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大廈：最不像香港，又最“香港”

警察來了。

十分鐘之前，正在喝啤酒的Bosha，與開貨幣兌換店的尼泊爾老闆發生了口角。事情的緣起是，後者要求Bosha不要坐在自己的店鋪門口，Bosha感覺受到了侮辱。

梳著髒辮的他來自西非，人高馬大，握著拳頭，揮舞著手臂。越來越多的人圍觀、聚集，尼泊爾老闆報了警。兩分鐘後，一名巡警、一名防暴警察和一名便衣刑警便來到了現場，在兩分鐘內平息了事態。“習慣了，經常這樣，有經驗。”一名警察告訴新京報記者。

這裡是重慶大廈，香港最著名的地標之一，卻被公認為“最不像香港”的地方。這裡的人們膚色不同，背景各異，對於他們來說，重慶大廈只是一個落腳點，很多人希望通過在這裡過渡，最終融入香港社會。

國慶期間，整個尖沙咀成為一片紅色的海洋，不少大廈的電子屏，打出慶祝國慶的標語。

一牆之隔的重慶大廈，深色皮膚的人們來來往往，店主們也擠在一起看閱兵直播，電視機傳出的聲音提示著，這裡是香港。

“這裡有整個世界”

行走在尖沙咀，即便是初來的遊客，不用看路標，也知道重慶大廈到了。

沿著彌敦道從北向南走，身旁的路人膚色越來越深，空氣中香水混雜著咖喱的味道越來越重。當眼前密集出現南亞面孔時，抬頭便能看到四個字：重慶大廈。

陳美珍從台灣來香港旅遊，住在訊號山附近，在她的心目中，尖沙咀是九龍的核心地帶，“可是為什麽重慶大廈門口感覺很亂的樣子，有點嚇人。”她幾乎沿著人行道一路小跑，遠離眼前的“是非之地”。

不僅是遊客，即便是香港本地市民，也很少會涉足這裡。

“走過的時候都很害怕。”一名路過的阿婆說。另一名女士則直接告訴新京報記者，自己不會允許女兒獨自進入重慶大廈，“基本要去就是唱錢（換錢）的時候，或者去吃咖喱，晚上不會進去，女生一個人不會進去，進去也是快去快回，不會往裡面走。”

兌換紙幣和吃咖喱，是香港市民進入重慶大廈的主要理由，很少會有人在大廈裡久留，幾乎不會有本地人在大廈裡的旅館住宿。

Jakie來自印度的加爾各答，7年前初到香港時，便落腳在重慶大廈。“這裡有很多印度人，有工作可以做，能掙錢。”

他的“工作”是捏著一遝咖喱飯館的宣傳單，站在重慶大廈門口，跟每一個路過的人打招呼，然後把傳單塞過去。

做這個工作的人，大多數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尼泊爾等南亞國家，一些人在香港已經居留超過10年，但幾乎沒有離開過重慶大廈。

Jakie住在大廈裡，去過最遠的地方是海港城，離重慶大廈不到兩公里。他每天上午9點半開工，一直站到晚上10點，沒有休息日，每個月可以掙到7000港幣。

從外觀上看，這座竣工於1961年，上下共有17層的商住兩用樓，與周圍的建築並沒有什麽兩樣，“重慶大廈”四個字，在兩旁的大幅商業廣告包圍中，甚至顯得不太起眼。

重慶大廈由五座樓組成，彼此互不通行，依靠兩層樓的底座連接。大廈的一樓和二樓是商場，有樓梯可以穿行。但是再往上，需要乘坐通往特定樓座的電梯。

穿過或站、或半蹲的“傳單大軍”，沿著大廈入口往裡走，是一條近百米的走廊，兩旁遍布貨幣兌換店。絡繹不絕的人裡，有穿著長衫的印度人，有包著頭巾的錫克人，也有背包的歐美遊客，中國面孔並不多見。

