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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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近日，外媒Medium刊文稱，以共享辦公空間起家的WeWork不斷擴張，旗下已經擁有辦公空間WeWork、居家公寓WeLive和教育培訓WeGrow三個分支業務，創始人諾依曼想要把這家估值470億美元的初創企業打造成改變世界的公司。然而，在其描繪的無限未來背後，公司文化混亂動蕩，業務運作也存在諸多弊端。現在，We Company正在計劃上市，而今後其將走向何方仍然有待商榷。
以下為文章正文：
今年1月初，WeWork的員工齊聚洛杉磯，參加公司一年一度的峰會。洛杉磯搖滾樂隊紅辣椒登台表演、歌手賈登·史密斯（Jaden Smith）和花滑運動員亞當·裡彭（Adam Rippon）系數亮相；吹牛老爹和艾什頓·庫徹（Ashton Kutcher）宣布了公司年度創造者獎的獲獎者。最後，公司創始人之一亞當•諾伊曼(Adam Neumann)按慣例走上舞台。他身高1.98米，留著一頭長長的黑發，有著身家數十億美元男人的從容魅力。這位創始人仍會定期前往海邊衝浪，過去還常常在辦公室裡玩滑板。諾伊曼往往以發表誇大其詞的言論而聞名，比如去年在一次全公司活動上講了這麽一句話：“世界上有1.5億孤兒。我們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給他們一個新的家庭：WeWork大家庭。”在洛杉磯峰會上，諾伊曼告訴他的員工，新成立的We Company現在將擁有三個分支——WeWork、WeLive和WeGrow——一個宏偉使命：“提升世界意識。”
作為一個共享辦公空間企業，WeWork的誕生部分上基於這樣一種理念：對於諾依曼這樣的企業家來說，讓他們的想法落地都應該更容易。WeWork的核心業務很簡單：從房東那裡租賃辦公室，把它們分割成小塊出租，並根據設計、功能等附加服務收取額外費用。世界各地有數百家這種公司，但長期以來諾伊曼堅持認為WeWork更大。2017年諾依曼宣布，WeWork“今天的估值和規模更多是基於我們的精力和精神，而不是基於收入的翻倍增長”。長期以來，他一直堅持認為，將WeWork歸類為房地產公司太過狹隘，這是一家雄心勃勃的“社區公司”。“我們來到這裡是為了改變世界，”諾伊曼同年說。“沒有比這更讓我感興趣的了。”
諾伊曼所取得的成就驚人：WeWork現在擁有46.6萬名成員，分布在28個國家100多個城市的485處辦公地點。其營收已經從2014年的7500萬美元 增至去年的18億美元。三年前它有1000名員工，如今該公司擁有1.2萬名員工，而且每周還會增加100名員工。WeWork已經在工作場所安裝了185萬平米的玻璃隔斷，去年秋天它成為紐約曼哈頓的最大租戶；在倫敦市中心，它是僅次於英國政府的租戶。當計程車服務公司Uber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後，WeWork現在是美國最具價值的初創企業，估值達到了470億美元。4月底諾依曼宣布，以WeWork為基礎成立的We Company已提交文件，準備啟動IPO進程。
然而在公司內部，員工和高管們描述了一個混亂動蕩且充滿不當行為的環境，這些也是高速增長初創企業的典型特徵，而其業務也有不少問題：WeWork去年虧損19億美元。但WeWork已經重塑了商業地產領域，並將目光投向了未來社會。諾依曼最近告訴一位知情人士，他相信未來的WeWork可能有助於解決諸如難民危機等世界性問題。
從綠色辦公桌到WeWork
