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負增長，即將衝到眼前的 “灰犀牛”

撰文|董浩月 李婷（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責編|陳曉雪

近日，英國《金融時報》發表報導《中國即將報告1949年以來首次人口下降》。報導稱中國尚未公布的2020年人口普查結果中全國總人口數不足14億，低於此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9年的總人口數，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出現的人口下降（報導忽略了1959-1961年自然災害期間的人口下降）。而國家統計局已於日前發布公告稱2020年我國人口繼續保持增長，具體數據將於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公報中發布。

今天不討論最後的數據究竟是增是減，我們先來談談這一事件引起社會各界關注到的人口負增長話題。

一、全球的人口負增長趨勢

“人口負增長” 很容易從字面上理解，負向增長，也就是人口減少，再嚴格一點，一般指一定時間、空間範圍內總人口規模的絕對減少。最直觀的觀察方法就是看人口數量增長量和人口增長率。

從全球範圍內來看，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9》的數據（包含201個國家和地區），直到2100年全球人口仍將保持正向增長的趨勢，但是，人口增長動力主要源於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而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口則將在本世紀結束之前達到峰值並出現下降。

不過，在美國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後文簡稱：華盛頓大學）的預測方案中，世界人口將在2065年達到峰值97.3億人，之後則開始下降，即進入負增長時代，到2100年，全球總人口將下降到87.9億人。區域層面，整體趨勢與聯合國預測基本一致，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亞地區以外地區，在21世紀結束之前均已進入人口負增長時期。

發達國家和地區最早步入人口負增長。聯合國預測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口峰值出現在2036年，高收入國家團隊在2049年達到人口峰值，而華盛頓大學預測的高收入國家團隊將從2042年開始人口負增長，略早於聯合國的預測方案。欠發達地區（不含最不發達地區）的人口負增長到來稍晚一些，按聯合國預測方案峰值將出現在2072年。分國家來看，聯合國預測到2100年之前會有124個國家和地區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而華盛頓大學給出的預測是167個。

如果選取典型國家，觀察其人口變動情況，就會發現部分歐洲國家已經或者即將步入人口負增長：德國人口自然增長率自1950年以來長期保持在零以下（僅靠移民勉強維持人口規模不劇烈下滑）；意大利自2016年之後人口增長率持續為負；法國人口峰值大概在2045年前後到來。

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人口增長率在2100年之前仍然保持為正。但結合自然增長率情況不難發現，其人口增長的動力主要來源於人口遷移的機械增長。在本世紀中葉，這些國家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不考慮人口遷入）也將由正轉負。

再來看我們的鄰居日本和韓國，以及長期的 “競爭對手” 印度。日本在2010年人口規模已經開始減少，而韓國的人口負增長預計會出現在兩年後（但根據最新報導，由於疫情的影響，韓國在2020年已經出現死亡人口超過出生人口的負增長趨勢），印度則在2060年前後。雖然人口遷移能在一定程度上推遲人口負增長的發生，比如美國、加拿大等國即是如此，但東亞國家普遍不具備移民文化。

再來看中國自己的情況，不少研究也對中國未來可能的人口變動情況做出了預測，基本上都顯示在不遠的將來，中國人口也將迎來峰值。但人口轉捩點究竟會出現在什麽時候，不同的預測方案也有不同的結論。

具體來說，按照聯合國的中方案預測，中國的人口負增長將出現在2030年。在華盛頓大學預測方案中，中國人口將於2024年達到頂峰（約14.3億），隨即進入人口負增長。翟振武等（2017）以2015年小普查數據為基礎，基於全面兩孩政策下對中國人口進行預測，結果顯示我國總人口規模將於2029年左右迎來峰值14.55億人，之後將步入人口負增長。張現苓等（2020）以2017年全國戶籍登記數據為基礎預測，低、中、高方案下中國人口增長率由正轉負的轉捩點分別將於2025年、2028年和2032年到來。

不同預測雖然結果稍有所差異，但基本上能夠認為，中國將在2030年以前迎來人口增長的轉捩點，人口巨變的 “灰犀牛” 已經衝到了眼前。

二、人口負增長是 “灰犀牛”？

用 “灰犀牛” 來比喻人口負增長再恰當不過，這是因為人口轉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現在或者將來觀察到的人口變動趨勢，其實在久遠的過去就已經埋下了種子，人口負增長也是如此。

