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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救贖與超越 展望中國的零碳新工業革命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秦朔

  有一條繩子要卡你的脖子,最好的應對不是罵和抱怨,而是讓它落空。

  ——題記

  當中國製造的競爭力越來越強,一定能通吃世界嗎?

  這是我在不久前的文章中提出的問題。

  答案是不能。因為世界市場由一個個國家市場構成,國界即市場邊界。別人可以讓你進去,也可以不讓。你喜歡自由貿易,別人可以用碳排放、勞工權益保護、反傾銷、反補貼等標準,限制自由。

  我在文章中說,從現在起,強大的中國企業需要認識到——你們最大的競爭對手可能不是同行,而是世界看待你們的眼光,以及看待中國的眼光。為此中國企業一定要加強國際合規意識,遵循可持續發展和ESG原則(環境、社會、公司治理),做對利益相關者負責的企業公民。

  最近和企業家們繼續交流這些問題,越發覺得,沒有全球思考,中國製造將行而不遠,這不僅是空間意義的,也是時間意義的。

  但我更感到,外部的壓力、限制、約束性標準,恰是倒逼中國製造轉型升級的新機遇。

  如果有化危為機、變局中開新局的眼光和魄力,中國製造將開啟一個偉大的新時代。

  不知大家有沒有關注這樣一些信號:

  1、去年9月,中國領導人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上宣布,中國將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到2030年,中國部門GDP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12億千瓦以上”。

  2、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做好碳達峰、碳中和是2021年8項重點任務之一。

  (注:碳中和是指人為二氧化碳這一主要溫室氣體的排放和吸收達到平衡,使大氣中不再增加新的人為二氧化碳排放,實現二氧化碳淨零排放。吸收方式包括植樹造林、節能減排、運用負排技術如生物碳、生物質能源+二氧化碳捕獲和儲存等等。)

  3、今年1月,生態環境部正式發布《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2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國將在前期試點的基礎上建設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市場的交易產品為碳排放配額。用不了多久,發電、石化、化工、建材、鋼鐵、有色金屬、造紙和國內民航等行業的企業,以及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達到2.6萬噸二氧化碳當量的部門,均會被列入溫室氣體重點排放部門名錄。

  所謂碳排放配額,就是分配給你一個允許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以免費分配為主。同時鼓勵重點排放者,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公益目的,自願注銷其所持有的配額。自願注銷的配額在國家碳排放配額總量中予以等量核減,不再分配、登記或交易。

  4、今年2月2日,國務院發布“關於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指導意見”,提出以節能環保、清潔生產、清潔能源等為重點率先突破,做好與農業、製造業、服務業和信息技術的融合發展,全面帶動一二三產業和基礎設施綠色升級。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大力推動風電、光伏發電發展,因地製宜發展水能、地熱能、海洋能、氫能、生物質能、光熱發電……

  這些信號清楚表明:中國製造的一個“天花板”就是二氧化碳排放,綠色升級是中國製造未來的必由之路。

  中國為什麽要強有力地推動溫室氣體減排,促進綠色升級?

  這裡稍微展開一些背景介紹。

  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活動大量排放 二氧化碳,引發了一系列環境和社會問題。從1萬年前到工業革命發生,地球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基本保持在280ppm(ppm為百萬分之一的計量部門),1958年為316ppm,到2016年每個月都超過了400ppm。2019年5月11日,夏威夷莫納羅亞天文台探測到的濃度突破415ppm。這麽高的二氧化碳濃度,上一次是在300萬年前,那時地球溫度比現在高2到3攝氏度,海平面比現在高20米。

  2013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對未來的一個最悲觀預測是: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將在2250年達到2000ppm,接近侏羅紀恐龍生活的年代,地球溫度將上升9攝氏度。有研究指出,如果氣候變暖趨勢得不到扭轉,到21世紀末,紐約、倫敦、東京、上海等城市圈將因海平面上升岌岌可危,且到22世紀海平面還將持續上升。

  正是為了避免人類的傾覆,2015年《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協定》設定了目標,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之前水準的升高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並為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而努力。

  中國的情況是如何呢?