今年春天的一天，諾依曼坐在位於切爾西WeWork總部辦公室的一張大會議桌前，為自己的時間有限而道歉。“在短時間內很難真正了解一個人，也很難確切描述所有真相，”他告訴我。諾伊曼解釋說，除了提高意識，公司旗下的三個部分各有更具體的任務。WeWork正在打造“一個讓人們生活而不僅僅是謀生的世界”。WeLive在紐約金融區提供帶家具的單間公寓，起價為每月3175美元，是確保“沒有人感到孤獨”的一種有效方式。WeGrow旗下包括一所小學和一所編程學院，其任務是“釋放每個人的超能力”。我問諾伊曼他的超能力是什麽。“改變”,他說。“我認為這是最好的超能力。”
諾伊曼出生於以色列，2001年搬到紐約，記憶中的童年生活異常艱難。父母在諾伊曼7歲時離婚，在他生命的頭22年裡，住過13個不同的家庭。諾伊曼曾在以色列海軍服役5年，之後和妹妹搬進位於翠貝卡的一套公寓。妹妹曾被評為以色列小姐，後來成為一名成功的模特。諾伊曼就讀於巴魯克學院(Baruch College)的商科課程，正如他在2017年對畢業班學生說的那樣，他在紐約的最初日子主要是去俱樂部，“和城裡的每一個女孩搭訕”，想辦法致富。後來諾伊曼從巴魯克輟學，開始實踐他的第一個創業想法：一款可折疊的女式高跟鞋。但這並沒有奏效。所以在20多歲的時候，這個沒有孩子的單身男人轉而創辦了一家名為Krawlers的公司，銷售帶有內置護膝的嬰兒服裝，公司宣傳語是“他們不告訴你，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受傷害。”
2008年初，諾伊曼遇到了米格爾·麥凱維(Miguel McKelvey)，他是一位有著類似成長經歷的建築師。諾伊曼在以色列的一個集體農場裡生活了好幾年，而麥凱維是由俄勒岡州尤金市的五位單身母親共同撫養長大的。大學建築系畢業後，麥凱維搬到東京創辦了一個名為“英語，寶貝！”的網站，把美國流行歌曲作為學習外語的工具。最終麥凱維又搬回紐約，在位於布魯克林的一家建築公司找了份工作，花了幾年時間設計美國服裝商店。到2008年，麥凱維說服諾依曼把Krawlers公司搬到紐約Dumbo藝術區。為了節省租金，諾依曼把部分辦公空間轉租給另一家公司。兩人都渴望嘗試一些新東西，經過一番頭腦風暴後，麥凱維和諾伊曼說服房東讓他們做個實驗：他們接手了房東附近一棟大樓裡的空置房間，隔成辦公室並分租出去。
最初所謂的“綠色辦公桌”(Green Desk)一經推出就大受歡迎，房東想把它擴展到自己在布魯克林所擁有的其他房產。但麥凱維和諾依曼決定賣掉自己的股份並獨立經營。2010年，他們在格蘭德街和拉法葉街的拐角處開設了第一家WeWork辦公空間。它有裸露的磚塊和裸露的電線，都是麥凱維自己安裝的，整個內部空間並沒有仿照傳統辦公室，而是仿照一家精品酒店的設置。
迄今為止，第一家WeWork仍然存在。9年後的今天，它已經有點過時，但同樣的小公司仍在其中辦公，其中一些公司從一開始就在那裡。在幾個街區之內，現在又開設了四家WeWork，全市共有66家WeWork。自2011年以來一直在該公司工作的考特尼·華萊士(Courtney Wallace)告訴我，他對WeWork的增長當然感到驚訝，但並不認為諾伊曼會感到驚訝。華萊士說：“我認為，亞當會說他很驚訝花了這麽長時間。”
諾伊曼和麥凱維並沒有創造出“共創”的概念，但他們意識到，可以從當時的經濟衰退中賺錢。即使在曼哈頓，房地產也可以廉價出售，下崗工人需要空間來開始他們的自由職業生涯;千禧一代想要的不僅僅是一台飲水機和一個小隔間。麥凱維把他的設計和施工經驗帶到了WeWork，而諾伊曼則帶著一種騙子般的熱情，一頭扎進了紐約房地產這個咄咄逼人的市場。他很快就與大衛•扎爾(David Zar)一同敲定了WeWork位於帝國大廈對面第二處辦公空間的交易。在參觀了當時房地產大亨賈裡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所擁有的一處房產後，諾伊曼哄騙庫什納進入一家酒吧喝龍舌蘭酒，後來在一場扳手腕比賽中擊敗了他，從而解決了交易爭端。
