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殯葬業，讓我們失去了面對自身死亡的機會

近年來，越來越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投入到了殯葬行業中，人們對殯葬業的認知與態度也在慢慢發生改變。但對殯葬業的誤解、漠視、忌諱等，依然是很多人根深蒂固的偏見。有人覺得，殯葬業充滿了暴利，常常可以見到類似的輿論指責；也有人覺得，殯葬從業者的艱辛遠超常人，是一項值得我們尊重的職業。

近日，美國殯葬師凱特琳·道蒂（Caitlin Doughty）的新書《好好告別》（Smoke Gets In Your Eyes）中文版面世。在這本書中，凱特琳直率而幽默地講述了自己在火葬場工作6年的經歷與思考。從第一次尷尬地為死者剃須、小心翼翼地和同事一起上門斂屍、日漸熟練地操作起龐大的火化爐、將人體碎骨研磨成粉末、入殮、給屍體防腐，到想盡辦法完成遺屬心願、給水腫的老人穿上精心準備的華服……她講述了一個個具體而微的生命故事與細節、對殯葬行業的觀察與研究，以及對死亡和生命的深刻體悟。

在火葬場工作多年的經歷使凱特琳意識到，我們處在一種以死亡為禁忌的現代文化中，我們的社會“結構性地否認死亡”，“回避死亡”是絕大多數人、絕大多數民族選擇的態度。她認為，人們對死亡的態度直接影響著他們對生的態度，只有客觀、樂觀地看待死亡，才能在有生之年活得更積極、更有意義。

因此，她想分享一種更科學的生死觀，讓殯葬事業不再那麽神秘、令人懼怕；她想開一間家庭殯儀館，由家人親自給遺體清潔、穿衣，擔負起照料逝者的任務，在友好真實的環境中悼念自己所愛之人，就像人類祖先幾千年來一直做的那樣；她希望改革殯葬業，越來越多的人能夠接受自然殯葬、露天殯葬、綠色土葬。

凱特琳在《好好告別》中寫道：“屍體不需要你的惦記，事實上它什麽都不需要，能躺在土裡默默爛掉就很欣慰了。需要屍體的是你。只有看到屍體，你才知道這個人死了，退出了生命的遊戲；只有看到屍體，你才能看清自己，知道自己也有那一天。有所見才能有所悟，這就是智慧的開端。”

以下是對《好好告別》一書中部分章節內容的整合，主要談及了凱特琳對現代屍體防腐技術的質疑與思考。

《好好告別》，作者：（美）凱特琳·道蒂，譯者：崔倩倩，版本：大魚讀品|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9年6月。

作者丨凱特琳·道蒂

整合丨楊司奇

必須埋葬屍體，並非真理和尊嚴，不過是文化的產物

很久很久以前，巴西西部的原始叢林裡生活著瓦裡人。他們與世隔絕，從未與西方文明有過接觸。然而，20世紀60年代初，巴西政府和一群福音派傳教士不請自來，兩撥人都企圖和瓦裡部落建立關係。這群外來者攜帶著各式各樣的疾病，瓦裡人的免疫系統完全招架不住。

不到幾年的時間，每5個瓦裡人中就有3個染病死去。部落裡的幸存者變得極其依賴巴西政府，因為後者提供專治西式疾病的西式藥劑。為了得到醫療、食物和政府救濟，瓦裡人不得不放棄一個重要的生活習俗——食人。

文藝複興時期哲學家蒙田在標題極其直白的《論食人》一文中寫道：“人人都把與自己不同的做法稱為野蠻。”我們確實覺得食人是野蠻的行為，而且我們的確沒有這種習俗，只有反社會狂人和野蠻人才會吃人肉，比如獵頭人和漢尼拔·萊科特。

我們之所以堅信食人是精神錯亂和冷酷無情之人的勾當，是因為我們陷入了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所謂的“意義之網”。從出生之日起，我們就被自己身處的特定文化灌輸了特定的價值觀，例如處理喪事的方式、構成恰當和體面的標準等。

在食人的問題上，我們不可避免地帶有偏見。我們自以為思想開放，實際上我們的想法已經被固有的文化傳統禁錮住了。這就像你打算穿過一片樹林，樹和樹之間卻結滿了蜘蛛網，你隱約能夠看到目的地就在前方，但沒走多遠就被蜘蛛網纏住，臉上、嘴裡粘得到處都是。因為這些“意義之網”，西方人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瓦裡人的習俗。