一樓大廳的店鋪鱗次櫛比，巴基斯坦人吆喝著電話卡和電子產品，一名福建來的阿婆在整理日用百貨攤位，電視機裡印度綜藝的聲音被調得很大，遠處不時響起用菲律賓方言演唱的歌曲。更多的，是各種各樣的印度餐館，咖喱被盛在托盤裡，放在玻璃罩裡展示。在這裡，抬頭是各種私拉的電線，空氣裡是咖喱和香水的味道，節奏強勁的音樂聲中，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穿梭其間。

乘坐電梯上樓，眼前卻是迥異的世界。原本的住宅多數被打上隔斷，改為旅館。有的旅館以“東京”命名，有的名叫“新加坡”，“這裡沒有什麽居民了，樓上都是旅館。”大廈保安蔡勇告訴新京報記者。

重慶大廈的官網顯示，全部五座樓中，開有116家旅館、18家餐廳，“這些是合法的，還有很多沒有牌照的黑旅館、黑餐廳，沒法計算。”蔡勇說。

“這裡簡直是個小聯合國”，來自美國的背包客吉米告訴新京報記者，在背包客的圈子裡，“重慶大廈”是香港的地標，“幾乎每一個來香港的人都會到這裡看看”，他說，“這裡有整個世界。”

暴力已成往事

“如果你是個好人，那麽重慶大廈就是個好地方。”Jakie告訴新京報記者。

重慶大廈曾經以高犯罪率聞名，各種刑事案件高發。一名執勤警員告訴新京報記者，從前進入重慶大廈出警，他們會帶上盾牌，防止出現突發情況。

香港媒體曾經總結稱，重慶大廈的高犯罪率，很大程度源於人員的高度流動性。在港英時期，任何持有旅行簽證的人，都可以在香港合法停留14天以上。一些來自英聯邦國家的“淘金者”，會依靠這一政策滯留在香港。坐落於尖沙咀繁華地帶，交通方便，因為樓齡較老而租金便宜的重慶大廈，成為這些非法移民的理想居留地。

不過，上述警員告訴新京報記者，相比較而言，這幾年重慶大廈的犯罪率已經大為降低，刑事案件一年都難得一起。協調類似Bosha與尼泊爾老闆之間的口角，是警方的主要工作內容。

“暴力都是過去的事了，我在這裡沒見到多少壞人，基本都是想在香港賺錢生活的人。”鄭太告訴新京報記者。今年已經82歲的她來自廈門，在香港生活了41年，先是在九龍寨城落腳，後來搬到重慶大廈，開一間小小的雜貨店。她是這裡為數不多的中國人。在大廈裡，英語是通行語言。

一間10平方米左右的鋪面，月租金13000港幣，“在尖沙咀，這麽便宜的鋪面很難找。”鄭太的店鋪賣一些高仿的皮包，還有一些10元的小飾品。周末這天，放了假的菲傭成群結隊來到店裡購物，即便是10元錢的小玩意，她們也會精挑細選，有時候還會“殺價”，要求“便宜一些”，“主要做菲傭的生意，因為價格便宜嘛。”

在重慶大廈生活了超過20年，鄭太熟悉這裡的一切，很多人經過時，會叫她一聲“MAMA”。她說，上世紀90年代初剛到重慶大廈時，一樓和二樓還沒有通自來水，地面也是水泥地。10年前，大廈內部出新，新建了很多公共設施，地面也被鋪上瓷磚。

在香港回歸之前，大廈裡衝突不斷，舞刀弄槍的事情也見怪不怪，“有時候就因為一些小小的矛盾，有時候連矛盾都沒有，就因為有人喝了酒鬧事。”鄭太說，因為大廈“惡名遠播”，港英時期的警察很少進來。“現在不會有暴力事件了，都是過去的事。”

警察在尖沙咀巡邏，一個報警電話兩分鐘內就能趕到。

對於旅客來說，重慶大廈是一個難得的價格窪地。大廈裡的床位價格普遍在50港幣每天，單間也只需不到200港幣，通過互聯網預訂，甚至可以再便宜些。在寸土寸金的尖沙咀，這樣的價格只能在重慶大廈找到。