從床上用品公司Brooklinen到“後有線”流媒體網絡Cheddar，很多公司都是在WeWork孵化的。一位媒體作者就在白宮附近的WeWork工作，後來創立Fyre豪華海島音樂節的比利·麥克法蘭(Billy McFarland)在位於翠貝卡的WeWork工作時經常拖欠房租。最近，WeWork還把辦公空間租給了Facebook和亞馬遜等大公司。
要顛覆根深蒂固的商業房地產市場需要資金，而諾伊曼很擅長向投資者推介自己的公司。諾伊曼先後融到了超過12 十億美元的風險投資資金,很多早期投資者均被他的活力和願景所吸引。公司成立早期，諾伊曼告訴朋友們，他正在打造的是一項價值1000億美元的業務。
他向投資者所展示的個人魅力和慷慨激昂的言辭，也吸引了願意長時間工作、不求酬勞回報的員工，他們相信自己正在打造的是一家改變世界的公司。在WeWork內部，諾依曼很快形成了一種神秘感。他吹噓自己每天工作20小時，並常常在午夜之後開始召開高管會議。WeWork的一位前高管告訴我：“有一些會議從凌晨2點開始，他遲到了45分鐘才加入我們，但那次會議價值數百萬美元。”每周伊始，WeWork都會要求員工下班後留下來參加一場“感謝上帝，今天是周一”的團建活動，通常會持續幾個小時。活動上公司會向員工分發龍舌蘭酒，而諾伊曼往往在結束時發表一番長篇大論。
派對般的公司氛圍
WeWork的辦公室很早就以擁有派對般的氛圍而聞名，公司環境也不例外。一位前雇員說，諾伊曼在面試時給她倒了杯龍舌蘭酒，幾乎每一次公司活動也都少不了酒，這是千禧一代員工的另一項福利。許多員工都知道諾伊曼最喜歡的龍舌蘭酒——Don Julio 1942，各地的辦事處都會在他來訪時備好這種酒。2014年的一個早晨，WeWork華盛頓特區一家新店的員工上班後，發現遊戲室被搗毀了。房間裡到處都是杯子，聞起來有煙味。當這名員工查看前一天晚上的安全錄像時，他看到諾伊曼和WeWork副董事長邁克爾•格羅斯(Michael Gross)正在喝酒玩街機。
2017年起，公司一年一度的夏令營活動被轉移到倫敦郊外的一個公園，員工從世界各地蜂擁而至。一位員工告訴我，他和同事徑直走到吧台，每人要了兩瓶酒。“他們會給你兩瓶桃紅葡萄酒，而我們會一手拿一瓶往嘴裡灌，這完全就是一場喝酒的遊戲。”他說。而另一位女員工告訴我，她知道2017年是時候離開公司了。當時她在帳篷裡醒來，發現一位不知名的同事正在往她頭頂上方帆布上撒尿。這位員工在談到夏令營時說:“能和24歲以下的社區經理聊天，這將是你一生中最棒的周末。”“但我不是來這裡看人撒尿的。”
夏令營也是諾依曼最高光的地方。據媒體報導，在去年的活動中，諾伊曼坐在舞台上，他的妻子和麥凱維坐在他旁邊，人群唱著“奧勒、奧勒、奧勒”(Ole, Ole, Ole)。一名來自印度的WeWork員工開始高喊，“讓我們出發，WeWork，出發！”另一個來自加利福尼亞的人尖叫道:“你正在改變世界，亞當！我們愛你。”來自墨西哥城的WeWork員工奧古斯托·孔特拉拉斯(Augusto Contreras)在夏令營上向女友求婚。他在公司部落格上說:“我感覺我被大家庭所擁簇著。”而此時距離他加入公司只有七個月的時間。
軟銀輸血和公司擴張
