家增長更快。
另外，中國目前正在逐步延長退休年齡，這有利於增加勞動力供給。而且，勞動力最重要的不僅是數量，而是質量，中國還可以提高人均效率水準。
我們再對比一下德國、日本、韓國在人均GDP達到14100美元左右之後16年的人口增長情況，看看人口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
德國1946年-1962年間的年均人口增長是0.8%；日本在1956年-1972年間的年均人口增長是1.0%；韓國在1985年-2001年間年均人口增長是0.9%。中國2019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是0.3%，將來也許會降到0%。因此，即使不考慮把勞動力從低附加值產業配置到高附加值產業的可能，不考慮延長退休以及提高教育質量的可能，中國和日本、德國、韓國的人口增長率因素相比，頂多也就是1個百分點的差距。
因此，我認為到2035年之前，中國應該還有年均8%的增長潛力，相比德國、日本和韓國實際9%的增長，我考慮人口增長因素，下調一個百分點。
當然，有這個增長潛力未必就要開足馬力不顧其他因素去發展，因為中國要實現的是高質量增長，必須接下來解決好環境問題，包括碳達峰、碳中和，另外城鄉差距、地區差距等問題都要解決，還有中美關係摩擦帶來的“卡脖子”問題，必須靠自己創新去克服。綜合考慮這些必須要應對的問題，以及8%的增長潛力，我判斷，中國未來15年（2021年-2035年）實現年均5%-6%的實際增長應該完全可能。
總書記在對“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給建議時曾提到，到2035年中國GDP規模爭取在2020年基礎上翻一番，或者平均收入力爭在2020年基礎上翻一番。不論實現哪一個目標，從2021年-2035年都需要達到年均4.7%的經濟增速。
如果中國能夠實現5-6%增長速度，到2025年人均GDP就會跨過12535美元的門檻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這也將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因為直到現在，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隻佔總人口的18%，如果中國變成高收入國家，這個數字就會翻一番。
到2035年，中國人均GDP應該能達到在23000美元以上（按照2019年的美元購買力計算），就會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同樣從收入水準差距所代表的產業、技術水準差距的角度做研究，我們可以發現中國2036年-2049年間還有年均6%的增長潛力，再考慮到還有不少需要應對的問題，實現4%左右的年均增長率完全有可能。以此計算，中國到2049年人均GDP將達到美國的一半，這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一個重要指標。
發展是應對國際大變局的關鍵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先要思考為什麽會出現這個變局？經濟是基礎，我們看看經濟的發展變化。
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包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國、日本、奧匈帝國，這八個國家的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加起來佔全世界的50.4%。奧匈帝國在“二戰”之後垮台，分成兩個國家，後來加拿大經濟增長很快，到2000年時，八國集團（簡稱G8，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羅斯、日本、加拿大）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加起來佔全世界的47%。也就是說，整個20世紀的國際政治經濟主要由這八個發達國家主導。
到2018年，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時提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就是八國集團的GDP在全世界的佔比已經下降到34.7%，從半壁江山變成了三分天下，很難再繼續成為主導世界的力量。所以可以看到，早在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暴發時，主導世界事務的“八國集團”變成了“二十國集團”。
受這種變化影響最大的兩個國家，一個是美國，一個是中國。美國在2000年時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佔全世界的21.9%，到了2014年中國超過美國，變成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現在的GDP佔全世界的比重大概是16%，中國比它還高。這些事實說明，美國的比重在下降，中國的比重在上升。對此，美國的當政者、知識界、政策研究界都看在眼裡。所以，奧巴馬當政時就提出了“重返亞太”的戰略，川普上台後更是發動了貿易戰、科技戰，拜登執政之後我估計也是“換湯不換藥”。這種世界老大和老二位置的互換，當然引起這兩個國家之間的緊張，同時也給全世界帶來了很多不確定性，所以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如果中國可以挖掘發展潛力，實現前面分析得出的發展速度，到了2049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美國的1/2，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那麽經濟總規模就是美國的兩倍。
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加上東部沿海五省（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人口4億多一點，我相信這些地區的人均GDP和經濟規模到2049年完全可以達到美國同等水準。人均GDP代表著平均勞動率水準和平均科技產業水準，到那時美國可以卡中國脖子的領域基本上已經沒有了。中國還有中西部10億人口，人均GDP只有美國的1/3，經濟規模則跟美國相當，這些地區仍在追趕階段，經濟增長速度還可以快一點。所以，整個中國的經濟增長還可以更快一些。
在這種狀況下，我認為中美之間的關係可能會從緊張趨向緩和。因為第一，到那時候美國沒有什麽可以卡中國脖子的領域了；第二，那時中國經濟總量是美國的兩倍，美國再不高興也無法改變這個事實；第三，中國經濟增長快，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場，美國經濟要發展好，為了自己的就業和繁榮，一定需要這個市場。
這種情況是有歷史經驗的。1900年的八國聯軍，日本是其中的一個，而2000年時日本是亞洲唯一進入“八國集團”的國家，日本是20世紀整個亞洲的領頭羊，但到了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了日本，影響力在上升，日本右派的失落感很大，所以就製造了釣魚島等問題出來，中日關係呈現緊張。最近中日關係有所緩和，原因是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日本的2.8倍，它再不高興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日本經濟要發展有賴於中國的市場，中日之間的關係也就趨向於合作共贏。
在“十四五”規劃以及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之中提到，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同時也提到，我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繼續發展仍然具有多方面的優勢和條件，在保證質量效益明顯提高的前提下，要充分發揮我們的增長潛力。如果能夠按照中央的建議，按照“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的政策導向，我相信我們可以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到2049年時可以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目標，同時可以駕馭百年未有之變局，為世界重新構建一個新的、穩定的、共享繁榮的新格局。
(本文作者介紹：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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