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多少書？唐朝皇帝的藏書大約有8.9萬卷

本文選摘自《中國歷史研究手冊》（譯者：侯旭東 / 孫迪 / 趙冬梅 / 成一農 / 雷聞 / 李丹捷 / 方誠峰 / 鄔文玲 / 梁心，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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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藏書規模

羅馬皇帝圖拉真（Trajan）的圖書館（建於公元112年至113年）向公眾開放，藏書大約2萬卷，這一數字表明其應當比漢代皇家藏書機構（677種，13269卷）收藏了多得多的資料。此外，漢朝的皇家藏書沒有向公眾開放。公元3世紀位於亞歷山大的圖書館據說藏書49萬卷。毫無疑問數字有誇大，且無疑其中還有很多複本。儘管如此，這個圖書館看起來已經比中國古代最大的圖書館要大得多。

中國古代藏書機構規模較小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莎草紙與竹簡相比是一種更為輕便、易於書寫的材料。但是一旦中國開始使用紙張，書籍的生產變得更為容易，由此中國藏書機構的規模即使沒有超越，但也可以與古代地中海世界的藏書機構相媲美。

從公元4世紀至大約1500年，中國最大藏書機構的藏書量是歐洲最大圖書館的三或四倍。公元721年，唐朝皇帝的藏書大約有5000至6000種（8.9萬卷）。宋朝的皇家藏書量在12世紀初的鼎盛時期達到了4000至5000種。這些確實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數字，但中國皇家收藏只是例外，並且它們的使用受到嚴格的限制。唐宋時期，只有極少的藏書樓藏書達1000或者2000種（歐洲大教堂藏書室中最大的在手稿收藏量上也無法與之相比）。

大多數唐宋時期的藏書樓（和歐洲的修道院圖書館一樣）僅有幾百種藏書。中國書院的藏書（和歐洲1500年前的早期大學的藏書）數量同樣不超過幾百種。9到12世紀初之間，開羅、巴格達和科爾多瓦的阿拉伯圖書館比中國最大的藏書機構還要大，更遠大於歐洲的圖書館。約始於1500年，中國的藏書機構開始被南歐的圖書館趕上。如，到1523年，威尼斯收藏家多蒙尼克·哥瑞瑪尼（Domenico Grimani）擁有1.5萬冊藏書，比天一閣創辦者范欽1568年去世時的藏書量要多許多。

1600年之後，中國的藏書樓完全被北歐的圖書館所超越（例如，德國的沃爾分比特爾[Wolfenbutel]的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Bibliotheca Augusta]藏書在1649年達6萬冊，到1666年達12萬冊）。截止到18世紀20年代，巴黎的國王圖書館（Bibliotheque du Roi）擁有8萬部圖書，劍橋大學有4萬部（1715）。這一時期，大英博物館的印本藏書達到了5萬冊，大致是乾隆皇帝《四庫全書》的15倍（7個手稿副本，3471種）。1700年之後，甚至北美地區的圖書館在規模上也開始超過中國。到這一世紀末，那裡最大的私人圖書館，也就是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的圖書館，藏書量達到了4889種，6487冊（印本）（基本上是《四庫全書》的兩倍）。19世紀，隨著歐洲和美洲藏書量多達100萬冊的大型國家圖書館，以及個別如阿克頓勳爵（LordActon）將近7萬冊私人收藏的出現，藏書量的差距進一步擴大。

知識窗 藏書量統計的不可靠性

《新唐書·藝文誌》記錄長安嘉則殿（Hall of fine standards）中保存的隋煬帝藏書達 37 萬卷，並補充說去除重本，為 8 萬卷（《 新唐書》57：1422）。 同時期的文獻中提到“37 萬卷”這一數字的僅有杜寶（編修）的《大業雜記》（Miscellaneous notes of the Daye era）“609 年”條。 無論是《 隋書·經籍志》還是《 舊唐書·經籍志》均無載，但是宋代之後，其被不加懷疑地引用作為皇室藏書的最高峰（就數量而言）。 看到這一數字的第一反應就是，37 萬卷基本上不可能是印刷術還沒發明時的藏書量，因為即使是印刷術發明之後一千年，乾隆帝聚書亦不及其半（精確的數字是172621卷）。