2017年，WeWork在新加坡開設了第200家分店，而諾依曼終於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合作夥伴。一夜之間，日本軟銀集團總裁孫正義有了比許多風投更多的錢，期望投資於改變世界的初創企業。2016年,軟銀發起成立了1000億美元的願景基金，其中沙特阿拉伯投資了450億美元。願景基金開始在Uber、Slack、DoorDash以及其他數十家公司身上押下巨額賭注，採用了一種被稱為“閃電式擴張”的戰略。也就是說在不考慮利潤的情況下，盡可能快地將一家公司提升至市場主導地位，這一戰略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嗤之以鼻。孫正義在WeWork總部會見了諾依曼，並告訴他自己只有12分鐘的時間來參觀公司，之後他邀請諾依曼和他一起坐在車裡談投資。孫正義在iPad上草擬了一份向WeWork投資44億美元的協議，並告訴諾伊曼，讓WeWork“比你最初的計劃大十倍”。孫正義認為，在一場戰鬥中，瘋狂總比聰明要好，而WeWork的工作“還不夠瘋狂”。孫正義說，他認為WeWork可能價值“數千億美元”。
孫正義投資的前提是，WeWork能做的遠不止把辦公桌租給獨立會計師事務所和小型品牌公司。正如他所說，從一開始諾依曼就把WeWork稱為“世界上第一個實體社交網絡”，目前的虧損只是為各種增長奠定了基礎。他說:“我們正在投入資金建設一個已經有巨額營收流入的基礎設施。而且可以從中獲得源源不斷的收入。”諾伊曼曾多次聲稱，WeWork正處於亞馬遜只賣書的階段。其理念是打造一台能夠以前所未有規模租賃、設計、建造和管理空間的機器，在此基礎上可以開展各種各樣的盈利業務。到目前為止，WeWork的舉措與其計劃相吻合。例如，該公司長期以來一直試圖向其成員銷售醫療保險和商業軟體等服務，但如今這隻佔其總收入的5%。
該公司的估值也是基於這樣一種理念，即使WeWork算不上一家科技公司，至少也是一家具有技術前瞻性的公司。就連WeWork的競爭對手也承認，相比較而言，WeWork垂直整合的開放空間系統幫助其以驚人的速度擴張，同時能夠有效控制成本的不斷上升。
WeWork最近加大了對技術的投入，以便更好地理解用戶如何利用其空間。WeWork首席技術官希瓦·拉賈羅曼（Shiva Rajaraman）將典型的WeWork空間描述為“擁有更多靈魂的亞馬遜倉庫”。 WeWork利用數據來改善辦公室管理，並分析客戶的興趣，以便更好地規劃社區活動。拉賈羅曼表示,該公司發現, 布魯克林和舊金山的WeWork成員更喜歡“城市園藝”特色。與WeWork合作的數據公司Flatiron經理表示，自開業以來，“我們的最好的一個見解”就是人們喜歡坐在房間後面靠窗的位子。他說，這是他們之前沒有預料到的事情。
在實際運營中，隨著房地產市場成本不斷啟高，軟銀的現金注入幫助WeWork抵消了其旋風式擴張帶來的成本不斷上升。該公司還開始斥巨資為新增辦公空間吸引更多客戶。軟銀投資幾周後,總部位於紐約的同業公司Bond Collective老闆希洛莫·西爾伯（Shlomo Silber）在猶太新年打開他的手機，發現幾十個客戶轉發WeWork的郵件，內容是推薦轉租WeWork空間，並免除一年的租金。這種虧本買賣讓WeWork的入駐率飛速上升，但讓WeWork難確定其產品的自然需求。多個城市的WeWork員工均表示，有些精明的公司會在一家WeWork分公司享受幾個月的免費租金，然後等待新址開業，這樣就可以搬到別處，繼續享受免費大餐。
WeWork公司對業務增長的胃口相當之大。對於那些聲稱要圍繞社區這一脆弱概念打造業務的人，諾伊曼採用了類似於房地產大亨的精明策略。2015年，為了給WeWork讓路，一名房東把兩家租戶趕出了他們在舊金山市中心的辦公室。據報導WeWork願意支付雙倍租金。2017年，諾依曼曾向黑石集團一位高管抱怨其投資了一家競爭對手。他還曾告訴一位將房產出租給同業公司的房東，聲稱WeWork將不再與其合作。
