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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生,就業路子野

作者 | 萬橋

畢業季剛落幕,招生季接踵而至。全球經濟放緩,疫情仍在持續,傳統就業市場陰影不散,新興職業也層出不窮。高職畢業生就業率連年跑贏本科,以貼近市場需求,“一技之長”見長。政策加碼下,職業教育規模不斷擴大,被寄予穩就業的厚望。

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要求,今明兩年職業技能培訓要達到3500萬人次以上;高職院校擴招200萬人。官方數據披露,2019年全國共有高職(專科)院校1423所,招生人數為483萬,在校生人數達1280萬。這意味著,今明兩年的擴招幅度都在20%左右。

7月10日,教育部、發改委、財政部等六部門聯合下發通知,要求穩定高職擴招規模,擴招向區域經濟建設急需、社會民生領域緊缺和就業率高的專業等傾斜。

“職業教育就業的特點是快,專業設置針對性強,和崗位對口,且用人成本相對較低。”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城市學院院長劉林對記者表示,今年受疫情影響,不少企業用人需求銳減,就業市場尚未完全復甦,以往“吃香”的專業,如學前教育、醫護類等出現了招聘遲滯。

疫情之下,互聯網經濟催生了新的市場需求,就業形勢趨向靈活。短視頻網紅、直播帶貨、電競解說等獲得市場青睞。已有敏銳的高職院校,迫不及待開設了相關課程。

高職擴招穩就業

2020年的春天已經過去,800萬高校畢業生卻沒有等來招聘旺季。

“從勞動力調查數據顯示,6月份,全國20~24歲大專及以上人員,這部分人群主要是新畢業大學生,調查失業率達到19.3%,比5月份上升2.1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上升3.9個百分點。”7月16日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華稱今年大學生失業率“創同期新高”。

即便是就業優等生高職學生,也難淡定。一名珠三角地區高職院校老師透露,學校高度緊張,已經開了數次“就業動員會”,學生就業率每日更新統計。5月份,個別系的就業率曾不到10%,目前情況有所回暖至。

疫情余波未了,外貿、餐飲、旅遊等專業遇冷,文科專業如學前教育、室內設計同為就業困難戶。“幼兒園不開門,也沒人搞裝修。”這名老師無奈地說,年年都說“就業難”,今年才是“史上最難就業年”。此前,開學時間一再推遲,大量高職學生的頂崗實習被迫取消,未來工作機會或就此錯失。

據劉林觀察,中小企業是吸納職校就業的大戶,用人需求銳減,二季度已較一季度有所回升,但復工尚未開足馬力,畢業生就業仍然承壓。

“受疫情衝擊的影響,今年的就業壓力還是比較大的。今年上半年,城鎮新增就業人員同比少增173萬人。”劉愛華表示。

從2019年開始,高職擴招作為“穩就業、保民生”的關鍵舉措被推出。擴招對象不局限於高中、中職畢業生,還面向退役軍人、下崗失業人員、農民工、新型職業農民等群體。2019年全國高職院校共擴招116萬人,前述四類“非傳統生源”約有52萬人。

“每天谘詢高職報考的學員來自五湖四海,小一點的15歲,大一點的50多歲。”某高職教育谘詢機構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這些社會人士 “就業壓力大”“渴望自我增值”,希望通過高職教育提升技能。2016年,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鄒農儉曾針對江蘇省農民工情況進行過問卷調查,樣本量約為2000份。調查結果發現,近六成的受訪農民工進入勞動市場前,沒有經過職業或崗位技能培訓,擁有高級技能證書的人僅佔5.6%。

高職招生自主權較大,考核門檻較低。2019年5月,教育部高校學生司司長王輝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文化素質+職業技能”是高職院校考試招生主要評價方式;對於退役軍人、下崗失業人員、農民工和新型職業農民類考生,可免予 “文化素質”考試。