瓦裡人其實是將食人作為一種喪葬禮儀。如果部落裡有人咽下最後一口氣，他們就絕不會沒人管。死者的家人一邊搖晃著屍體，一邊用平穩、高亢的嗓音吟唱。喊叫聲和哀號聲向族裡的其他人宣告有喪事發生，不一會兒每個人都加入到吟唱的行列，死者在鄰村的親戚們聽聞後也立刻趕來。

死者的家人先要做食人前的準備工作。他們走遍整個村子，挨家挨戶拆下一根木頭房梁，屋頂隨即變得搖搖欲墜。人類學家貝絲·考克林認為，搖搖欲墜的屋頂意在提醒人們，死亡撼動了整個村落的安寧。他們把從各家取下的橫梁綁在一起，用羽毛予以裝飾，一副焚燒架便製作完成。最後，死者的家人抬出屍體放在架子上焚燒。村裡的女人們還準備了玉米麵包，做佐餐之用。

瓦裡人不覺得食人有任何不妥。他們對動物和肉的理解與我們截然不同。他們認為，動物都是有靈性的，動物既不從屬於人類，也不比人類低級。每一天，人類和動物都在進行獵人和獵物角色的轉換。美洲虎、猴子和貘很可能把自己當作人類，同時又把人類當作野獸。瓦裡人尊重他們吃下的一切生靈。

此外，只有和死者血脈不是很近的人，才能食用處理後的人肉，比如姻親、遠房表親、部落成員等，統稱為死者的親緣關係。他們不是報復心強的嗜血狂魔，也不是變態——這些是人們常說的食人動機。事實上，由於亞馬孫雨林溫暖潮濕的氣候，屍體在屋外放置幾天之後，就會產生不同程度的腐爛。強迫自己吃掉一具腐爛屍體，只是意味著他們對死者及其家人最深切的哀悼。

食人與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和獲取死者的能量無關。食人是為了毀滅肉體。把屍體整個埋在土裡，瓦裡人光是想想就覺得害怕。只有被吃掉，屍體才算完全從這個世界上消失，這對死者家人和部落來說是一個莫大的安慰。

死者生前的痕跡也要被處理掉，不然整個部落就算不上完整。處理完遺體之後，死者的所有財產都要銷毀，包括他生前種的莊稼和建造的房屋，必須統統燒掉。死者的家屬可謂失去了一切，這時他們的親戚和部落裡的族人就要照顧他們，幫助他們重建家園。他們確實得到了應有的照料，死者的喪事加固了族人間的信任。

20世紀60年代，巴西政府強令瓦裡人放棄食人，改用土葬。讓自己故去的族人躺在地裡腐爛，無疑與瓦裡人的信仰和習俗相左。只要肉體還在，生者就會一直被失去親人的痛苦折磨，想忘掉都難。

如果我們生在瓦裡人的部落，被我們貶為“野蠻行徑”的食人是悠久的傳統，我們會認真地舉行這個儀式。要是在北美洲，我們會先進行防腐，即長時間地保存屍體，然後把屍體放進棺材埋入地下。對於瓦裡人來說，這種做法不僅無禮，而且陌生。都說西式葬禮意味著真理和尊嚴，但這種真理和尊嚴不過是我們自身文化的產物。

巴西女畫家Tarsila do Amaral的畫作《食人》（Abaporu）

一定要對屍體進行防腐嗎？

北美殯葬行業聲稱，現代防腐技術傳承自幾千年前古埃及的防腐藝術，可謂師從最資深的屍體保存專家，以至於現在的喪葬承辦人都是一副繼承了古代文明的架勢。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來，這種說法漏洞太多。防腐師可以宣稱自己的手藝源於古埃及人，但是美國人在19世紀60年代早期才開始運用防腐技術，圖坦卡蒙（古埃及新王國時期第十八王朝的法老）的時代和19世紀初的美國之間分明差了一條銀河。

古埃及人用的技法和你家當地殯儀館使用的技術完完全全是兩碼事。大約 2500 年前，埃及貴族的屍體都會經過精心細致的處理，整個過程需要幾個月才能完成。而你家附近的殯儀館，從頭到尾隻用三四個小時就能搞定一具屍體。換句話說，如果防腐師傅肯在你身上花上三四個鐘頭，你這輩子算是值了。

幾年來，大型殯葬企業不停收購地方“老字號”殯儀館，一方面打著“老字號”招牌拉攏人心，一方面哄抬服務價格，壟斷防腐設備。這樣一來，屍體處理幾乎成了流水線操作，防腐師承受著巨大的工作壓力，忙著在規定時間內加工好一具完整的屍體。