WeWork還指控幾家競爭對手侵犯商標，包括UrWork、WE Labs和Hi Work。在2017年對UrWork提起的訴訟中，WeWork表示，它並不是主張“Work這個普通單詞的排他權”，但反對“一兩個字母的代詞緊跟著Work這個單詞的組合”。
飽受質疑的公司文化
今年5月份的一個下午，筆者參觀了Thrive Global由Wework設計的居家辦公新總部。Thrive Global是阿里安娜•赫芬頓(Arianna Huffington)所在的公司，致力於“終結壓力和倦怠的流行病”。赫芬頓向我和WeWork的一名公關代表打招呼時談及WeWork剛剛聘請的全球公關主管。作為Uber董事會成員的赫芬頓說，“我是在他代表特拉維斯處理Uber一場重大危機時認識的，”她指的是這家拚車公司的創始人兼前首席執行官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於是就形成了密切聯繫。”
Thrive Global的新辦公室是WeWork近期租賃業務轉型的一部分。WeWork現在有超過40%的業務是與員工數量多於500名的公司合作，其中一些公司擁有完全屬於自己的辦公空間：在位於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一棟Wework大樓裡，IBM就佔據了10層樓。公司可以選擇讓WeWork為他們的辦公室提供與標準WeWork辦公場所相同的整體設計，也可以選擇支付更高的價格購買一種名為power by We的定製化服務。Thrive Global選擇了前者，它的新辦公室裡有幾個WeWork標誌性的電話亭，而且外觀更簡潔、更明亮，這是WeWork在前時裝設計師、現任WeWork首席創意官亞當•坎摩爾(Adam Kimmel)的指導下推出的。坎摩爾告訴我，WeWork有一個由50名視覺藝術家組成的團隊，他們每月創作1000多件作品，但赫芬頓最終決定用自己女兒的作品來裝飾Thrive Global辦公空間。
WeWork總部位於切爾西，有一千多名員工在那裡工作，這裡是它嘗試如何為更大企業服務的試驗場。六樓的入口兩側分別是一個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咖啡廳和一個會客廳。會客廳裡還有一排沙發和躺椅，大小和感覺都和家居用品西榆樹(West Elm)的品牌陳列室差不多。這裡有桌上足球和撞球桌，還有三個視頻遊戲機。除此之外的亮眼之處是WeMRKT, 公司一位發言人把它稱為“辦公室酒窖”，其緊挨著廚房，有十幾個水龍頭一字排開，供應啤酒、蘋果汁、冰啤酒、美樂葡萄酒、黑皮諾、康普茶和蘇打水。
除了為諾伊曼和少數高管預留的幾間辦公室外，總部幾乎沒有定人到位的辦公桌，WeWork的一些員工將尋找一個足夠安靜和私密的辦公桌描述成一場持續不斷的精神和身體鬥爭，所以想要集中精力很難。WeWork高管喬爾•斯坦豪斯(Joel Steinhaus)表示，他之前在花旗銀行工作，每人分配到的辦公室面積有18至23平米，而WeWork將這個數字縮減到不足5平米。WeWork聲稱，額外的公共空間和便利設施彌補了這種差異，而且有助於員工彼此建立親密感。六名WeWork的員工都談到公司樓梯和走廊很窄，迫使人們要與任何經過的人進行交流，從而也促進社區的發展。他們說，讓更多的人適應新環境所節省的成本只是一種額外好處。
建設社區是WeWork一直以來的承諾，它向大公司推銷的不僅僅是時髦設計和靈活的租賃條款，而是WeWork所謂的“WeOS”，也就是它在幫助公司優化辦公空間和整體文化方面的專長。2017年，麥凱維被任命為WeWork的首席文化官，他在WeWork內部喜歡使用的口號之一就是“讓愛可操作”（Operationalize Love）。