另外一例，公元 5 世紀中葉帝國藏書規模的數字很可能是個明顯的抄寫錯誤：《七錄》中引用了謝靈運（385—433）編纂的帝國藏書目錄《秘閣四部目錄》（431）的數字14582 卷。 據《隋書·經籍志》序，是64582卷（《隋書》：906）。 據《舊唐書·經籍志》，是4582 卷（《舊唐書》：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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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藏書

“聚書不同，有讀書者之聚書，有聚書者之聚書”，這段錢謙益（1582—1664）的言論，收入其族孫錢曾（1629—約1699）的藏書目錄《讀書敏求記校證》（Reading notes on books diligently sought），1726；上海古籍，2007，478頁）。

現存最早的關於古代中國私人藏書內容的詳細證據來自戰國至漢代墓葬隨葬的書籍。漢代紙張發明後的數百年中，私人藏書的規模不斷增加，但是按照後來的標準，絕大多數規模依然很小。例如，《晉書》范平（215—284）傳提到他藏書數量眾多，因此遠近之人紛至，來閱讀或抄寫，其孫向這些人提供飲食。但其藏書僅7千卷，不會超過幾百種（《晉書》91：2346）。兩百年後，我們知道著名作家和藏書家張緬的藏書過萬卷，被認為規模很大。規模更大的是著名學者和史學家沈約（441—513）的藏書，他也在梁朝任職。據說藏書達2萬卷（可能超過1000種）。皇太子蕭統及其堂弟蕭勱（活躍於520）藏書都多達3萬卷，這一規模被認為遠超文德殿中為高官和學者設立的藏書機構（公元505年為23106卷）。梁元帝號稱藏書8萬卷（《金樓子》6，“聚書”）。

現在已知宋代之前大約200位藏書家的名字，包括唐代的大約60位。他們中收藏圖書最多的可能也不及沈約。

私人藏書的規模和數量在宋代印刷術普及後開始增長（700種藏書的名字以及極少數例子中，藏書的細節保存下來）。據說宋代兩位藏書家的藏書有10萬卷（約6000種）。其一是南宋早期具有影響力的官員葉夢德（1077—1148）。另外一位則是國子監司業陳振孫（約1183—1249以後），其藏書目錄《直齋書錄解題》（13世紀早期）收書3096種，51180卷。周密的藏書量略少（4.2萬卷）。此外有六位宋代藏書家各有藏書3萬卷。然而，大部分藏書家的藏書都不超過1萬至2萬卷（最多可能幾百種，偶爾能達千種）。現存最早的宋代私人藏書書目是約1151年的《郡齋讀書志》。收錄了1937種（24501卷）書的解題，這確是少見的收藏數量。

第一次提到為收藏私人圖書而修建的特殊建築出現在公元4世紀，時稱“書藏”。始於唐代，但是尤其是在宋代，出現了其他稱呼，如“書樓”“藏書樓”“書齋”。到明末，除了天一閣，其他一些藏書樓有書一到兩千種。可能規模最大的是山陰祁承?（1562—1628）的藏書，據說有10000種（14至15萬卷）。他像前輩范欽一樣，留下家規，試圖以此在自己死後保證和擴大其家族藏書（DMB，128—20）。第三宗私人藏書屬於17世紀的印刷/出版家毛晉，據說他有“84000”卷，這個數字大得不同常。

范欽的長子、侄子以及長孫持續不斷積累天一閣的藏書。明清很多著名學者都前往寧波參閱這些著作，其中一些還編纂了書目。建築本身也非常著名，乾隆皇帝考慮如何保存《四庫全書》時，曾派遣官員前往寧波研究天一閣的建築、庭院和水源供應。

儘管存在嚴格的用來保護天一閣的家規，但是自18世紀開始藏書逐漸散佚，當時范欽的直系後代，也就是八世孫范懋柱在乾隆編修《四庫全書》時，將638種善本呈送朝廷。作為回報，他得到一套萬卷的《圖書集成》，但是他所呈送的善本再也沒有發還。1840年，英國軍隊進入天一閣，基於情報目的帶走了一些地志方面的著作。