古埃及人認為，為屍體防腐是一種宗教行為，每一個步驟都意義非凡——不管是用長長的鐵鉤伸進鼻腔把大腦搗碎，把內髒放進帶有獸首形瓶塞的卡諾匹斯罐（古埃及人製作木乃伊時用來保存內髒以供來世使用的器具），還是將屍體置於鹼鹽中40多天，直到水分全部被吸乾。

北美洲的防腐師沒有大腦攪拌鉤和內髒存儲罐等裝備，他們只會在屍體身上打洞，排乾血液和其他液體，然後注入烈性防腐劑。最關鍵的是，現代防腐技術的誕生和信仰毫無關聯，完全是市場和消費主義作用下的產物。

用化學製劑給屍體防腐的方法誕生在內戰爆發之後，也就是說，19世紀中期以前，美國人還從未享受過克裡夫（書中人物，逝者）的待遇。那時的人們都自己動手，在家處理親人的屍體。

死者通常在親朋好友的陪伴下，在床上一命嗚呼。與死者關係最近的家屬負責清理和包裹屍體，然後把屍體安放於客廳，連續幾個晚上在旁守靈——“守靈”一詞源於古英語，意思是“守望”，不是人們通常說的“守護靈魂”，好像屍體會突然復活似的。

為了防止屍體在家中腐爛，人們想出了不少新奇的點子，例如用醋浸泡裹屍布、在屍體下方鋪滿冰塊等，都是19世紀發明出來的。守靈期間有食物和酒水供應，帶著一種送別死者離開的意味。

守靈那幾天，死者親屬還要製作一副木質棺材，有時得委託當地木匠完成。棺材為六邊形，底端比上端狹窄，表明是專門用來裝死人的。和以前不同，現在流行兩端一樣寬的矩形設計，連稱呼都從“棺材”變成了“靈柩”。守靈於幾天之後結束，家屬把屍體放入棺材，扛到附近的墓地埋掉。

到了19世紀中葉，紐約、巴爾的摩、費城、波士頓等工業化大城市已經發達到將殯葬作為一項產業。與農場和小鎮不同，大城市分工明確，殯葬承辦人成為一門職業，雖然工作不外乎販賣葬禮用品和裝飾，比如製作棺材，出租靈車和葬禮馬車，兜售喪服和珠寶等。他們同時也從事其他生意賺點兒外快。所以你會發現200年前的廣告特別搞笑：“約翰·詹森——葬禮承辦人，其他業務包括拔牙、點燈、造房、打鐵、做家具。”

之後，美國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內戰——爆發了。1862年9月1日發生的安提塔姆戰役，被“譽”為內戰中（也是美國歷史上）日傷亡最大的戰役，共有2.3萬人死在戰場。他們鼓脹的屍體上爬滿了蛆蟲，旁邊躺著死狀同樣淒慘的馬和驢子。4天后，賓夕法尼亞第137 團到達現場，團長不得不要求上級同意他計程車兵先喝酒再埋屍體，因為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下，這個任務才可能完成。

南北雙方開戰的4年間，許多家庭很難把兒子或丈夫的遺體從前線領回來，因此屍體一般由火車運回故土。然而，南方夏日的高溫導致屍體嚴重腐爛，腐屍散發的氣味遠不止難聞那麽簡單。聯邦軍的軍醫記錄道：“維克斯堡戰役中，交戰雙方不得不短暫休戰，因為沒人受得了烈日下那股撲鼻的屍臭。”

可想而知，用火車將如此令人作嘔的屍體運到幾百英裡開外，再愛國的列車長也不會受這份罪的。鐵路公司開始拒絕運輸死屍，除非是密封在鐵棺材裡的屍體——但是鐵棺材造價昂貴，大多數家庭根本買不起。

電影《天上再見》劇照。電影涉及到一戰後有人利用屍體大發國難財的歷史。

有些人立即嗅到了商機。如果死者家人同意支付費用，他們就用一種名為“防腐”的新技術保存屍體，並可在戰場上當即操作。哪裡爆發了戰役，他們就跟到哪兒，可謂美國最早一批發災難財的人。面對激烈的競爭，據說他們經常放火燒掉同行的帳篷，還在當地報紙上登廣告：“經我們防腐處理的屍體，永遠不會變黑！”為了讓客戶信服防腐師會處理一具無名死屍，然後將防腐後的成品擺在外面示眾，以此證明自己技術超群。