但在數十次採訪中，WeWork的不少現任和前任員工以及高管質疑，該公司的文化本身是否值得傳播。儘管該公司的口號是“創造生活，而不僅僅是謀生”，但各級員工經常報告稱，他們每周工作60到70個小時，而且需要強製性參加諸如“感謝上帝，今天是周一”和“夏令營”這樣的團建活動。在其年度峰會上，該公司通過掃描發給每位員工的腕帶來跟蹤出席會議和活動情況；過多的活動缺勤將被報告給公司高管。許多員工描述了WeWork的一個常規周期:新員工來到公司，對公司使命感到興奮，但卻因為筋疲力盡而離開，取而代之的是新一批員工。但多位高管表示，諾伊曼的喧囂風格對公司的成功至關重要。一位高管說:“從商業角度看，這種方式正在起作用。”
員工們還表示，該公司的人員流動率出奇之高。許多人說，諾依曼希望WeWork每年的離職率在20%，從而保持員工對工作的警覺性，但其本人予以否認。據公開報導，WeWork已有兩輪大規模員工離職，該公司表示，這兩輪離職都涉及裁員。但員工們表示，突然解散整個團隊並進行重組是常有的事。一位前高管告訴我:“當你在WeWork工作時，肯定會發現這家公司缺乏文化，對於一家推銷文化的公司來講真的很有諷刺意味。”“如果有一種文化，那就是轉運站站文化。”
公司對增長的關注似乎並沒有給其他擔憂留下多少空間。有兩個人告訴我，最初WeWork一共只有100多名員工，在一次全體員工大會上，諾依曼與另外兩名高管邁克爾•格羅斯(Michael Gross)和諾亞•布羅德斯基(Noah Brodsky)一道回答了問題。有人質疑高管團隊缺乏多樣性，諾伊曼拿台上人反駁道， “我是黑發，邁克爾是金發，我們還有個諾亞。(布羅斯基是同性戀，臉漲得通紅。)”
員工和高管們表示，這種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諾依曼，而諾依曼的獨斷可能也會令人沮喪。去年夏天，他在一次全公司會議結束時宣布，WeWork將不再報銷員工的含肉餐費。該公司的幾名高管根本不知道這一消息即將發布，甚至不知道它意味著什麽。數百名員工加入了Slack的一個頻道，就這一政策展開辯論，而一些人則找到了各種各樣的解決辦法：紐約科技界一位人士表示，WeWork的員工甚至要求她來報銷這些員工的肉食餐費。
WeWork頂層在一些人看來就像一個男孩俱樂部。公司高管中有來自諾依曼的以色列朋友，也有他的家族成員。在蒙托克舉行的一次高管會議上，他開玩笑地為裙帶關係的好處祝酒。在一次求職面試中，一位前高管詢問年輕女性求職者的第一個問題是她是否有男朋友。去年兩名女員工報告說，她們在與首席創意官亞當·坎摩爾(Adam Kimmel)會面時遇到了麻煩。據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坎摩爾後來說，他沒有見過這些女性，因為他和自己妻子有一條約定，禁止單獨與異性見面。去年10月，公司前文化主管魯比•安納亞(Ruby Anaya)起訴WeWork，稱自己在公司峰會和夏令營期間都被同事性騷擾，目前該訴訟正在審理中。
有不少人擔憂，公司的年輕員工到底能從自身經歷中學到什麽。一位前WeWork員工現在經營著一家公司，表示自己在WeWork的經歷讓他想到，自己創業時會采取什麽不同的做法。“你可以快速行動，打破常規，”他說，“但你不能行動太快，讓人崩潰。”
WeWork的理念延伸：WeGrow和WeLive
WeWork為數不多的女性高管之一是諾依曼妻子麗貝卡•諾伊曼(Rebekah Neumann)。他們的第一次約會現在已經成為公司傳說的一部分：麗貝卡告訴亞當，他“一無是處”，需要讓自己有所成就。當時諾依曼還在為Krawlers而工作。“麗貝卡和我是生活中的共同創始人，”諾伊曼如是指出，“我們見了面，她突然給我增加了一些諸如“生命遊戲”的新詞。麗貝卡在康奈爾大學學習商業和佛教，最初選擇了前者，在去印度學習瑜伽之前，她在美邦做股票經紀人。麗貝卡在各種公司活動大肆讚美母性。去年夏令營中，麗貝卡向WeWork員工談到如何支持她的丈夫時說：“女人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幫助男人顯化他們對生活的要求。”