更為嚴重的損失發生在1861年太平天國佔領寧波期間，書籍被偷走賣給舊紙商。但是最糟糕的破壞發生在1914年，上海的書商雇傭當地的一名匪盜薛繼渭，在牆下挖地道偷走了大部分藏書（那時，共有超過1000種）。

明末，除了天一閣之外，還存在其他一些藏書量在1000至2000種的私人藏書家。其中規模最大的可能就是山陰（紹興）的祁承?（1562—1628）。其藏書量據說達到了萬種（14萬至15萬卷之間）。祁承?與前輩范欽類似，留下家規，確保去世後藏書得以保存並且擴展（DMB，218220）。第三大私人收藏就是17世紀的書商毛晉，其藏書規模超乎尋常，達8.4萬冊（這個數字大得不同尋常）。

超過2000位清朝私人藏書家的名字流傳了下來（超過了之前中國歷史上保存下來的藏書家名字的總和）。其中500多位藏書家的藏書據載達萬卷。其中規模最大的，據說達到了超過20萬卷或者1萬種的則不多。當時最大的藏書家之一，丁丙（1832—1899），據其藏書目錄，收藏了8000種書。

接近45%的清代私人藏書都位於江蘇和浙江。18世紀富裕的杭州藏書家汪憲（1721—1770）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藏書振綺堂規模並不龐大（約1萬卷），但是其中善本充盈。他去世後，其子在朝廷編纂《四庫全書》時，將600部書籍呈送給朝廷（整個帝國只有四個其他家族能與其媲美）。汪憲是當時杭州其他六位藏書家的核心，他們相互之間交流藏書的觀點，並且允許其他人來抄錄自己的珍藏。這一圈子中的另外一個成員，鮑廷博（1728—1814），知不足齋的主人，也向《四庫全書》呈送了超過600種書籍（Swann 1936）。山東是第三大省，已知清代藏書家中的10%出自此地。學術與藏書之間的聯繫依然密切。很多著名清代學者都有著豐富的私人藏書，一些例子包括黃宗羲、朱彝尊、王士禛、萬斯同、全祖望、袁枚、畢沅、阮元、丁日昌、楊守敬、繆荃孫和康有為。收藏善本數量最多的是商人或者世代聚書的家族。

1912年之前私人藏書規模宏大的標誌可能來源於常見的描述或者藏書樓的名稱。唐代，私人藏書如果數量達到了數千卷，則會被認為數量很大。宋代，私人藏書數量龐大的標準提高到萬卷。明清時期，數萬卷才被認為是有規模的收藏。私人藏書最為流行的名稱就是“萬卷樓”。明清時期，很多藏書樓被命名為“二萬卷樓”或“三萬卷樓”。晚清民國時期的混亂，與其說是擾亂了藏書，不如說進一步鼓勵、推動了藏書，因為更多的收藏現身市場。古舊書籍的現代出版也有助於增強學術與藏書之間的舊有關係。如梁啟超、羅振玉、錢穆、陳垣、魯迅和鄭振鐸都留下了數量可觀的私人藏書。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其藏書量達到了4萬至5萬種（錢穆和陳垣）。如知名藏書家並在1919年擔任教育總長的傅增湘（1872—1950；進士，1898）之類的官員，藏書達20萬卷。但是這一規模被南方的劉承乾（1882—1963；秀才，1905，）所超越，他是位商人，聚書達57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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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書為什麽會被破壞與散佚

書籍目錄的編者通常將他們的目錄與之前的目錄進行比較，並注明已佚的著作。

最早從事這一工作的是公元6世紀初的阮孝緒，他估算《漢書·藝文誌》著錄的596種著作中552種其時已佚，僅44種存世。

公元7世紀的《隋書·經籍志》中注明了公元6世紀以來已佚的著作超過1164種（總數為4291種）。

歐陽修在11世紀對開元時期（公元8世紀上半葉）學者的創造力表示欽佩，但又對到他那時為止這些學者撰寫的著作中有50%至60%僅存其名表示了遺憾（《新唐書·藝文誌》序）。

13世紀初，馬端臨圍繞這一數字提出，列入《漢書·藝文誌》的書籍中60%至70%，在編《隋書·經籍志》時已散佚，7世紀至13世紀之間散佚的書籍比例大致相同（《文獻通考·經紀考》序）。