這裡需要提到的一個概念就是人口慣性，在一個封閉人口中，如果該人口之前持續增長，即使生育率降到更替水準或更低，在最終達到靜止人口之前，該人口規模仍然會保持一段時期的增長趨勢，反之亦然。

通俗一點來說，就是在不考慮遷移流動的情況下，一個地區的人口如果之前長期增長，即使生育率下降到了很低的水準，但由於在快速增長時期出生的大量人口到生育年齡仍然會帶來大量的出生人口，即使相比於上一代規模有所減小，但絕對規模仍然很大，所以總人口仍然將保持一段時期的增長。就像汽車加速過程中，踩下刹車後仍然需要一段時間的減速才能停下，而在減速期間，汽車仍然會發生向前的位移。

對人口變動來說，這種增長的慣性會使得未來長期的變動趨勢被隱藏在表象之下。在人口統計中，可以用人口慣性因子和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對這種被掩蓋的趨勢進行測量。人口慣性因子大於1或者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為正，則意味著未來長期來看人口有持續增長的趨勢，反之亦然。歐洲人口在21世紀初已經表現出人口負增長慣性，日本的人口慣性在1990-1995年間出現逆轉，新加坡和韓國的轉折點出現在2000-2005年。

中國的人口慣性自從1970年代生育政策收縮以來逐漸減小，但由於新中國成立初期高生育率和低死亡率帶來的人口正增長慣性積累，到90年代人口慣性因子仍然處於1.44的較高水準。隨後持續的低生育水準使得人口正增長慣性不斷削弱，到2010年保持微弱的正增長慣性。2020年起，中國人口慣性因子將低於1，出現顯著且不可逆轉的負增長慣性 (茅倬彥 等，2018）。所以說，雖然中國的人口負增長將在未來幾年內才會出現，但這一趨勢在較早之前已經顯現。

三、人口負增長從何而來？

那麽造成人口負增長的根本原因是什麽呢？最直接的原因是長期的低生育水準，即一對夫婦生育的子女數長期少於2個。

低生育率對人口負增長的影響是不斷累積、逐漸顯現的長期過程，具有時滯性和隱蔽性。隨著低生育水準的持續，人口慣性將由正轉負，人口負增長慣性也將持續積累，人口增長速度逐漸減緩，並最終表現為人口減少。

已有的經驗表明，長期較低的生育水準下，生育水準很難回升，即使回升也很難回升到更替水準以上。一旦人口開始負增長，即便是生育水準回升也難以扭轉人口負增長慣性，很難實現人口增長方向由負轉正。

間接導致人口負增長最突出的就是社會經濟因素。現代化的過程也是生育率不斷下降的過程，隨著現代化的發展，產業結構由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轉變，物質生產功能和養老功能不斷從家庭中剝離，社會保障體制的完善使得孩子的養老保障效用下降，從而導致生育率的降低。

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人們對個體價值認識及生育觀念的轉變，個人主義價值觀開始流行，生育觀念由 “多生” 轉變為 “少生” 甚至 “不生”，不婚和丁克家庭比例上升（陸傑華，2019、2020）。

社會性別平等的發展使得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工資水準以及就業率獲得提高，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都得到提升，同時養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也增加，女性面臨著工作和家庭衝突的矛盾，導致未婚比例提高、初婚初育年齡推遲、生育子女數量減少、生育間隔增大，進一步導致生育率的下降。

對中國而言，生育政策也是促進生育率下降及人口負增長的重要因素，計劃生育政策不僅使生育率快速下降，隨著在政策期內出生人口開始進入育齡期，育齡婦女規模也逐漸縮小，這種累積效應使得人口負增長的風險也逐漸積累。

四、人口負增長的社會經濟影響

伴隨著人口負增長，老齡化將成為常態。隨著預期壽命的延長和生育率的降低，人口老齡化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同時老齡化與人口負增長也是相互強化的過程。《世界人口展望2019》數據顯示，2018年全世界65歲及以上老人數量已經超過5歲及以下兒童數量，到2050年，前者將達到後者的兩倍，同時也超過了15至24歲青年的數量。