麗貝卡在公司裡擔任過各種職務。目前，她是WeGrow學校的首席影響力官和校長。這所學校於2017年開業，是一所“有意識的創業型學校，致力於釋放每個孩子的超能力”。 WeGrow旗下還有Flatiron School，這是WeWork於2017年收購的一所成人編程學院。
諾依曼夫婦開辦這所學校的部分原因是他們找不到適合自己孩子的學校。在WeGrow，3到4歲的孩子學費開支為36000美元，其他11歲以下的孩子需要42000美元；他們還計劃將教育擴展到高中階段。麗貝卡在WeGrow成立時曾表示，“在我的理念中，小學生也可以創業。”實際上，她既沒有教育背景也沒有接受過相關培訓。該校學習主管表示，學校已經確定了一名“隻喜歡項目管理”的學生，並將她與WeWork部門的一位導師配對。
WeLive於2016年開業，最初一家位於金融區，而另一家位於華盛頓特區郊區，主要提供小型公寓和配套的休閑空間。該公司很快意識到，它在商業辦公空間方面的專長，並沒有很好地轉化為如何應對更為複雜的住宅建築需求。就在去年，諾依曼還堅稱“WeLive的業務規模將超過WeWork”，但這一業務一直舉步維艱。WeLive曾預計，到2018年將擁有69家門市。但迄今為止仍然只有兩家。第三家位於西雅圖，計劃於明年開業。
WeLive繼續向多個方向擴展。2016年，該公司投資了一家為衝浪者製造波浪池的西班牙公司。一年後，它又開設了一家名為Rise by We的健身房，由諾伊曼的妹夫管理，他曾是以色列的一名職業足球運動員。而第二家健身房將於今年晚些時候在布魯克林海軍造船廠(Brooklyn Navy Yard)開張，也是大型開發項目Dock 72的一部分。後者還包括2萬平米的WeWork辦公空間。今年1月，WeWork在數據公司Flatiron內開辟了一塊休閑區域，每半小時收費6美元。WeWork還投資了一家食品公司，銷售由衝浪傳奇人物萊爾德•漢密爾頓(Laird Hamilton)發明的薑黃咖啡奶精。該公司還擁有一家生產生酮咖啡奶精的公司股份。該公司由吉米、傑克和喬丹•迪克科(Jordan DeCicco)三兄弟經營，他們在WeWork工作，在WeLive租了一套三居室公寓，在Rise by We健身。
今年5月，WeWork還推出了一隻名為ARK的投資基金，該基金將允許公司開始購買房產。ARK基金還解決了最近出現的一個棘手問題。多年來，諾伊曼個人擁有租給WeWork四棟大樓的股份，其中包括IBM佔據的那棟。2015年，諾伊曼以7000萬美元的價格與以色列時裝設計師埃裡塔哈裡(Elie Tahari)合作買下了這棟樓。今年5月份有報導稱，WeWork向一位未具名的“主要股東”支付了逾3700萬美元的租金。
這一安排被批評為明顯的利益衝突。隨著公司走向首次公開募股，諾伊曼說他將以成本價格把這些建築賣給ARK基金。“我從來不是為了賺錢才買這些房子的，”他表示自己只是想向心存疑慮的房東證實，WeWork是一個可行的租戶。“我股票賺的錢比我能做的任何投資都多。如果我想賺錢，我應該買更多的WeWork股票。”不過，諾伊曼多年來一直告訴公眾，他在不同的投資回合中賣出了價值超過1億美元的WeWork股票。近年來,他個人投資的公司數量眾多,包括面向數字化旅行一族的連鎖酒店、前以色列總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創辦的醫用大麻初創企業、名廚丹·巴伯爾(Dan Barber)的定製種子公司和致力於延長壽命的生命科學公司Life Biosciences