  中國碳排放規模已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且碳排放佔比超過GDP的世界佔比。

  按Global Carbon Atlas匯總(2017年排放量),中國碳排放佔世界的27.2%,美國為14.6%,印度為6.8%,俄羅斯為4.7%,日本為4.7%。

  按荷蘭環境評估署(PBL)的全球二氧化碳和溫室氣體排放趨勢報告,2018年全球6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家/地區共佔全球排放的62%,中國為26%,美國為13%,歐盟為8%,印度為7%,俄羅斯為5%,日本接近3%。

  過去國內一直有一種看法,碳排放是發展權。中國不能聽命於西方碳排放標準的安排,他們已排放了幾百年,我們才是發展的初級階段。例如,美國從1751年至2010年能源和工業部門的排放佔世界的27.9%,累積排放量約為中國的3倍。

  但近年來,無論是從承擔全球責任的角度還是從推動自身結構性改革、提升國民環境福祉的角度,中國都力促節能減排,已完成對外承諾的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降低45%的目標。據高盛統計,中國的減排幅度在全球重要經濟地區中位居前列,僅次於力推“綠色工業革命”的英國。中國也是世界碳排放規模最高的幾個國家中第一個提出“碳中和”的國家。

  這些年我在地方調研時聽到過一些抱怨,就是節能減排力度過大,“一刀切”,影響了經濟發展。

  但如果不大力減排,中國製造的命運將是什麽?答案是:中國製造可能逐漸失去走向世界的“通行證”。簡單說,因為中國製造的碳含量高,某些國家和區域可能用加征碳稅作為手段,抬高中國製造的進入成本,阻止其進入。

  為什麽中國製造的碳含量高?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們的能源結構以高碳的化石能源為主,而化石能源燃燒是二氧化碳的主要來源,其燃燒產生的顆粒物也是大氣汙染物的主要來源。中國化石能源在整個能源中的佔比約為85%,煤炭佔比為57%。中國80%以上的碳排放來自發電行業(佔全國碳排放接近50%)和工業,2019年全國部門火電發電量二氧化碳排放約838克/千瓦時,2020年全國火電發電量5.28兆度,對應的是大約44億噸二氧化碳排放量。

  我們面臨的國際挑戰可能是什麽呢?因為你用煤發電,用電煉鋼,用鋼做鋼板和工業產品,整個鏈條都是高碳的,所以國際市場可能對你出口的工業產品加征碳稅。碳排放是一種社會成本,這種成本現在要“內部化”,企業承擔,逼你走向低碳、零碳。雖然具體計算和實施是複雜、漸進的,但這是一個大趨勢。

  以歐盟為例。歐盟的碳排放交易體系(EU ETS)2005年啟動,目前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場,覆蓋了40%以上的歐盟溫室氣體排放量。其基本運作邏輯是,歐盟各成員國根據歐盟委員會頒布的規則,為本國設置一個排放量上限,確定納入排放交易體系的產業和企業,並向這些企業分配一定數量的排放許可權——歐盟碳配額 (EUA)。如果企業的實際排放量小於分配到的許可量,就可以將剩餘的EUA出售獲利,反之就必須在市場上購買EUA,否則會受重罰。

  去年9月歐盟宣布提高氣候目標,在2030年前將歐盟地區的碳排放量在1990年基礎上降低至少55%,到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歐盟正在加速減少碳排放配額的發放總量,如2021-2030年免費的碳排放配額將以每年2.2%的速度削減。由於氣候目標不斷提高,導致碳價也不斷提高,去年12月31日歐洲ICE期貨交易所的碳交易收盤價為32.72歐元/噸,今年1月4日一度達到34.25歐元/噸(約41.37美元/噸)的歷史新高。