導致中國歷史中如此眾多的書籍散佚的最為重要的原因是：公元前4世紀至唐末宋初撰寫的著作是以抄稿本的形式流傳，刊印的數量有限。保存下來的書籍，如儒家經典，都是國家資助的結果，這使得它們被仔細地搜集、編輯並從漢代開始刻石。那些未入正統的儒家經典版本及其注疏，如今文學家所撰的著作就沒有保存下來。印刷術發明之後，經典文本是首先付印的著作之一。相似的情況也見於各朝正史標準版本的產生過程中，每朝一種。但是正統版本的建構，亦導致未列入正統的數十種史書消亡。如，當新的《晉書》編纂完成並於公元648年上呈皇帝時，此前150年間編纂的，作為新版《晉書》基礎的18種《晉書》就被焚毀了。

同樣重要的是對整個藏書的蓄意破壞帶來的散佚。如同檔案或者繪畫的收藏，書籍的收藏，包括皇家藏書在內，都處於一種危險的狀態。從項羽燒毀秦朝藏書至太平天國叛亂的2000年中，皇家藏書被摧毀了至少24次（平均80年一次）。

每一時期，建築被重建，藏書被重新補充，這一事實展示了一個有趣的情況，即中國的制度和文化並不是簡單的延續，而是周期性的重建。書籍遭受劫掠的原因可能是水災、火災、戰爭和蟲害，這些因素持久不變地破壞著公、私藏書。由疏忽或者貪婪的學者的小偷小摸行為造成的書籍散佚也不容低估。例如，儘管11915冊的《永樂大典》的原始稿本和第一份抄本毀於火災，但是1900年八國聯軍期間遭受徹底毀壞之前，第二份抄本的80%由於學者的小偷小摸而散佚。

對於私人藏書而言，經常存在的危險就是主人去世時，其後代將藏書分割和轉讓。張岱描述了其祖父，一位著名藏書家於1625年去世後的場景：

父叔及諸弟、門客、匠指、臧獲、巢婢輩亂取之，三代遺書一日盡失。（《三世藏書》[Books collected by three generations]，《陶庵夢憶》[Dream recollections of Tao’an]，卷2。英譯收入Spence[2007，7374]。法文翻譯，見Teboul-Wang，Brigitte.1995.Tao’an meng yi：souvenirs reves de Tao’an. Gallimard。）

藏書家還要面對不斷增長的藏書因政治原因而被毀的可能性。

19世紀，中國印本書籍和稿本的流散和毀壞依然數量眾多。太平天國只是因循舊章，焚毀藏書樓，尤其是位於江、浙地區的，那裡恰恰坐落著多數重要的私人藏書樓。他們還燒毀了鎮江和揚州保存的《四庫全書》副本、存於杭州的副本的2/3以及18世紀著名私人藏書家汪憲的藏書。外國軍隊也多次參與到毀壞與搶劫當中（最著名的是1860年英法聯軍以及1900年義和團運動期間）。後一次，翰林院（位於英國使館不遠處）收藏的大多數藏書被義和團放火焚燒，包括絕大部分《永樂大典》的殘本，還有很多為編纂《四庫全書》而搜集的書籍，這些書籍自18世紀末以來就存放在翰林院。火和救火人員的努力所毀壞的書籍數量遠遠超過了劫掠者和戰利品搜尋者幾天后能從殘骸中搜索到的。

20世紀上半葉，破壞依然繼續，如商務印書館在上海的藏書機構涵芬樓1932年被日軍炸彈直接命中（然而，涵芬樓藏書的精華部分按照某一協議被安全地儲藏在一所外國銀行的儲藏室中）。在敦煌、安陽和其他地方新發現的數千種抄本、竹簡和甲骨被售予外國收藏家並且運往國外。著名的藏書被征用或者出售。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古董鑒賞家在北京最為著名的書籍和古玩街——琉璃廠購買書籍，並不是按種購買，而是按書架、按整面牆購買，然後通過卡車直接送往貨運代理商。很多日本和西方個人與機構在這些動亂時期擴大自己的收藏。第二次機會來自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後。當日本人被從中國北方遣返時，他們被禁止攜帶任何書寫材料。書籍和文書藏品在貨倉中拋售。其中一些最好的被哈佛燕京圖書館挑選出來。 後來，戰後，日本經濟緊縮時期，為哈佛燕京圖書館提供了又一次擴充藏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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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之前有多少書？

