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方浩
1983年除夕，春晚第一次以現場直播的形式與全國人民見面。沒有主持人，馬季說了3段相聲，李谷一唱了6首歌。這屆春晚的收視率高達60%。
1983年春晚，演員兼職主持人
當年，中國電視機保有量不到5000萬台，而且大部分是黑白電視機。想象一下，整條胡同的人擠在一個比Pad稍微大點的黑白螢幕前看直播是一種什麽體驗。
截止到今年，中國共有大小電視台2000多個，其中中央電視台的頻道數就達到45個。而在80年代之初，中國只有一個電視台，即中央電視台，也只有一個頻道：中央一套。
83年春晚雖然是直播，但北京地區的觀眾可以打電話點播節目。當時央視一共搭設了四部電話，電話號碼都是六位。
隨著83春晚和84春晚的巨大成功，央視把1985年的春晚放到了可以容納上萬人的工人體育館，但由於成本猛增，央視不得不利用社會集資的形式籌款，最後一共籌得50萬人民幣。今天再尋常不過的的直播打賞，本質就是社會集資。
很多80後可能還有印象，整個80年代中小學每周二下午沒課，但同樣每周二下午電視台休息，不播放任何節目，打開電視全是雪花。這都是後來的事兒了，畢竟一開始都是全天沒節目可看。
1983年中國大概10億人口，如果當年春晚的收視率達到60%，就意味著有6億觀眾收看了春晚，但當年中國農村地區的電視普及率不到4%，所以60%的收視率就看怎麽定義了。
一台黑白電視機曾是“全村的希望”
不管怎麽說，在農歷一年的最後一天，一檔電視節目吸引了數億觀眾，這個壯舉一直持續到今天。如果中央電視台是一家互聯網公司，那它的爆款產品春晚一年隻日活一次，但也賺夠了眼球和流量。畢竟放眼整個互聯網，也沒有幾款產品的日活大半個中國都在使用。
特別之處在於，春晚給中國人最重要的傳統節日賦予了現代意義。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寫道：“一旦技術使用了某種特殊的象徵符號，在某種特殊的社會環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它就會變成媒介。換句話說，一種技術只是一台機器，媒介是這台機器創造的社會和文化環境。”
電視是技術，春節是象徵符號，它們融合在一起就創造了一種屬於中國人的“社會和文化環境”，這就是春晚。
傳統還是傳統，但技術一直在迭代。過去40年，電視機、電腦、手機不斷改變著中國人對春節、春晚的認知。加快信息的傳播速度、加大信息的覆蓋範圍，是技術媒介對春晚最大的貢獻。
就是在一個月前，快手直播日活突破1億。也就是說每天有1億人次在快手上觀看直播。此前，快手創始人宿華還在公司內部表示今年快手App要達到3億的日活。有媒體報導稱，這個指標已提前完成。
一天3億人在一個App上瀏覽視頻、看直播，這幾乎就等於30多年前一場春晚的收視率。但是要知道，那時的春晚是把積攢了364天的流量匯總到最後一天，等於是對全國人民完成了一次“情感雙十一”。
我想說的是，春晚一直在做的事情，其實就是快手正在做的事情。不同在於，前者是每年見一次，後者是大寶天天見。
春晚是什麽？是一檔融合了流行歌曲、舞蹈戲曲、相聲小品、雜技魔術等娛樂品類的大型直播秀。它本質上是對國民注意力的宏觀調控。
這要從央視春晚的前身說起。1979年，中國迎來“春天的故事”，央視也在這一年開始推出“迎新春文藝晚會”，但這檔節目連續四年都是錄播，直到1983年，央視買不起錄播設備了，才不得不轉為直播，沒想到一炮而紅。
那是一個萬物復甦的時代，封閉了近20年的國人不僅開始重新看世界，也在重新看自己。央視春晚的推出以及電視機的普及，讓普通人的娛樂消費迅速走上歷史快車道。1983年，中國一共賣出近900萬台電視機，同比增幅巨大。這其中春晚的爆紅是最重要原因。
因為此前中國幾乎所有的媒介及其內容，都是整齊劃一且是給頭部精英群體準備的，春晚讓媒體、媒體內容和媒體背後的技術形態，首次觸達普通人的生活。