戰場防腐師的設備異常簡陋，一塊木板架在兩個木桶上就是操作台。防腐師往新鮮屍體的頸動脈中注入化學藥水，成分包括“砷化物、氯化鋅、二氯化汞、鋁鹽、鉛糖，以及鹽、鹼、酸混合物”。托馬斯·霍爾姆斯醫生聲稱，內戰期間，他一個人用上述配方為4000具士兵遺體做了防腐處理，每具收費100美元。殯葬業至今有人把他奉為“防腐之神”。承擔不起昂貴化學配方的家庭，只好選擇更實惠的方法，也就是取出屍體內髒後，用木屑填充空空如也的體腔。汙損屍體對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來說都是一項重罪，但是一想到能與所愛之人重逢，宗教理想可以先放一放。

內戰時期給屍體防腐是有原因的。家屬需要死去親人的屍體完成儀式，送他們走完最後一程。即便現在的屍體不需要遠程運輸，防腐也很有必要。就像布魯斯說的：“防腐對你來說有用嗎？沒有，但如果你要他輾轉於殯館、教堂等好些地方，折騰得跟《伯尼家的周末》似的，你最好給他做做防腐。”這麽說的話，克裡夫其實用不著，因為明天他就要葬在薩克拉門托軍人公墓了。

防腐說起來簡單，但收益可不簡單。雖然法律沒有規定每具屍體都要進行防腐處理，但防腐是北美殯葬業的首要業務程序，而殯葬業在北美已成為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產業。正是因為防腐處理，整個行業150多年來才一直興旺不衰。如果沒有發明防腐，殯葬人說不定還在一邊賣棺材，一邊給人拔牙呢。

那麽，我們為何會如此推崇防腐，以至於把阿基諾伯伯裝點得不倫不類，像個道具似的躺在棺材裡？我們為何理所應當地認為防腐屬於標準程序，而沒有詢問有關部門是否需要給克裡夫做防腐處理？19 世紀末，殯葬人認識到他們的專業性需要由屍體呈現。屍體有可能而且也確實成了一種產品。

在殯葬業發展的早期，人們之所以覺得傻瓜都能當殯葬人，是因為這一行沒有什麽國家統一資格認證或標準。所謂的“專家”從一個鎮子來到另一個鎮子，教授為期3天的防腐課，課程通常以“專家”推銷自己代言的防腐劑告終。

但短短幾十年間，防腐師改頭換面，徹底擺脫掉小商販的嘴臉。防腐劑生產商將防腐師塑造成接受過專業訓練的技術人才——既關注公共衛生，還懂得審美，經過他們處理的屍體漂亮得可供人欣賞。他們大肆宣傳這種形象，仿佛科學和藝術終於在這個領域完美地合二為一。類似的廣告鋪天蓋地，刊登在諸如《裹屍布》《西方殯葬師》《光明》等業內刊物上。

掌握了防腐技術的新派殯葬師開始向公眾傳遞這樣的信息：他們的技能可以保護公眾遠離疾病的侵害，他們的美學可以給死者家屬留下“最美的回憶”。是的，他們靠死人發財，但醫生不是也一樣嗎？難道防腐師就該白白乾活兒嗎？當然，在沒有防腐師的情況下，幾百年前的人也能在家把屍體處理得妥妥的——這個暫且不談。防腐技術像個神奇秘方，要是沒有它，再專業的人也稱不上專業。

每一種文化都有處理遺體的獨特手段，不僅令外行人吃驚不已，也對我們自己的“意義之網”有所挑戰——瓦裡人燒烤自己的族人，我們用針管捅別人的內髒，但是瓦裡人的所作所為與布魯斯（書中人物，作者的同事）對克裡夫的做法存在本質上的區別。瓦裡人的信仰要求肉身必須徹底消失，而我們北美人給死者防腐，但並不信奉防腐本身。防腐不是一種儀式，不能給我們帶來內心平和，但能讓我們掙900美元。

日本電影《入殮師》劇照

傳統殯葬業剝奪了我們和死亡的真實互動

格蘭代爾在洛杉磯北邊，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城市：擁有全美最多的亞美尼亞人口、“31種美國口味冰淇淋”的故鄉、世界上最知名墓園“森林草坪”的所在地。“森林草坪”不只是個公墓，而且還是一座“紀念公園”，寬廣起伏的丘陵上沒有一塊豎碑，不少好萊塢明星都長眠於此。