擔心招攬不到顧客，網上大部分旅館的信息會避開“重慶大廈”四個字，直接注明地址“彌敦道36號”。

索菲婭來自菲律賓，到香港旅行。在網上預訂酒店的時候，她按照價格從低到高排列，前幾頁都是位於重慶大廈的旅館，“我就挑了一個最便宜的。”

7歲的印度女孩珍納，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她的父母在大廈A座開旅館。珍納帶著新京報記者來到自家的旅館。不足90平方米的屋子，被隔成9個房間，中間的過道僅能容一個人通行。一個約10平方米的房間，配有獨立衛浴，一大一小兩張床，每晚的價格是200港幣。“這裡的房間是全港最便宜的，不會有更便宜的了。”珍納說。

“來香港的人都會知道重慶大廈”，索菲婭說，自己在來之前也很擔心大廈裡的安全問題，不過幾天住下了，除了電梯裡偶爾會有人搭訕外，並沒有遇到過危險。

在鄭太看來，重慶大廈裡的人儘管國籍不同，但大家來香港的目標都很一致，“其實都是討生活的人，想融入香港，都知道要和氣生財。”

每天都有人來，每天都有人走

重慶大廈的一天從早上10點鍾開始。

當鄭太將卷閘門推上，把裝有飾品的櫃子一個個搬出來的時候，蔡勇已經掛著對講機，在大廈裡巡視過一圈了。他的老家在福建，來香港10年，每天需要巡邏10個小時。除了巡邏外，蔡勇還需要看守電梯。重慶大廈有6部電梯，通往5個樓座，每部電梯都是單雙數隔層停。電梯的空間，只能容納5到6個成年男子，為了防止出現推搡，蔡勇需要站在電梯前，引導大家排隊乘梯。

在一家賣啤酒的小店門前，一陣音樂聲響起，幾名女子伴著音樂開始跳起舞來。動作最惹眼的一位名叫Jane，是一名菲傭。這天是周末。Jane和她的三個同伴來到重慶大廈，逛街、吃咖喱飯、喝啤酒。相較於外面的酒吧而言，5港幣一罐的啤酒，顯然更加經濟實惠。

Jane今年30歲，來香港4年，英語流利，但不會說中文。每周的唯一一個休息日，她大部分時候都會來重慶大廈，“因為便宜，朋友很多。”Jane向新京報記者介紹來來往往的人，“那個老闆來自印度，正在走過來的女人來自印度尼西亞，他們都是我的朋友。”

“老闆，把音樂再調高一些。”Jane揮舞著手臂，靈活地扭動起腰肢。

在一樓靠裡的位置，有一家酒吧，整日都在播放節奏感很強的非洲音樂。光顧這裡的人，大多數來自非洲南部。Nata幾乎每天都會在這裡喝酒，他來自尼日利亞，沒有香港居民身份證，不能工作，以難民身份來港，每月能夠拿到一些食物補貼。大部分時候，他把錢都花在購買最便宜的啤酒上。

Nata不滿意自己的生活，他希望有一份工作。他羨慕那些大廈裡的商人，因為“他們有自己的事業”。

沙瓦就是Nata羨慕的那種人。來自巴基斯坦的他，2008年來到香港，開著一間小小的商鋪，賣上網卡和路由器。沙瓦已經把家人都接到香港了，他說，香港“既安全又迷人”，“我不打算回去了，這裡就是我的家。”

而Jakie已經準備下個月回到加爾各答。他存了一些錢，想回家做點小生意。

從大廈三樓的公共天台向上看去，五座大樓將尖沙咀的天空分割，隻留下窄窄一線。每隔幾分鐘，會有一架飛機掠過。

“香港就是這樣，每天都有人來，每天都有人走。有的人來了又走，有的人再也沒有見到。”Jakie說。

新京報特派香港報導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