“禁曲”《鄉戀》、馬季的宇宙牌香煙、趙麗蓉《英雄母親的一天》、馮鞏的“我想死你們了”……都是在用普通人的語言講述普通人的故事。80年代的春晚之所以成為幾代人的經典回憶，不是因為娛樂資源的稀缺，而是因為真實、真誠。觀眾看到的不是明星，而是自己生活的映射。
春晚也成了“網紅挖掘機”，張明敏、費翔一夜之間從無名小輩變成了港台巨星，趙本山從東北二人轉KOL變成了全國人民都知道的喜劇之王、《難忘今宵》《愛的奉獻》《相約98》等單曲因春晚而成為經典。
張明敏借助春晚紅遍大江南北
面向普通人，同時又給普通人成名的機會，是央視春晚成為爆款的最大特色。換句話說，央視春晚是把全國人民的注意力分配給了那些尚未被關注的對象身上。
“我們每天的所思所想、所關注的對象，偏差非常大，因此我們（快手）做了更多的選擇，讓更多的普通人能更好地表達和被關注。”宿華說。
快手的誕生與當年春晚的誕生有相似之處：大多數普通人並沒有在娛樂內容消費上得到滿足。
無論是社交媒體還是新的內容分發平台，都是頭部明星或網紅驅動，從微博到抖音無不如此。快手則讓普通人成為內容生產和消費的主力軍，快手幫助一大批“野生網紅”獲得了屬於自己的關注度：
來自雲南麗江的王嬌，僅僅記錄為女兒準備的一餐一飯就在快手上收獲了306萬粉絲。她們拍攝的鄉野生活不僅帶動了家鄉土特產的銷售，還為周邊幾十戶貧困戶增收。他們一家人被當地政府邀請分享拍攝短視頻經驗，而後被央視關注，站上主流舞台。
有著“廢柴愛迪生”之稱的“手工耿”，快手粉絲近400萬。他出身河北農村，專注於各種奇思妙想的發明創造：多功能保險箱手機殼、菜刀砍刀梳子、能彈出“清脆悅耳聲音”的腦瓜兒嘣輔助器……這個很難被劃進360行之內的農村青年，在快手得到了認同，甚至被諸多國際媒體關注。
“民間愛迪生”手工耿
河南鄭州的劉磊，在氣球行業打拚多年。借助短視頻電商這條路，他在快手擁有了3000名學員、30多萬粉絲。通過在快手上招收線下學員、“快手課堂”線上授課、直播收入，以及賣氣球相關材料，劉磊的收入超過100萬元。讓普通人獲得身份變現的機會，也是快手的一大特色。
快手“氣球大王” 劉磊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手工耿”不就是民間劉謙嗎？“散打哥”就是互聯網版的小沈陽、白小白就是93年原創流行樂的再版。還有比李子柒更接地氣的袁桂花、拉二胡的空巢老人、酒吧裡直播化妝與卸妝的服務生……
這些人是傳統互聯網產品裡的邊緣人。快手不僅給了他們舞台，也給了他們粉絲。很難想象，一個汽修工、一個山區的少數民族姑娘、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海歸大齡剩女，居然會在一個社區找到那麽多關注者、追隨者。
馬太效應是頭部明星匹配長尾流量，這是傳統互聯網的打法；快手則是用更接近普通人的腰部網紅匹配長尾流量，表面上看是對別人的認同，其實是對自己的認同。所以說快手不是用戶群體的下沉，而是注意力經濟的普惠。
中國互聯網的最早期用戶，是被主流互聯網人群和產品所鄙視的群體，他們來自中國廣袤的“五環外”，沒有受過什麽教育，收入低、工作卑微、社交圈層狹小，在網絡上僅僅作為流量而存在。
快手給了普通人另外一種可能：“原來我也可以成為生活的主角。”，所以，當他們接觸到快手時，就像30多年前國人首次觀看春晚一樣，藩籬被打碎了，注意力被釋放了。
當然，快手不是央視，央視也不是快手。
今年，快手成為繼BAT之後又一家與春晚合作發紅包的科技公司，總金額10億人民幣，將通過視頻+點讚的形式發出。比起1983年春晚只有4部電話機的互動場景，猶如時空穿越。
央視女主播謝穎穎在快手
巨大的流量池、強大的網紅打造能力、廣泛而持久的群眾基礎……這些都成是春晚成功的原因和結果。央視春晚（現在叫總台春晚，但仍然通俗稱呼之）作為一檔真正國民級節目，不僅無法被替代，而且還會一直做下去。春晚有春晚的剛需，快手有快手的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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