“森林草坪”公墓建立於1906年。1917年，一位名叫休伯特·伊頓的商人擔任新一任總經理。此人對單調乏味的歐式葬禮恨之入骨，立志打造一個新穎、樂觀的美式“紀念公園”，徹底向老派墓園宣戰。伊頓用刻著有關死者信息的石板，取代了立式墓碑，因為“穿行在墓碑中間實屬掃興”。他把“森林草坪”變成藝術的樂園，豎立起無數座大理石雕像，並稱其為“不說話的墓地推銷員”。

伊頓是第一個倡導樂觀主義的墓園老闆，以“消除一切悲傷”為己任。“森林草坪”引發了一股美化死亡的風潮，備受全美殯葬業歡迎。死亡成了“與生者的告別”，屍體被稱為“逝去的摯愛”“遺體”或“某某先生”，而這位“摯愛”經過防腐和化妝等悉心的照料後，就要獨自一人“沉眠”在華麗的哀悼室裡，等待入土。

1959年的一期《時代周刊》稱“森林草坪”公墓為“迪士尼死亡樂園”，還稱伊頓每天早上都領著員工禱告，提醒他們“推銷的是不朽”。當然，並不是誰都能買到不朽。我們從文章裡得知，他們遺憾地拒絕了黑人和中國人的購買意願。

激進的死亡唯美主義理念令“森林草坪”公墓名聲大噪，但也遭到了美國作家伊夫林·沃的大肆嘲諷。沃在《親者》書中寫道，伊頓麾下的防腐師團隊把每一具送至“森林草坪”的屍體“泡入防腐劑裡醃，濃妝豔抹似妖娼，膚色暗紅不會爛，能存大約100年”。

由於“森林草坪”公墓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成為殯葬業的輝煌時代。美國內戰後的90年裡，殯葬人設法改變了公眾對這份職業的看法。一開始他們不得不靠給人做棺材增加額外收入，後來搖身一變成了化學技術一流的高級人才，打著“改善公共衛生”的旗號給屍體防腐，把光鮮亮麗的防腐成果展示給潛在客戶。戰後經濟繁榮，人們出手闊綽，有實力和別人攀比葬禮的奢華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20年裡，全美的火化率低得令人怎舌，只有3%到4%，如果死者家屬認為，一個由凱迪拉克式窄型棺材、華麗的花藝和防腐後的屍體打造的精致葬禮讓他們看起來特有面子，那還要火化做什麽呢？經過防腐處理的屍體枕在柔軟的墊子上，身穿薄料做成的壽衣，頭上頂著蓬松的髮型，以藝術品之姿入土為安。這種庸俗的品位無疑迎合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主流審美，就像宗教學教授、美國殯葬業學者史蒂芬·普羅特勞說的，“20世紀50年代是一個花裡胡哨的年代”。

這股“花裡胡哨”的風潮沒有持續太久。20世紀60年代，美國消費者們終於意識到，自己被殯儀館虛高的價格坑慘了。在公眾看來，殯儀館不再是莊嚴與正派的代表，殯葬人變成了一群無恥之徒，靠喪事大發橫財，佔透了死者家屬的便宜。美國社會掀起一場反對殯葬業現狀的運動，領軍人物當屬一位名叫傑西卡·米特福德的女人。

1963年，米特福德寫了一本名叫《美國式死亡》的書，對殯葬承辦人大加抨擊。作為一名信心十足的共產主義者，米特福德相信殯葬人是一群貪得無厭的資本家，“跟美國公眾玩了一個巨大、殘忍、昂貴的惡作劇”。《美國式死亡》一躍成為暢銷書，盤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榜首數周。此書反響極其熱烈，米特福德收到幾千封讀者來信，這些人全都認為自己是殯葬業的受害者。她發現基督教神職人員成了自己最堅定的盟友，因為在他們看來，奢靡豪華的葬禮屬於“異教徒行為”。

為了抗議“森林草坪”公墓和其同類推行的價值觀，米特福德宣布自己死後不會舉辦傳統的豪華葬禮，而是選擇經濟實惠的火葬。1963年可謂火葬之年。這一年，《美國式死亡》一書出版，教皇保羅六世推翻了天主教徒不得使用火葬的禁令，兩者聯手將美國推向了火葬的潮流。《美國式死亡》剛推出時，大多數美國人還是選擇把防腐後的屍體土葬。但在此書出版的數年內，火化率逐年增高。社會學家認為，未來10年內，全美大約一半人口會選擇火葬。

米特福德於1996年去世，她的丈夫幫她實現了遺願，將她的遺體直接火化——沒有亂七八糟的裝飾，沒有儀式，沒有家人到場，只花了475美元。她的骨灰裝在一次性塑料骨灰盒裡。正像米特福德說的，直接火化確實是一個明智、實惠的選擇。殯葬業的老家夥們把直接火化叫“燒烤樂”或者“快速處理”。他們痛恨米特福德做的一切，她的死終於給了他們取笑她的機會。