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今年各種類型的招生數量都將有所增加。黨委副書記李銘輝介紹,對於擴招的社會人士,學校教學形式往往更加靈活,無須全暫時脫離工作學習。譬如採用現代學徒製,與企業合作招生,學生由企業師傅和學校老師共同培養,強調在崗位環境中學習。

擴招所需的經費,是各省目前面臨的普遍難題。按照全國各地高職院校年生均撥款應不低於12000元的水準,2019年高職擴招百萬人至少帶來了120億元公共財政支出增量,多數地區反映地方財政吃緊。

事實上,長期以來,高職院校經費投入明顯不足。官方統計數據披露,2019年全國高等教育經費總投入為13464億元,其中,佔據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普通高職高專教育經費同比增長了11.25%,但比重不到兩成。

財政撥款往往更傾斜本科院校。“沒有錢就招不了人,就無法升級教學硬體、軟體。”前述珠三角地區高職院校老師說,“受到疫情影響,明年預算也在縮減,學校每花一筆錢都要精打細算。”

國家教育行政學院職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暉調研了全國30個省(區、市)教育廳、近80所高職院校。他在《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20)》中撰文稱,高職擴招涉及多個政府部門,需要各個部門協調、參與,僅靠教育部門力量有限。

新職業風口

今年6月,21歲的羅偉民畢業了。

他就讀於廣東工程職業技術學院文秘專業。與同學們進入企業當秘書,朝九晚五“坐辦公室”不同,他笑稱自己是個“家裡蹲”。

一台電腦、一套音響設備,便可創造財富。每月創作8~12首伴奏,以每首100元至400元價格“出租”給業餘歌手們,作為一名網絡伴奏製作者(Beat maker),羅偉民的月收入約18000元。

2018年前後,說唱、街舞類綜藝節目在中國流行,嘻哈文化聚攏了越來越多年輕粉絲。草根伴奏製作行業因此興起。

“我的顧客主要是學生群體,高中生、大學生為主。他們沒有名氣,也沒錢請音樂製作人,並不需要伴奏版權,想出歌後,先看看市場反應。”羅偉民表示。

傳統音樂製作是“一對一”,投資百萬調音設備,鑽進專業錄音棚創作。而網絡伴奏製作者門檻較低,利用社交網絡平台推廣作品,和當下的網紅效應邏輯類似,也依托直播、微信粉絲群引流。在羅偉民看來,“保持更新頻率,增強粉絲黏合度,才能出頭”。

三四月時,羅偉民嘗試過春招,投了超過30份簡歷,均石沉大海。“我便把求職軟體卸載了,打算以愛好為業,在家就能掙錢。”在他的職業規劃中,贏得創作比賽、為綜藝節目組配樂,組建工作室,成為“頭部”是未來方向。網絡伴奏製作作為新興職業,從業者並不多,充滿機遇。

“我現在做的,和自媒體運營類似,在高職學習過。”羅偉民告訴記者,上學時,微信公眾號興起,學校文秘專業開設了新媒體運營課程,教學生如何推廣公眾號。

前述珠三角地區高職院校老師表示,去年,他所在的學校“砍掉”了文秘專業,代之以傳播和策劃專業。“其實就是學新媒體運營,聘請傳媒從業者,教學生選題、找熱點,再如何用網絡新語言包裝。兩個班70人,全部報滿。”該老師說,“職業教育就是緊跟社會就業導向,社會需要什麽就開什麽。”

7月6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聯合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統計局發布了“區塊鏈工程技術人員”“城市管理網格員”“互聯網行銷師”“在線學習服務師”“社群健康助理員”等9個新職業,“直播銷售員”則被納入新工種。

疫情改變了人們常規生活,消費不出家門,“直播帶貨”走俏。

今年5月,義烏工商職業技術學院成立“網紅主播班”,挑選了25名來自各個專業的學生。去年,揚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就率先成立了電商直播學院。而在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網紅經濟、直播帶貨等已經納入電子商務專業課堂中。