區域人口變動主要推動力變為遷移流動。隨著人口自然增長率越來越低甚至轉為負值，人口規模正向增長的唯一動力變為遷移流動，不論是國家或地區層面還是國內區域層面均是如此。由於流動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化，區域間人口規模、人口年齡結構的差異將隨遷移流動進一步拉大（王謙，2020）。

人口負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如何，仍然是一個爭議性的話題。一方面，有學者認為勞動年人口的負增長將使未來勞動參與率下降、勞動生產率增速減緩、國內需求下降、市場萎縮、儲蓄率下降，人口老齡化也會使得經濟的創新活力減弱、財政負擔加重，這些都不利於經濟發展，經濟潛在增長率顯著下降。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認為較大的人口規模在經濟發展中的回旋空間可以促進和保障經濟增長且高質量發展，而人口老齡化可能帶來新的養老市場，推動養老產業發展，並且老年人積累的社會資本也是潛在的資本供應。因此，人口負增長也可能成為推動科技進步、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的誘因。

人口負增長對資源環境可能是把雙刃劍。從總量視角來看，基於最適人口規模、資源環境承載力的角度，人口總量的減少有利於釋放資源環境的壓力，緩和區域競爭關係。但從個體視角出發，在個體消費不斷升級的情況下，人口負增長卻並不必然能夠帶來人口、資源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人口負增長也將給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帶來挑戰。人口是國家的根本，是國家穩定的重要因素。人口負增長及其未來的不確定性使得中長期的人口發展趨勢變得更難把握，而人口的長期不穩定和不確定可能給國家和國防安全帶來威脅。另外，人口減少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壓力可能造成社會不穩定，例如區域間人口遷移流動可能進一步加劇地區間發展不平衡，以及遷移流動人口的社會文化差異、融合困難等都可能衍生出不利於穩定的社會問題。

人口負增長，社會保障體系也會受到衝擊。人口負增長與人口老齡化彼此相互強化，快速增加的老年人口規模意味著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財政支出增加，老齡化程度的假設也不斷加重人口撫養負擔。歐洲、日本和韓國等對人口負增長的恐懼就主要表現在擔心勞動年齡人口不足以支持老年人。在中國也同樣如此，潛在的人口撫養比下降，造成中青年群體和老年群體的代際間社會福利的不均衡，也不利於社會保障均等化。

五、人口負增長如何應對？

01 制定中長期人口發展戰略

應對人口負增長的當務之急是制定中長期綜合人口發展戰略，在尊重人口發展的基礎上，以更長遠的視角來完善人口政策，並對各相關政策進行統籌協調，對未來人口負增長時代到來可能引發的社會經濟後果進行超前預案。

02 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完善社會保障機制

人口負增長與老齡化共生並互相強化，面對人口負增長時代更需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一方面，要從全生命周期的視角看待老年問題，將老齡化視為終身過程，開展全民健康教育，加強疾病預防，在生命早期就對老年階段可能遇到的健康問題進行預防。另一方面，在制度上，完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長期護理保險三大社會保障制度支柱，加快推進老年健康服務體系建設。除此以外，還需要構建老年友好宜居環境，不僅要從建築、社區等居住環境方面改造，更要拓展到老年宜居社會環境的改造。

03 完善家庭支持政策，促進生育動能釋放

低生育水準是人口負增長的最直接原因，低生育水準的國家應當提供全方位的、系統完善的家庭支持政策體系，全面激發和釋放人們的生育意願。

04 加快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人口負增長必然帶來勞動力規模的減小，在經濟增長方式完全轉型升級之前，可以通過延遲退休或彈性退休制度增加老年人就業渠道，同時提高女性就業保障政策減少女性就業其實促進女性工作與家庭的平衡，促進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同時，強調創新驅動技術研發進步，逐步實現人工智能代替勞動密集型、低技術含量勞動力，提高人口素質，提高人口素質水準與經濟發展勞動力需求的匹配程度，充分挖掘 “教育紅利”、“性別紅利” 和 “老齡紅利”。

最後借用全球最大的調研公司之一益普索公共事務CEO達雷爾布裡克的一句話：“人口下降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壞事，但它是一件大事。” 相比於其他國家，在應對人口負增長上，我國有更大的人口規模回旋空間。如何變害為利，也在一定程度上考驗國家的制度設計能力。當然，更重要的是國家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適應人口發展新形勢的治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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