注意：中國古代，統計書籍數量的方法決定於書寫材料和保存形式。早期，書寫材料為竹簡和木牘時，它們有時是按照車來計數的。晚近，使用紙張時，則按照卷或篇統計，有時也按冊計數（最初是簡冊“bundles”;後來是冊“fascicules”也就是線裝書的冊）。

文獻中很少給出了或部（titles）的數量。宋代以來，卷指的是一本書的章，不是單獨的“卷軸”的“卷”。但是大多數藏書家和書目編者依然繼續使用卷數來統計藏書（他們也注明每部著作所包含的卷數，這一有用的習慣可用來幫助區分版本）。

自從司馬光將他編纂《資治通鑒》時讀過的史料描述為“浩如煙海”之後，這一比喻詞匯被一而再，再而三地用來描述書籍數量的眾多，或者某一王朝或中國歷史上產生的文獻數量巨（不同的說法有“浩如淵海”或“豐富浩瀚”）。早期研究中國文明的西方學者吸取了這一自觀察，他們深為文學作品的數量，以及上層文化對於書籍的沉溺所打動。如，年輕的翟理斯（Herbert Giles，1845—1935）描述中國“所擁有的數量巨大並具有研究價值的文獻資料，是其他國家無法超越的”（Giles 1876，12）。後來，他通過計算提出，如果你將11915冊《永樂大典》一冊接著一冊平疊起來，“所組成的柱子的高度會比聖保羅大教堂的最高點還要高”。由此使得這種觀點容易被理解（Giles 1911，54）。

不幸的是，從1917年起，其他學者嘗試依據書籍產量來確定數量龐大的中國文獻的具體數字，並聲稱，1750年以前中國生產的書籍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書籍加起來的總數還要多。這種論斷基於一個值得懷疑的假設，即中國的書籍生產在古代與帝製晚期同樣繁榮。此外，這一觀點還來源於錯誤地將“卷”（chapter）等同於“冊”（volume）。整個故事始於《明史》中的一段陳述，“是時，秘閣貯書約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鈔本十七”（《明史》96，《藝文誌一》：2343）。

在一篇討論中國藏書機構的文章中，亞歷山大·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引用了《明志》的統計，即文淵閣中藏書100萬卷。此外，他對這段文字的翻譯指出文淵閣中有“30萬卷刻本（printed books）和70萬卷抄本（manuscript books）”（Wylie 1867，20）。當然，他解釋了“卷”的涵義（章），但是他沒有質疑100萬這一明顯的印刷錯誤。那些閱讀了偉烈亞力參考書目的其他學者忽視了他對卷的含義的解釋。第一位理解錯誤的是美國農業部圖書館委員會主席W.T.施永高（W.T. Swingle，1891—1952），1917年他在美國圖書館協會年會上發言如下：“到15世紀中葉，中國刻本書籍的總數，歐洲無法望其項背。……1406年，明代皇家藏書閣藏有超過三十萬部刻本書籍和刻本兩倍以上的抄本書籍。……毫無疑問，截至17世紀中期或18世紀初，中國刻本書籍的數量超過世界上其余地方所有書籍數之總和。”（Swingle 1917）施永高沒有提到他的數據出處，但是他提到的時間“1406年”暗示他利用了偉烈亞力的統計，後者由於筆誤同樣寫為1406年（這一時間出現在《明志》段落的開始部分，但是與文淵閣藏書的統計無關）。

明初主要的皇家藏書機構文淵閣（北京）1441年的排架目錄保存了下來。其中列出了7356部書籍。因而，如果我們認可刻本和抄本30：70的比例的話，那麽文淵閣中刻本的數量大約為2200部，抄本數量約為5150部（而非施永高所設想的30萬部和70萬部）。如果《明志》中的論述是指大約同一時期的南京文淵閣——它在1449年遭到大火焚毀前藏書數是北京文淵閣的兩倍，那麽，它藏書量約達15000部，其中4500部為刻本，10500部為抄本。

