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潔林/文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來勢凶猛，從2019年11月初見發病端倪，到同年12月被甄別為與SARS病毒同一家族的冠狀病毒，再到2020年1月疫情大爆發，公眾經歷了完全無感、迅速重視、高度緊張之後，目前已逐漸進入有序應對階段，人們也開始回顧反思發現與研究病毒的整個過程。
越來越多的信息表明，在疫情暴發之前，社會並非完全無感。2019年12月底，8名武漢醫生在醫療人聚集的微信群發布“×醫院已有多例SARS確診病例”“確診了7例SARS”等信息，並提醒大家警惕，結果被武漢市有關部門定性為謠言，並對他們進行了批評、教育。隨後，相關討論嘎然而止。然而，病毒並沒有隨著人們聲音的消失而匿跡，它正按照自己的生存邏輯迅猛發展。
2019年12月底，武漢市衛健委發出《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後，國家衛健委第一個專家組抵達武漢。幾周後（2020年1月24日開始），相關專家陸續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柳葉刀》等世界頂級醫學期刊發表關於此次疫情的論文。與此同時，武漢、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和國外的很多科學家紛紛加入“學術接力”，對新型冠狀病毒的起源、傳染方式、病毒結構和特徵等進行研究，並在多種頂級學術期刊和網上學術平台上發表論文。
最新的證據，是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雜誌（NEJM）1月30日發表的題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國武漢的初期傳播動力學》的論文。據《新京報》報導，來自中國疾控中心、武漢疾控中心等機構的學者們，分析了最早確診的425個病例的流行病學數據發現，密切接觸者之間的人際傳播從去年12月中旬開始就已經發生，並在此後一個月內逐漸擴散。然而，直至1月20日，國家級專家組組長鍾南山院士接受媒體採訪時，才首次證實有醫務人員感染。
可以說，中國科學家們在與新型冠狀病毒鬥爭中的學術表現堪稱出色。他們也是“逆行者”，在社會感到恐慌的時候，他們從安全的大後方奔赴病源第一線采樣分析、撰寫學術成果，為接下來限制傳染和根除病毒貢獻了力量。另外，由於中國是這場異塵餘生世界各地的疫情發源地和中心，他們的舉動不僅贏得了世界科學界同行們的尊重，也維護了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但是，這場傳染病對整個中國乃至全世界的衝擊是巨大的，諸多信息都表明，其控制和社會響應過程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現在很多人都在追問：既然科學家們在2020年1月初甚至2019年12月底就已發現新型冠狀病毒“人傳人”的證據，為何武漢市衛健委在2020年1月11日仍通報稱“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到底是這些科學家在論文發表前未將研究發現告知有關部門，還是有關部門雖然獲知了消息、但出於某些原因而選擇了遲報或瞞報？
這些追問值得重視，需要有關部門進行詳細調查並向公眾作出正面回應。
這次特別值得反思的，是相關機構管理人員和科學家們的定位。這些機構的唯一使命，應該是管控社會突發的疾病（特別是流行病），發表論文應從該機構所有人員的考核指標中去掉。如果既要求或獎勵他們發論文，又要他們管控疾病，會造成相關人員職業上的利益和倫理衝突。在該機構的人員選擇和配置上，也應盡量多一些懂得疾病防控的專家和管理者，他們需要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果斷決策。而頂級科研人員往往習慣性地對問題追根溯源，對於一個需要快速決策的機構，這種“科研美德”可能讓社會錯失良機。另外，責任和權力需要對稱，如果相關機構背負了管控疾病的責任，那麽就得賦予他們及時發布真實信息、以及制定和實施管控方案的權力。
1月29日，科技部也發出通知，要求相關科研人員把精力放到突破項目上、而不是急著發論文。然而，這種迎合網民情緒的臨時喊話意義不大。等這場讓中國和世界都付出了巨大代價的疫情過去之後，我們需要的不僅是依法問責“失職者”，還應對相關政策和機構設置進行反思。唯有這樣，這次所付出的昂貴“學費”才不會付諸東流，未來社會才可能更好地應對下一場流行疾病。
（作者為《人類科技創新簡史：欲望的力量》作者，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編輯：蘇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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