我和米特福德一樣，不認同以前過分講究排場的傳統葬禮，也不覺得永久性防腐有什麽必要，雖然布魯斯公開表明自己是防腐藝術的鐵杆擁護者。米特福德表現出令人欽佩的果敢，她揭開了防腐技術“泡在福爾馬林裡的秘密”，告訴世人一般每一具屍體都“要在短時間內噴洗、切片、穿孔、浸泡、固定、理發、剃須、上蠟、化妝、點綴、穿衣——從一具普通的屍體變為‘美麗的記憶’”。

但是，隨著我在西風（美國的一家火葬場，作者工作6年的地方）工作的時間越久，就越不讚同米特福德的看法。我感覺自己好像背叛了她，畢竟在倡導可替代性葬禮方面，她是無可爭議的領軍人物，是為消費者謀權益的改革者。只是，如果屍體防腐和豪華葬禮糟糕透頂，那她所謂的廉價、簡單的葬禮就一定好嗎？

我發現基於快速處理的殯葬文化有些令人不安。雖然西風還提供防腐和土葬服務，但是大部分業務來自快速處理，即費用不超過1000美元的火化。火葬預約和在線服務聯手米特福德，堅決要把殯葬人趕出殯葬業。

我有一本1998年再版的《美國式死亡》，封面上的米特福德坐在一座地上陵墓的過道裡。她穿著一身舒適的套裝，手拿一個配套的拎包，一臉不荀言笑，活像真人秀《超級保姆》裡那個嚴肅女人的中年版。

American Way of Death

米特福德的英倫氣質在其筆下凸顯得淋漓盡致。她以自己故鄉的傳統為榮，所謂“傳統”指的就是盡可能減少與屍體的接觸。在美國和加拿大，瞻仰防腐後的屍體已然成為一種文化習俗，但是英國人（至少米特福德和她的上流社會友人）根本不允許屍體出現。很難說兩種做法哪個更糟。

英國人類學家喬弗裡·戈爾把英國當代殯葬習俗和色情文化做了比較。維多利亞時代將性和性欲視作文化禁忌，當代世界把死亡和臨終當作忌諱的話題：“我們的曾曾祖父還是孩子時，家長告訴他們嬰兒都是從醋栗叢或者垃圾堆裡撿來的，而我們則很有可能跟孩子說，那些死去的人有的變成了花，有的躺在美麗的花園中休息。”

戈爾指出，由疾病和衰老造成的“自然死亡”在20世紀逐漸被“暴力死亡”取代——戰爭、集中營、車禍、核武器。如果說美式樂觀主義掀起了用化妝品和化學試劑美化屍體的風潮，那麽英式悲觀主義則徹底把屍體和喪葬儀式從文明社會中抹去。

《美國式死亡》的前言裡，有兩處內容令我頗為震驚。首先，米特福德聲明此書“不會涉及古怪的印第安喪葬習俗，儘管有些部落仍然沿用至今”。順便說一句，這些習俗離古怪還差得遠呢。美洲原住民的葬禮方式極為豐富，例如達科他州的蘇族人搭起一座6到8英尺高的木質平台把屍體放在上面讓其自然腐爛，並舉行繁複的儀式悼念死者。其次，米特福德否認殯葬業之所以畸形發展，美國公眾也負有一定責任。她自信地寫道：“根據現有的證據，我沒法怪罪大眾。”

與米特福德不同，我認為公眾的確有錯。對此，我確信不疑。

凱特琳·道蒂

《美國式死亡》向讀者保證，沒有比痛恨死亡再正常不過的了：你當然希望越早完事越好，沒人願意在殯儀館逗留；你當然不會四處打聽哪個殯葬人“口碑最好”，讓自己看起來像個變態；你當然不知道殯儀館是什麽樣子如何運營。米特福德用撫慰性的口吻，告訴我們否定死亡不僅合理，而且本應如此。

米特福德對殯葬人恨之入骨，因為他們是一群商人。但不管你喜不喜歡，這就是他們的本質。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殯儀館是民營企業，是要賺錢的。說起銷售指標和額外任務，殯葬企業的員工不愁沒苦水可倒。

毫無疑問，美國殯葬業需要改變，但米特福德給出的意見只會導致兩敗俱傷。她點亮了希望的火柴，卻向身後一扔，自己拍拍屁股走了。一大批信徒追隨著她的腳步，憤怒地要求殯葬業提供廉價的葬禮服務。