施永高（一位高產的植物學家）曾經到中國搜集過珍稀植物，並為美國國會圖書館購買書籍。他認定其他人應該分享他對中國傳統文化成就的讚賞，因而一再重複其說法。到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他的“專家”觀點已經收入美國關於中國的重要教科書：“有可能，在1700年甚至是1800年，以中文手寫和印刷的書籍數量比用世界上所有其他語言的書籍總和更多。”（Latourette 1934，vol.2，296）。德效騫1948年在牛津大學的首次演講中認為“至少直至1750年，中國擁有的書籍量要超過世界其他地區的總和”（Dubs1 949，3）。三十年後，費正清依然說到“有人保守地估計直到大約1750年，用中文出版的書籍數量要超過世界上其他語言的總和”（Fairbank 1983，41）。他沒有指出保守估計的出處，亦未雲他說的出版是否指刻本（儘管此書的中文版假定他指的是刻本）。

這些誇張的陳述，從這些教科書中進入了博士論文和專著。例如，賴德烈（Latourette）的說法在1957年芝加哥大學錢存訓的博士論文中得到了回應，而錢存訓在此後三十年中一再重複這一觀點（Tsien 1987，377）。他在明顯地感覺到這一論斷的荒謬之後，2004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將近15世紀[筆者標注的黑體]時，中國生產的書籍數量，按照種或者冊而言，可能要超過所有其他國家的總和”（補充在一個腳注中），“但是在15世紀末印刷術廣泛應用之後，歐洲生產了更多的書籍”（Tsien 2004，3）。

儘管其觀點發生了變化，但是中國學術界最近開始使用的卻是舊說。例如，葛劍雄和周筱贇最近寫道：“中國歷史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每一個朝代都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獻記錄”，然後他們讚同並潤色了費正清（1983）通過施永高（1917）借自偉烈亞力（1867）的觀點，並加上自己的誇大：“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現代以前（即1949年之前），用中文記錄的文獻比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字記錄的文獻都要多得多。”（葛劍雄和周筱贇 2002，83—84）

基於錯誤統計的概括陳述已經妨礙對中國、歐洲和伊斯蘭世界書籍文化特徵的認識。只有在對各種文化和每個歷史時期都已查證後，才可以進行比較。例如，中國比古羅馬、希臘製作了更多的書籍、文獻和碑銘，這是可疑的。周代和漢代保存下來的書籍和檔案當然要少於古代地中海世界，一個簡單的原因是與竹木相比，莎草是一種更為容易的書寫材料。同樣，希臘和羅馬刻在石頭上的碑銘要遠遠超過古代中國。

只是在大約公元4世紀紙張逐漸在中國廣泛使用之後，書籍的生產才逐漸開始超過世界其他地區。當然，唐代，中國成為世界上書籍生產的領導者（如同其他很多領域）。這種領導地位由於唐末和宋代雕版印刷的逐漸普及而得以強化，儘管大多書籍依然是手抄的。

這段時間中，歐洲的書籍生產無法與之相比，但是歐洲文獻保存的情況可能可以與中國相比，主要歸因於歐洲不同國家的很多機構，無論國家、教會、公共還是私人的，都保存有自己的記錄，它們小心地保存記錄作為證據。另一方面，在中國，只有一個帝國政府，檔案被定期銷毀。結果是，自歐洲中世紀晚期保存下來的檔案和私人記錄的數量要超過南宋、元和明初保存下來的。

15世紀中期機械印刷術傳入後，歐洲書籍的生產開始趕上中國。每種版本的印刷數量的可靠數字在歐洲和在中國一樣很難確定，但印刷術在歐洲傳播產生的一個結果是，公立的和私立的圖書館可以逐漸積累其收藏，而且，在1000多年間裡它們第一次開始趕上並且超過了中國最大的藏書機構。

由於對《明志》中一個錯誤統計的誤譯而在西方引起的誤解正在被更正。這種更正是通過對中國、歐洲和伊斯蘭世界書籍文化中的印刷書籍和手抄書籍的對比關係的具體研究而獲得的。研究閱讀、識字，以及書籍如何獲得、流通的學者進一步提高了我們對書籍歷史的理解。同時，中國從公元4世紀到公元15世紀在圖書生產方面所具有的優勢，也不應通過本節開端所引的不可靠的統計和那些總括式的對比，在時間上相應地提前或推後。關於《明志》第一句話中錯誤的統計數字所帶來的誤解，更為詳細的研究，見魏根深（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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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之前有多少書籍流行於世？