  今年2月1日,歐洲能源交易所(EEX)的EUA期貨價格為33歐元/噸。以煤電碳排放強度為800~1000克二氧化碳/千瓦時測算,煤電機組的碳成本在0.03歐元/千瓦時,相當於1度電的碳成本是0.235元人民幣。根據歐盟碳市場配額分配,電力部門將全部通過拍賣獲得碳配額,也就是每一度煤電發電量裡都要計入碳成本。嚴格的碳排放限制和高昂的碳價,讓歐盟的“去煤電”進程不可逆轉。 

  彭博新能源財經預測,2030年歐盟碳價將維持在79歐元/噸,行業分析機構Refinitiv認為屆時碳價很可能達到89歐元/噸。《BP世界能源展望》(2020年版)預測,在快速轉型情景(碳排放到2050年相比2018年下降70%)和淨零情景(碳排放到2050年下降至少95%)下,到2050年,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的碳價分別將達到250美元/噸和175美元/噸。

  碳價的總趨勢是不斷上漲,一步步貴到除了脫碳別無選擇。

  中國在碳市場方面已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試點。目前全球有18%的排放量納入了各地的碳市場,中國納入的排放量佔比為6.4%,2020年中國試點碳市場的平均成交價格達27.48元/噸,比2019年上漲23%,8個試點城市全年累計成交量約5740.37萬噸二氧化碳當量,同比減少18.45%。

  有研究顯示,在配額免費發放情況下,未來相當一段時間,中國的碳價很難突破200元/噸。如以200元/噸的碳價計算,度電碳成本大約是0.1676元。由於至少75%的碳排放額度免費,實際每度電的碳成本被大大均攤,只有不到0.04元/度。但從長遠看,中國的碳成本也會越來越貴。

  看了以上內容,大家或許會擔心,對化石能源高度依賴的中國經濟,可能會在全球化的綠色革命中受到巨大衝擊。

  實際情況是,化石能源確實遇到了天花板,但可再生能源的空間剛剛打開,如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波浪能、潮汐能、地熱能,等等。

  如果利用這些能源發電就是綠電,用綠電替代火電進行生產,可以大大降低用電導致的碳排放。

  中國已經提出優先發展非化石能源,加快推進能源綠色低碳轉型。預計非化石能源消費佔比將從2020年底的15.8%提高到2030年的25%左右,風能、太陽能總裝機從2020年底的4.6億千瓦提高到2030年的12億千瓦以上。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王仲穎表示,到本世紀中葉,中國能源結構有望2/3是可再生能源和核電清潔綠色能源,1/3是化石能源。 

  我們來聽一聽企業家的展望。

  遠景科技集團CEO張雷:

  “風能、太陽能是綠色、免費、充沛和無處不在的可再生能源。未來世界,如果有充沛的、接近免費的能源,我們可以做很多在今天看來成本太高的事情。比如可以實現海水淡化,並將淡水引入戈壁,在戈壁中種植綠樹和蔬菜,不需要再使用鍋爐燃煤取暖,交通工具也不需要燃燒汽油。與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的技術本質決定了它的成本將在今後持續下降,在全世界大多數地區風電、光伏甚至可以比煤電更便宜,在內蒙古一些地區風電成本已經可以實現0.1元/千瓦時,未來5年可能還有30%下降空間,不會很久的未來可以實現電力成本接近免費,極大地改善生活和環境的福祉。”

  隆基股份總裁李振國:

  “陽光給地球以無私饋贈、無限能源。隨著光伏技術的快速發展和生產成本的不斷下降,未來兩三年光伏發電將成為絕大多數地區最經濟的電力能源。抽水儲能、化學儲能、電動汽車儲能等技術的不斷進步,以及全球能源互聯網帶來電力共享,決定了‘光伏+儲能’會在10年內成為主力能源。當光伏製造全產業鏈使用清潔能源驅動時,就可以實現‘零碳’生產。未來在海邊可以用光伏能源進行大規模海水淡化,同時用光伏能源建設階梯級抽水工程,把淡化後的海水提升起來進入到荒漠地區,讓荒漠變成綠洲。一旦有了這些綠色植被,就可以捕捉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將大氣中的碳固化下來,進入到負碳排放階段。這項工作之前沒有人去想,是因為它需要大量的能源支撐,傳統意義上的能源利用就意味著碳排放,未來我們在光伏製造中一旦實現了零排放,這項工作就很有意義。如果全球70%的沙漠變成綠洲,就可以把有人類以來所有的碳排放吸收固化,可以完全把地球修複到沒有人類出現之前的狀態。” 

