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莫迪政府上台後開始采取更富有進攻性的對外政策，將“向東看”調整為“向東行動”，在印度-東南亞聯盟行動計劃2016－2020合作框架下，印度會更加關注安全與防務問題。圖/視覺中國）
《財經》記者 郝洲/文 袁雪/編輯
由“自由與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構想催生的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四國安全對話將很快展開第二輪。相較於去年11月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召開的四國之間首次外交部司局級官員會議，本次會議有望進一步明確四國面臨的共同威脅與挑戰，並將這種關切投射到具體的印度洋-太平洋（以下簡稱“印太”）事務中。
3月22日，馬爾地夫的現任總統亞明宣布結束本國長達45天的緊急狀態，但是這場危機成為印度和中國這兩個世界上經濟增速最快的新興國家在印度洋爭奪影響力的縮影。
一面是親中國的現總統亞明，為快速發展本國經濟，大力引進中國的投資和基建公司將偏遠小島的居民集中到大島安置，再將小島高價出租給旅遊開發商；另一面是背後得到印度支持的前總統納希德，指責現政府貪汙腐敗、非法征地、忽視民權等等，並煽動街頭抗議。為影響馬爾地夫的政治局勢走向，中印兩國甚至一度在馬爾地夫周邊的海域進行頻繁軍事調動。
馬爾地夫的政治危機也將被納入美日印澳的四國安全對話的討論範圍，印度媒體援引美國國務院一名高級官員的言論。
美日印澳四國框架並非新概念。2007年8月，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印度發表《兩洋匯聚》的演講時就稱，“日本和印度聯手，加上美國和澳大利亞，將可以形成一個打破地理疆界的大亞洲。”
新的變化賦予這個概念新內涵。位於新德里的政策研究中心戰略學教授布拉瑪·切拉尼總結稱，在過去五年裡，中國經濟實力的持續快速增長以及對外影響力的快速擴張“極大地改變了印太地區的戰略面貌”。川普政府則在首份《國家安全戰略》中稱，印太地區正在形成激烈的“地緣戰略競爭態勢”。
美日印澳四國認為需要對這一變化做出共同反應，因此在美國轉變態度後，尤其是在美國總統川普在去年11月的亞洲行中大談“印太”概念之後，四國對話機制得以重啟。
重新評估
今年1月，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重新連接亞洲項目”主任喬納森·希爾曼向美國國會遞交了一份關於中國五年來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評估報告，其中一條主要觀點是：雖然中國官方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表述是開放性和全球性的，但該倡議依然是以中國為中心的。
這份報告的數據顯示，在所有參與中國投資項目的承包商中，有89%是中國公司，7.6%是當地公司，3.4%是外國公司；報告進一步提出由中國主導的項目“在初期往往缺乏足夠的透明度”，導致很多希望參加“一帶一路”的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公司缺乏機會並產生質疑。報告還指出，中國還在“收獲政治紅利”，中國向菲律賓和柬埔寨等國提供的基礎設施項目貸款“使這些國家開始重新評估與美國的軍事或外交關係”。
但是印度對這些變化表示出擔憂，包括以打擊海盜為主的亞丁灣護航、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斯裡蘭卡的漢班托塔港的建設和經營活動，都令印度感到不安。
盤古智庫印度研究中心顧問馬加力對《財經》記者表示，隨著中國在印度洋海域活動日益增加、反對印度成為核供應國集團成員、建設中巴經濟走廊等等，印度對中國的“敵性認知”進一步加深。
在印太概念浮現之初，印度國內曾有過激烈討論，並形成三種主要立場：第一種是摒棄不結盟外交傳統並視中國為戰略威脅，轉而同民主國家共同塑造地區經濟與安全架構；第二種是認為這將使印度與美國更緊密地捆綁在一起，無法保持外交的自主性；第三種則強調“印太”概念的經濟訴求，保持印度的不結盟、戰略自主的成分，著力於創造一個穩定的地區環境來發展印度國內經濟。
複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民旺對《財經》記者分析認為：“第一種立場在印度國內取得了主導地位。”
印度莫迪政府上台後開始采取更富有進攻性的對外政策，將“向東看”調整為“向東行動”。印度外交部負責東亞事務的主管普利提·薩蘭稱，在印度-東南亞聯盟行動計劃2016－2020合作框架下，印度會更加關注安全與防務問題。
印度也有意圖將自己的觸角進一步伸長。印度的海洋安全戰略提出本國在整個印太地區的利益和接觸都在不斷擴大，其25%的對外貿易航線要通過南海和馬六甲海峽，因此有必要成為該地區“海洋安全的淨提供者”。
習慣於在大國之間尋求平衡的澳大利亞在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書中也開始宣稱澳大利亞與中國“有不同的利益、價值以及政治法律體系”，這些都可能導致“更多的摩擦”。