在《美國式死亡》一書中，傑西卡·米特福德力圖改善的並不是我們和死亡的關係，而是我們和價格的關係。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殯葬業愚弄了大眾，靠的不是高價，而是死亡。殯葬業剝奪了我們和死亡的真實互動，讓我們失去了面對自身死亡的機會，雖然米特福德出於好意，但是直接火化只能讓情況更糟。

美劇《六尺之下》第五季劇照

我們多麽懼怕自己的腐爛

人們誤以為“土葬”就是直接把屍體埋進土裡，直接為末日之戰 World War Z埋下了隱患。邁克爾·傑克森那首《戰栗》的音樂錄影帶上，土裡伸出一隻腐爛的手，接著整個死屍從墳中一躍而出。這種土葬方式確實有過，但發達世界已經不流行這麽做了。

如今，屍體首先經過防腐處理，入棺材中封好，然後置於混凝土或金屬材質的地下墓穴，屍體被不同的人造物層層包裹起來，完全與地面上的世界隔離開來。最後再在墳上立一塊石碑，好似點綴在聖代冰淇淋上的櫻桃，拒絕承認死亡的存在。

沒有法律規定必須使用墓穴和棺材，墓園自己定的規矩而已。墓穴的作用在於把屍體和土壤隔開，美化地面景觀時可以更統一、更節約成本。作為一項增值服務，墓穴還能靠個性化設計提高價格。人造大理石？青銅？家屬朋友們，請隨意挑選。

作家兼環保主義者愛德華阿比去世後，他的朋友們不忍將其安葬在傳統墓園，於是把他的屍體偷出來裝入睡袋後塞進卡車備份廂，一路駛向亞利桑那州的卡貝薩·普裡埃塔沙漠。他們在塵土飛揚的路上開了許久，一直到公路盡頭才停車，就地給阿比的屍體挖了個坑。他們在路旁的石頭上刻下阿比的名字，還往墳上澆威士忌。這種悼念方式非常契合阿比的理念，他一生都在警告人們，遠離自然必將帶來危害。他說過：“如果我的屍體能夠滋養杜松樹的樹根，能夠強壯禿鷲的羽翼，這足以成為我的不朽，其他任何人也應如此。”

憑借自然的力量，人類的屍體在土地裡腐爛、分解、斷裂，最後融入大地母親的深處，回歸塵土。我們卻用防腐技術和厚重的棺材中斷了這個過程，絕望地想要阻止這不可避免的結局。這恰恰證明了我們多麽懼怕自己腐爛。殯葬業打著讓屍體看起來“自然”的名義，大肆推銷棺材和防腐技術。這種死亡習俗，其自然程度不亞於訓練棕熊或大象等大型動物穿著小外套跳舞，以及在環境惡劣的美國沙漠建起仿造的埃菲爾鐵塔與威尼斯運河。

對人體腐敗的厭惡並非貫穿於西方文化。事實上，我們和腐爛一度有過甚是親密的關係。在基督教早期階段，基督教還是一個艱難求生的小型猶太教派。信奉新救世主的人們面臨嚴酷的迫害，有時還會因自己的信仰而送命。這些殉道者的下場著實可怕，砍頭、石刑、剝皮、絞刑、十字架刑，有的被丟進滾燙的油鍋，有的被送去喂了獅子等等。他們得到的報答就是直接升入天堂，沒有煉獄，沒有審判日，直達上帝的國度。

到了中世紀，這些殉道者兼聖徒成了明星。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教合法，殉道者的屍體立刻成為熱門景點。如果你的教堂有一具知名聖徒的遺體——哪怕只有一顆心髒、一塊骨頭或一小瓶鮮血——崇拜者都會蜂擁而至。人們相信聖徒的靈魂徘徊在遺體周圍，賜予前來致敬的信徒以奇跡和聖潔。

隨著基督教愈發壯大，越來越多的教徒要求把自己埋在教堂裡面或四周，只為一沾聖徒的“仙氣”。這種土葬方式在帝國內迅速蔓延，從羅馬帝國、拜佔庭帝國，一直到現在的英國和法國，整個城鎮都是圍繞這些教堂和屍體建立的。

