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遠藤周作的小說，會被其中濃烈的情感所震懾，讓讀者一下子進入到一個極端的境界。他的小說大部分是涉及人的存在到底有沒有意義、應不應該有信仰、活著的價值是什麽，諸如這些問題，把人們從日常生活中拽出來，投入到一個不得不應對的場景中。這是他的小說和日本傳統小說風格不一樣之處。”同濟大學中文系教授張生說。
日本作家遠藤周作一生獲過多項文學殊榮。在川端康成、井上靖擔任評委的第三十三屆芥川文學獎中，他以《白種人》獲獎，並得到井上靖的高度讚賞。長篇小說《海與毒藥》獲新潮社文學獎與每日出版文化獎，其後《沉默》獲谷崎潤一郎獎，《武士》獲野間文藝獎。2017年，好萊塢知名導演馬丁·斯科塞斯將遠藤周作的代表作《沉默》搬上銀幕。這部影片耗費馬丁·斯科塞斯近25年籌備，足見導演對它的鍾愛。
馬丁·斯科塞斯將遠藤周作的代表作《沉默》搬上銀幕
長期以來，大部分中國讀者接觸到的遠藤周作作品僅限於《沉默》《深河》。今年5月，遠藤周作的三部長篇小說《武士》《我·拋棄了的·女人》《醜聞》由浙江文藝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簡體中文版，它們與去年7月面世的《死海之濱》構成題材多樣的“遠藤周作作品系列”。其中《死海之濱》《武士》與《我·拋棄了的·女人》皆為簡體中文版首次推出，《醜聞》也在闊別30年後以全新譯本與讀者見面。
在上海中心大廈朵雲書院旗艦店舉行的新書分享會上，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崗提出，除了追問信仰、人性、形而上世界的終極意義，遠藤周作把作品深刻地鑲嵌到他對近代以來日本命運的思考上。美國導演馬丁·斯科塞斯在《沉默》改編中放大了信仰、人性、生命的意義等問題，但在某種程度上也壓抑或忽略了作品本身所包含的“日本的部分”。
《武士》是遠藤周作以日本十七世紀遣歐使節支倉常長的經歷為基礎而創作的長篇小說，是其探討理想與現實問題的巔峰之作。生活在貧瘠小村莊的武士被當地藩主選為出訪墨西哥的使者，為了年老的叔父收回家族故地的心願，毅然踏上遠渡重洋的漫長旅途。小說中登場的武士，他的生，是遠東土壤所澆灌出的生存之道；他的死，是彷徨迷失於西方文明下的獻身之死。“《武士》不僅是一個日本作家對於日本的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的反思的作品，他也可以給中國——同樣經歷了和西方的碰撞、擁有自己獨特文化的民族提供一面鏡子。”張生說。
“遠藤周作作品系列”其余三部作品亦各具特色。《我·拋棄了的·女人》是遠藤周作經過數次肺部手術，大病初愈之後創造的第一部大眾文學小說。大學生吉岡努偶然結識了其貌不揚的鄉下姑娘森田蜜，他利用自己的生理缺陷博得蜜的同情，並在哄騙蜜獻身之後將她拋棄。苦苦等待吉岡努的蜜因為誤診，被送至與世隔絕的麻風病醫院，病人們的孤獨和絕望深深震撼了她。一天，吉岡努忽然收到麻風病院山形修女的一封長信……森田蜜用她平凡的一生，向讀者展現了何為“愛”，以及這種“愛”如何把苦難中的人們聯結在一起。
《我·拋棄了的·女人》中文版譯者林水福曾問遠藤周作最喜歡自己哪部作品，得到的答案裡便有這一本。“當時我有點意外，為什麽不是代表作《沉默》？也不是自認為寫作技巧比《沉默》更臻圓熟的《武士》？或者那一部別創風格、著力於探討隱藏在潛意識中‘另一個自己’的《醜聞》？然而，等到我讀了《我·拋棄了的·女人》之後，深受感動，多少能了解遠藤為什麽會那樣喜歡它，這也是我翻譯它的主要動機之一。”林水福在一篇譯後記中寫道。
遠藤周作
如果說《我·拋棄了的·女人》《武士》是遠藤周作對世間罪與罰的思考，《醜聞》則帶有更多關於自我的反思。《醜聞》發表於1986年，遠藤周作63歲。小說的主人公勝呂跟他一樣，也是一位功成名就的作家。在一個頒獎典禮的晚上，勝呂發現了一個跟自己一模一樣的人，這個人時常出入歌舞伎町不良場所，破壞勝呂的名聲。勝呂決定親自追查真相，可是在這個過程中，他漸漸分不清自己和假冒者。
《醜聞》中，遠藤周作首次嘗試推理小說式的敘事風格，他在這部作品中直面人生終究要面對的問題：衰老和遲暮，愛與罪，以及潛藏在人性深處的複雜性。遠藤周作自己如是解讀：“《醜聞》是一部探討人心深處的作品。宛如窺視深洞似的，這部小說所要探討的是光線達不到的黑暗世界。因此，它的風格和我以前所有的小說完全不同，我採用了類似推理小說的手法，書中的主角好像刑警在追查犯人似的，一直在尋找‘另一個自己’。人，除了生活在現實社會中的自己之外，還隱藏著不輕易露出的另一方面，不管是現實的一面還是隱藏的另一面，毫無疑問都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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