20世紀對於確定1912年之前流通書籍的數量進行了各種嘗試。其中最早的研究之一是楊家駱（1946）。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將正史的經籍藝文誌以及它們各自的清代編纂的補編、《四庫提要》和其他書目（例如地方志或者禁書書目）中所記錄的條目和卷數加在一起，並且按照朝代排列（漢至清）。他所計算的總和達到了181745條，237萬卷（不包括他估計的民國早期按照傳統版式出版的71680種，91378冊，1912—1937）。

楊家駱所估數據的一個主要缺點是沒有盡量去除不同書目中重複的條目（如宋、金、元的正史及其補編中，約有2000條重出。在此，楊家駱統計中2000條變成了8000條，因為這些條目重複計算了四次）。此外，很多列入皇家藏書目錄中的書籍也見於作者家鄉方志的書目中。楊家駱對於重複兩次的統計也未做調整。由於這些缺陷，以及由於統計所依據的書目是經過選擇的，楊家駱的數字只能作為各個時期書籍流通數量非常粗略的參考。其粗略的程度從其估算的清代流通書籍有126649部這一數據可見一斑。

楊家駱所估數據發表之後，對於清代的書目已經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很多已經吸收到王紹曾（2000）主編的對《清史稿·藝文誌》的補遺中。在這一研究和其他論文中（王紹曾 2005b和2005c），王紹曾估計之前出版的清代文獻書目、它們的補遺以及他和他的研究成員翻閱過的285種清代書目中記錄的各種體裁的著作達7.5萬種。這一數字意味著楊家駱多估了約40%。因為清代的書籍數量大約佔到所有已知1912年之前書籍總數的大約2/3，因此對楊家駱清代統計數據下調40%，將使得他對1912年之前書籍統計的總數從181435減至133000。而且很可能，清代之前各個朝代出版的書籍數量統計也需要不同程度的減少，儘管比例取決於各人的估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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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1912年之前的書籍留存至今？

現存1912年之前書籍的精確數字並不清楚，但是已經進行了許多估算。一個常用的數據是胡道靜1961年最早提出的（收入胡道靜2004）。他利用兩部重要的聯合目錄的條目數，即《中國叢書綜錄》（3.8萬）和《中國地方志總目》（8200），並加上約萬種未收入《中國叢書綜錄》中的單刻本，外加小說、戲劇和宗譜，最後估計出現存1912年之前書籍總數達到了7萬至8萬種（楊家駱的估計是10萬種，其中7萬種保存在叢書中，還有3萬種是單行本）。通過使用與胡道靜所用相同的聯合目錄，但卻對清代書籍進行了更為準確的估算（現存5萬種），把副本和遺漏納入考慮，王紹曾（2005）得出的數字是現存1912年之前書籍總數為9.5萬種。目前已經有了1912年以前書籍的聯合目錄，即最近出版的《中國古籍總目》，清楚的是，這一統計不會偏差太大。《中國古籍總目》中的總數達到20萬。但是其中不僅包括了1912年之前中文撰寫的書籍、古舊中文地圖、石碑的拓片、出土文書、敦煌文書、用少數民族語言撰寫的書籍，以及1912年之前譯自外文的書籍，還有上述書籍的所有版本。

《中國古籍總目》出版前進行的估算的缺陷是，它們主要依賴圖書館、藏書家和書商的書目中所列的書名，而沒有清點著作本身。因而，無從得知它們所列標題對應書籍的保存程度。另外一個缺陷就是（這一缺陷《中國古籍總目》亦不免）“書籍”可以涵蓋從薄薄的一冊詩到包含數千份奏疏的規模宏大的匯編的所有形式。這些統計因此實際毫無意義。這些總數被誤解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沒有考慮到同書異名的情況。此外，它們未能提及現存書籍中70%以上來自明清時期，因為即使宋代印刷術廣泛傳播之後，大多數書籍僅以少量抄本行於世，因而易於丟失。應該研究一個更為有趣的問題，即各個時期大致生產了多少書籍，其中有多少保存了下來，以及它們存亡的原因是什麽。研究這一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仔細研究多個世紀以來的官私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