此前,教育部數據顯示,在現代製造業、新興產業中,七成新增從業人員來自職業院校。7月9日,麥可思研究院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發布《就業藍皮書:2020年中國高職生就業報告》顯示,高職“綠牌”專業,就業滿意度較高、需求增長型專業包括,移動互聯應用技術、物聯網應用技術、鐵道工程技術等。

教育部2019年高職專業設置備案顯示,該年度備案開設高職“雲計算技術與應用”專業207所,“大數據技術與應用”專業的學校有399所,“物聯網應用技術”專業498所,“工業機器人技術”專業568所。

李銘輝表示,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計劃再建2~3個工科學院,服務智能製造業。“高職教育就是要把技術從實驗室中帶出來。專利轉化為成果應用,企業需要大量一線人才。”他以工業機器人專業為例,“企業無人化水準逐年提高,使用和維護機器人同樣急缺人才,高職生有用武之地”。

德國“雙元製”模式的啟發

職業教育連著兩頭,一頭是學生,一頭是企業。從總體上說,一些專業所授技能與現實脫節,造成“人崗不匹配”的人才結構失衡,備受詬病。國家教育行政學院職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暉認為,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當下的薄弱環節。

德國“雙元製”模式給了中國職教改革諸多啟發。“雙元製”學生學習年限為2~3.5年,70%的時間在企業,30%在學校。

216萬家德國企業中,開展職業教育佔比約有兩成,以大中型企業為主。德國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和聯邦統計局資料還披露,每年有超過50萬新生進入企業接受教育,經過企業培訓後,學生的受雇率高達74%。

早先於2014年,國家戰略就提出了“深化產教融合”“發揮企業重要辦學主體作用”。2019年底,教育部發布了《職業教育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首部職業教育專門法頒布於1996年,2009年開啟新修,至今未完成。

此次修法將促進產業融合、校企合作作為基本導向。該草案在相關條款中,提出了校企合作形式:推行學徒製培養,行業企業參與招生、培養方案制定、教學質量評價等。

地方立法走在了前面。2019年5月,江蘇省率先開始實行《江蘇省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促進條例》。

“調研中,企業普遍反映參與校企合作的成本投入較大,製約了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積極性。”江蘇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委員陳志紅解讀上述條例時稱,對合作辦學的企業,以政府購買服務、補助、納稅優惠等方式予以支持。

而在學生這頭,在問答平台知乎上,關於高職的問題,很多圍繞著學歷認可度展開。高職文憑長期處於高等學歷“鄙視鏈”末端,學業上升途徑逼仄,處境尷尬。學生素質參差不齊,就業率雖較高,但穩定性偏低。

記者採訪的數名高職生表示,計劃升學至普通本科,焦慮於走學歷的“獨木橋”,才能提高社會競爭力,抓牢“飯碗”。

但據劉林觀察,高職學生升學至普通本科院校,由於兩類高校培養目標不一致,課程銜接並不順暢,學生或在研究和技能間兩頭不到岸,結果煮成一鍋 “夾生飯”。

“很多行業需要複合型人才,既有扎實理論,又掌握技能的。譬如現在流行的直播帶貨,也需要懂行銷知識、網絡技術。”劉林說。

教育部2019年2月發布的“職教20條”舉措提出,在職業院校、應用型本科高校等啟動“學歷證書+若乾職業技能等級證書”制度試點。

一名高職院校校領導認為,頂層設計引導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為應用型本科,成效差強人意,落實阻力大。學歷偏見之下,一些本科院校是“寧做鳳尾不做雞頭”。他認為,將辦學條件較好的高職院校升級為本科層次職業院校,更為合適。

2019年6月,教育部首批了15所高職院校升格為本科層次職業學校,更名為“職業大學”。次年1月,公布了第二批6所。

職業本科的設置,還存在諸多空白地帶,譬如:能否學位授予的標準、實踐性教學環節設置、師資標準等。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工程技術實訓中心主任王紅軍建議,盡快頒布本科層次高等職業教育辦學指導方案,進行試點。

編輯 | 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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