教堂忙著供應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當然是為了掙錢。富得流油的權貴之人大都選擇離聖徒最近的位置。但凡有個能裝下人的大坑，裡面就肯定有一具屍體。毫不誇張地說，教堂裡到處都埋著死人。半圓形後殿的附近和入口處的門廳是最佳位置。除此以外，其他位置均免費提供：樓梯地板下面、屋頂上或屋槍下，甚至砌進牆裡。你去禱告的時候，教堂牆裡的屍體說不定比教區居民的數量還多。

由於沒有製冷設備，教堂在炎熱的夏季裡肯定臭氣熏天地超乎想象。意大利醫學家伯納迪諾·拉馬齊尼曾抱怨道：“教堂裡埋了太多的人，屍體經常暴露在外，這可惡的味道定是來自他們。不管教堂點燃了多少熏香、沒藥和其他香料以驅散惡臭，這股瘴氣顯然對活人極其有害。”

如果你沒錢沒勢，不能在教堂裡得到一塊安息之地，那麽可以考慮一下後院。有的屍坑約30英尺深，埋了1500具屍體。這個習俗完全顛覆了中世紀前期羅馬人和猶太人的信仰，他們認為死屍是不潔淨的，應埋在遠離城鎮的郊區。教堂後院在中世紀時期演變為墓地，墓地因此不再隱藏在人們的視線之外，而是成為城鎮生活的中心，成為社交和經商的核心地帶。

商販向來往的人們兜售啤酒和葡萄酒，建起公共火爐製作新鮮麵包。年輕的情侶們在暮色中漫步，還有人向聚集的人群演講。1231年，魯昂委員會禁止公眾在墓地和教堂跳舞，違反者一律逐出教會。看來人們沒少找樂子，不然怎麽能頒布如此嚴格的禁令呢？就這樣，生者和亡者和諧地生活在墓地裡。

歷史學家菲利普·阿雷茲在其精彩絕倫的著作《死亡面前的人類》中，全面研究了1000年來西方的死亡文化。他聲稱：“從今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亡者不再帶來任何恐懼。”這個說法可能有些誇張，但就算中世紀時期的歐洲人懼怕死亡，他們也能想辦法克服，因為與聖徒相伴所得到的榮耀相比，死人不體面的模樣和味道已經不重要了。

人體腐敗不過是死亡的又一個真相，通過必要的視覺（和嗅覺）感官提醒我們，肉體很脆弱，在宇宙轉運站瞬即逝。保持這樣的警覺是有益的，而且親眼所見人體腐敗的模樣，也會帶來非凡的啟發。自古以來，佛教僧人就通過觀想腐屍，以達到遠離肉欲、永久抑製自己欲望的目的。冥想的內容主要是屍體在不同腐爛階段的不同相貌：膨相，壞相，血塗相，膿爛相，青相，噉相，散相，骨相，燒相。

除了內在的冥想，僧人也會前往亂墳崗觀想真正的腐屍。沒有比長期直面腐屍更能消除對死屍的恐懼了。如果腐屍徹底從文化中消失（現在已經消失了），但我們又需要這些腐屍以消除對死亡的恐懼（是的，我們需要），那麽完全擺脫了腐屍的社會將是什麽樣子？我們無須假設：我們就生活在這樣的文化中，一個否定死亡的文化。

否定死亡的形式有很多種。我們癡迷於永葆青春，著了魔似的購買護膚品，把化學成分往臉上塗，還嘗試排毒養生法，因為商家不停告訴我們自然衰老是多麽可怕。用來製造抗衰老產品的投入每年高達1000億美元，殊不知每年約有310萬名5歲以下的兒童死於饑餓。我們的科技和建築也在加深這一否定，不斷製造假象：比起馬路上撞死的動物，我們和線條流暢的蘋果電腦更有共同點。

要想打破這一循環，避免使用防腐技術、棺材、厚實的墓穴，就要選擇綠色或自然土葬。現在只有幾家墓園提供這種服務，但隨著社會需求的日漸增長，這種方式愈發流行。除去偷屍體和沙漠大逃亡這兩個環節，愛德華·阿比的遺體就是典型的自然土葬。遺體用可降解的裹屍布包好理入土中，墳前擺上一塊石頭做標記。遺體快速腐爛把原子重新釋放回宇宙，創造新的生命自然土葬不僅是目前最環保的做法，而且能減輕人們對腐敗的恐懼，降低失控的風險，可謂一舉兩得。選擇自然殯葬意味著向他人宣布：“我知道，自己由無數的有機物組合而成，對此我無能為力，但我要慶祝一番。腐爛萬歲！”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整合自《好好告別》一書中不同章節，較原文內容有所改動。

作者：凱特琳·道蒂；整合：楊司奇

編輯：張進；校對：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