  低碳、零碳、綠色發展,的確會衝擊現有的能源體系和工業,重構利益格局,但這更是中國實現新發展的一次重大機遇。

  《零碳中國·綠色投資藍皮書》預測,零碳中國將催生7大投資領域,撬動70兆綠色產業投資機會,包括再生資源利用、能效提升、終端消費電氣化、零碳發電技術、儲能、氫能和數字化。預計到2050年,這些領域當年的市場規模將達到近15兆元,並為中國實現零碳排放貢獻累計減排量的80%。中國的零碳轉型還將創造大量新增就業機會,僅零碳電力、再生資源利用、氫能等新興行業將帶來的新就增業機會就將高達3000萬個以上。

  高盛研究部指出,預計到2060年,中國的清潔能源基礎設施投資規模將達到16兆美元,創造4000萬個淨新增工作崗位並推動經濟增長。

  上周在第一財經製作的《別樣時刻》節目中,我和遠景的張雷進行了交流,他的以下兩個觀點給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1、能源使用不是越低越好,我們的美好生活都和能源使用息息相關,人均能源使用量是衡量國民富裕的重要標準。但碳排放越低越好。讓能源無處不在,成本足夠低廉,同時又不對氣候產生破壞作用,這才是美好的能源世界。

  2、隨著可再生能源在整個能源結構中的比例越來越高,有巨量風電和光伏資源的中國三北地區將獲得重大發展機遇。預計2023年三北地區的風電加儲能的每度電成本將達到0.2元。由於三北地區有低成本電力,可以將高耗能產業(如電解鋁)更多遷移集中到三北地區,應用廉價電力打造綠色電解鋁中心、綠色數據中心等等,這也能更好地解決風電的消納問題。三北地區會成為中國能源的“大糧倉”和未來的重工業製造中心,形成高耗能同時低碳、零碳排放的新工業格局。

  對中國來說,零碳新工業革命不僅是一場技術的革命,一場幫助中國製造獲得國際環保通行證的革命,也將是一場生產力空間分布的革命。在這場革命中,北方大有希望。

  就像中國的動力電池正在取代燃油車時代的發動機,換道超車,零碳新工業革命為中國的產業發展也帶來了“蛙跳式超越”的新機遇。

  以上描述了一個大的趨勢,事實當然不會如此簡單,目前中國的非化石能源消費佔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還只有15.8%,還是“非主流”,非主流要變成主流,牽扯到的利益調整、節奏把握、投入產出計量都是很複雜的系統,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希望通過這篇文章,和大家分享的核心觀點是:

  當中國經濟發展到如此體量的規模和國際影響力,勢必有很多“卡脖子”的問題出現。比如進口鐵礦石這樣的能源約束,碳排放這樣的環保約束,商業合規的約束,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的約束,核心技術和關鍵零組件的約束,等等。

  在面對這些約束的時候,不要簡單地認為,這都是外面的勢力故意卡我們。我們要從更加長遠和負責的角度進行思考和行動。

  去年5月發布的“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表明,中國將由政策導向型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制度型開放轉變,“要加快國內制度規則與國際接軌”。站在企業立場,就是要從“要我合規”轉變到“我要合規”,從“要我變”轉變到“我要變”。

  我們中國企業家有足夠的應變力和能動性,把外部約束轉化為變革發展的新機遇。

  讓約束來得更早一些,更嚴一些,也許更好。這既是對過去相對粗放的增長模式的救贖,更是擁抱未來的超越與升華。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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