日本則一直是“印太戰略”不遺余力的推動者。在美日印澳四國框架基本成形後，日本的拉攏重點轉向東南亞國家，安倍晉三的國家安全顧問其浦太郎3月23日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稱，“東南亞國家聯盟對印太戰略至關重要”，東南亞地區的“優質發展和穩定是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戰略的最終目的”。
行動方向
川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曾總結在印太地區需要維護的價值觀：海洋和領空的自由通行權、法治、尊重主權、免於脅迫以及對私營企業開放的市場。在美日澳三國的對外聲明中，更多強調的是“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海上安全、自由航行以及國際法”等概念。
蘭德公司的研究員傑弗裡·霍農指出，四國安全對話的發起是基於共同的價值觀，但是僅有價值觀並不足以成為四國推行具體政策和戰略的堅實基礎，還需要考慮共同利益以及各自的行動能力。
霍農認為四國合作的核心領域應該是海上安全。首先是加強海洋環境感知，四國均有各自的監測系統，澳大利亞通過南太平洋島國間的合作機構擁有對南太平洋的監測數據，日本向部分東南亞國家讚助了巡邏艇以及通訊設備等，美國在其4億多美元的海洋安全倡議項目下對南海周邊多個國家提供自動識別系統、數據采集系統以及海洋情報的評估和分析網絡等，加上印度在印度洋的資訊數據，四國之間可以更好地共享海洋情報。
其次是保護專屬經濟區，四國可以嘗試共同對侵犯他國專屬經濟區的行為發聲，甚至組建聯合海上執法力量為一些弱小的國家提供保護，如果更進一步，四國可以根據聯合國漁業方面的協定在公海執行檢查任務。
最後，四國在國際法和國際海洋法的解釋上應保持協調一致。
還有人提出四國除了在海上安全方面加強合作之外，應該有共同的經濟行動和軍事行動作為補充。經濟方面，四國應該協調各自的對外基礎設施投資計劃，以使一些國家不過分依賴中國的低息貸款和投資。
在軍事合作層面，美日澳和美日印之間都有不同規模的例行聯合軍演，但還未達成四國共同的聯合軍演。日本和澳大利亞已經是美國的軍事同盟，因此美國和印度之間的軍事合作發展是補齊缺口的關鍵。
印度在2016年被美國確定為“主要戰略與防務夥伴”，兩國的雙邊軍事互動正在進一步加強。印度海軍司令蘇尼爾·蘭巴上將於3月20日訪問美國，雙方不斷重申在維護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上有著“共同利益”，而且進一步探討促進兩國海軍互動的可操作性，例如增加軍演次數以及官員對話機會。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高級研究員阿麗薩·艾爾絲提出以下幾點美印可以繼續探索的軍事合作領域以加強印度的軍事實力：一是明確印度的優勢方面，使印度保持在核心軍事領域的競爭優勢；二是在海上人道主義救援與減災行動上與印度協調並進行培訓；三是印度需要建設一個更加有效、透明的軍備採購機制，這也有助於印度建設自己的國防工業體系並為“印度製造”打下基礎；最後是在美印兩國都感到舒適的領域簽署聯合防務協定，以促進情報分享和兩軍的互通性。
四國存在認知差異
表面看上去美日印澳朝著更加緊密的同盟方向在發展，印度還通過自身在孟加拉國的影響力幫助日本房地產建築公司五洋建設和住友集團獲得當地的項目，但是各國對“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感知並不完全一致。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家安全學院的大衛·布魯斯特對《財經》記者表示，四國之間的合作應該淡化共同防務的概念，過分強調會導致該地區其他國家產生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並有可能引起中國不必要的焦慮。
在增加地區互聯互通方面，澳大利亞並沒有一個像日本國際協力機構那樣有雄厚資金支持的機構，在進行國際援助和在貸款方面給出替代中國方案上，澳大利亞只能量力而行。
由於陸地上與中國接壤並存在大面積的爭議領土，印度參與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對話的同時也一直小心翼翼避免刺激中國。在第一次四方安全對話之後，各方分別發表了聲明，唯有印度沒有提及“自由航行”、“遵守國際法”等字眼。林民旺指出,印度也一直拒絕澳大利亞加入美印日在孟加拉灣舉行的馬拉巴爾海上軍演。
印度的戰略家拉賈·莫漢認為，印度無法阻止中國增強在印度洋的存在，只有“加強印度自己的綜合海洋能力，構建與太平洋國家的夥伴關係，必要的時候在沿海地區與中國展開基礎設施建設競爭”。
即使是美國也對“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有不同的詮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東南亞問題高級研究員約書亞·庫爾蘭奇克認為，川普這一概念是想與亞洲國家分別簽署高品質的雙邊自由貿易條約，而只有那些符合美國價值觀標準的國家才有條件得到“美國的獎賞”。
最早提出“印太”一詞的印度海軍上校古佩特·庫拉納稱，自己當年提出“印太”的概念是想提醒大家重新思考兩大洋沿岸的亞洲國家是如何緊密聯繫的，並且這一想法的首要目的是通過海洋商業和戰略合作促進地區及全球的穩定，而不是要劃分出敵我。
（本文首刊於2018年4月2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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