就在去年聖誕節前，孫正義打電話給諾伊曼帶來了一個壞消息：軟銀向WeWork投資160億美元的計劃夭折，其中包括軟銀此前承諾的40億美元。股市暴跌，而包括沙特等願景基金投資者都不願在房地產上進行更多投資。軟銀最終又向WeWork投資了10億美元，並從員工和其他投資者那裡購買了10億美元的股票。這比其他小規模競爭對手籌集到的資金總和還要多，但仍令人失望。
共享空間到底能否成功？
WeWork會成功嗎?該公司完全是在不斷擴張中運轉，其業務從未經受過經濟低迷的考驗。WeWork認為，在經濟衰退時期，規模較大的公司將縮減辦公空間，而下崗工人將需要這些空間來開始自己的單乾生涯。但目前在WeWork中擁有輔助空間的大公司也可能會將這些靈活辦公區視為容易削減的成本，而創業者們將重新回到咖啡館。第三個觀點是，WeWork佔據了太多空間，以至於許多房東別無選擇，只能重新協商續租。
在互聯網熱潮期間，一家名為瑞格斯(Regus)的公司因提供類似的靈活辦公室而成為股市寵兒。2000年，名為《未來辦公室》的報導也曾強調了瑞格斯將“社區”帶到工作場所的努力。但隨著互聯網泡沫的破裂，瑞格斯破產了，該公司重組並更名為IWG，但它曾經的存在給WeWork帶來了另一個難題。IWG目前在全球約有3000處辦公地和250萬客戶，這一數字令WeWork相形見絀。更重要的是，IWG是盈利的，現在有著類似於WeWork的更時髦服務，但市值只有30億美元。
房地產行業的每個人都預計，WeWork提供的這種靈活辦公空間將在他們的世界中佔據越來越大的份額，而該公司的許多競爭對手對諾伊曼宣揚的合作辦公和短期租賃理念心存感激。即便是對WeWork文化持批評態度、或對其高速增長持懷疑態度的人也表示，WeWork或許仍將是商業地產領域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許多人也開始懷疑，該如何解釋WeWork和IWG之間440億美元的估值差異。在去年的一份財務披露中，WeWork承認，“我們有虧損的歷史，我們可能無法在公司層面實現盈利。”為了顯示自己能帶來健康的利潤，WeWork還獨創了一項名為“社區調整後EBITDA”的金融指標，排除了諸如市場行銷、建築、設計等許多成本。WeWork聲稱一旦業務成熟後這些成本就會消失。有媒體將這一指稱為“或許是這一代中最臭名昭著的財務指標”。 WeWork的員工們說，哪怕公司、價值只有軟銀所說的一半，他們就很高興了。而一位競爭對手說，“即使減到50億美元，亞當仍然值10億美元。”
諾伊曼依然保持樂觀。這位創始人曾經在2016年說過，他致力於創造一個WeWorld，打造涵蓋更廣泛的生態系統，讓人們沒有理由離開。當問及這仍否是他的目標是，諾依曼說，“我認為我們不可能單憑一己之力改變世界。我們可以建立一個組織，從而成為實現長期可衡量變革的催化劑。與其把它看作是一個‘WeWorld’，不如把它看作是由大眾提供動力的世界。只有大眾才能為大眾想要的東西提供動力。可以把它看作是我們內部所稱的WeOS，一個讓工作、生活更美好的作業系統。”
隨著首次公開募股的臨近，諾伊曼認為公司需要集中精力開始做更少更好的事情，夏令營隨之取消。儘管今年1月他曾告訴另一位記者，WeBank“就要來了”，但目前他不會再去追求WeSail和WeBank。諾伊曼時刻願意改變，他甚至想把他的長髮剪短。但他並沒有放棄自己最宏偉的願景，諾伊曼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堅稱，“我們始終被大眾（We）無限的潛力所吸引。”（皎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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