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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背上的朝廷》 乾隆“六下江南”究竟有何意圖?

《馬背上的朝廷》

作者:(美)張勉治

譯者:董建中

版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

《乾隆南巡圖》(局部),現藏於國家博物館。

說起乾隆“六下江南”的故事,中國人大都不陌生。從古裝劇中來看,乾隆在江南,無非是視察河道、懲治貪官,或者微服私訪、遊山玩水。事實上,乾隆南巡的政治內涵,遠比我們印象裡的“下江南”複雜得多。

美國華裔學者張勉治(Michael G. Chang)的著作《馬背上的朝廷:巡幸與清朝統治的建構(1680-1785)》,即從展示滿洲傳統、拉攏漢人精英及構建王朝合法性等方面,為我們剖析了乾隆南巡在表面說辭之外的真實動機。中國學者張婷在《漫談美國新清史研究》一文中,稱該書是“新清史中討論清中前期統治意識形態的代表作之一”。

乾隆創新巡幸理由

張勉治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迭哥分校,師從周錫瑞(Joseph Esherick)、畢克偉(Paul Pickowicz)等著名中國史學者,現為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歷史與藝術史系副教授。在《馬背上的朝廷》序言中,張勉治申明要以“新清史”的研究方法,填補有關南巡的研究空白。

所謂“新清史”,是上世紀90年代興起於美國的一個研究學派,代表學者有柯嬌燕、歐立德、路康樂等,他們的主要觀點包括反對“漢化”理論及“漢族中心論”,倡導“滿洲中心論”,認為清朝具有“帝國性”與“世界性”等。需要說明的是,這些觀點在中國學界備受爭議。

在書中,張勉治首先考察了巡幸在中國歷史上的多重含義。上古時期,巡幸被稱為“巡狩”,具有軍事訓練和管理諸侯的雙重功能。進入戰國,儒家為巡幸注入文治屬性,且日益將盛大、奢侈的巡幸和敗家亡國聯繫在一起。到南宋,如張勉治所說,“巡幸事實上已經變成了政治失范的同義詞”,很容易讓士大夫們聯想起歷史上那些昏君、暴君。不同的是,在元、遼、金等“非漢政權”中,巡幸與“逐水草而居”的民族傳統相呼應,君主們每年要在國境內做“季節性遷移”。羅新《從大都到上都》一書,考察的就是元朝皇帝,定期由大都(今北京)“遷移”到上都(今錫林郭勒盟正藍旗)的輦路。

由於存在這種認知上的分歧,康熙意圖開啟巡幸之旅時,創造性地另辟蹊徑,先是以盡孝的名義北上盛京,拜祭祖先陵寢;然後聲稱視察水利,六次巡幸江南。

乾隆即位後,想要恢復巡幸,直接打出“法祖”(即效法祖父康熙)旗號。為加重“孝道”的分量,乾隆又拉來皇太后做擋箭牌,自稱南巡是為陪母親遊覽江南美景。鑒於歷史教訓,漢人士大夫雖然不希望看到皇帝遠離京師,可他們也不可能去阻止皇帝盡孝,乾隆由此為自己爭取到一次又一次的巡幸機會。

南巡中的複雜考量

皇帝想要到京師外看看,可不像電視劇裡演的那樣,換掉龍袍,說走就能走的。乾隆南巡一次,通常需要隨行人員3000-3500人,往返行程6000多裡,歷時100余天,期間要用到上百處休息的尖營、過夜的大營和小住的行宮。《馬背上的朝廷》書後有兩個附錄,分別為“乾隆南巡的地方備辦情況”和“乾隆南巡全部支出的估算”,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皇帝離京前兩年,涉及的地方就要修路、修橋,征用上萬的纖夫、馬匹。為應對六次南巡,清廷付出的總開支在1900萬-2000萬兩白銀之間。

負責安排歷次南巡事宜,以及扈從左右的官員中,幾乎沒有漢人,全部是作為清廷中堅的滿洲人和蒙古人。一路上,乾隆住行軍帳篷、檢閱八旗官兵,時常刻意騎馬前行、演練箭術,以展現滿人尚武傳統。在他看來,天下是滿人從馬上“得之”,同樣要在馬上“治之”,所謂“創業之君無不以馬上得之,而敗業之君無不以忘其祖以馬上得之,以致覆宗絕祀”,元順帝便是乾隆眼中的反面典型——貪圖享樂,拋棄騎射傳統,終至亡國。

為宣揚武力,乾隆甚至在1762年第三次南巡時,特意接見了新近歸附的哈薩克、維吾爾等部貴族。按照張勉治“新清史”視角的解讀,乾隆此舉是要同時提醒內亞歸附者和早已被征服的江南精英,“他們只是一個幅員更為遼闊、多民族帝國的一部分,這一帝國不是任一特定疆域所構成,而是由一個移動滿洲朝廷的軍事力量和美德所建立”。

在恐嚇的同時,乾隆也沒有忘記拉攏一下江南漢人精英。他手腕高明,一方面通過給兩淮鹽商發放榮銜、增發鹽引,換取商人們對南巡經費的支持;另一方面又迎合士人,資助書院、創作漢詩。由此,處於對立中的商人與士人,竟都將乾隆視為了“自己人”。

相對於各項政治目的,乾隆一再宣稱的視察水利,其實一點都不重要。尤其是最後兩次南巡,他所謂關注浙江海塘整修,更只是一個幌子。張勉治發現,整個1770年代,乾隆統治都處在危機中:烏喇納拉皇后在第四次南巡途中被送回京師,隨後神秘去世,以至民間謠言四起,傳說乾隆因在江南召妓或納漢女為妃,和皇后發生衝突;又有生員金從善上書要求複立皇后,並公開立儲;加之由江南士人徐述燮《一柱樓詩》引發的文字獄,意外牽扯到深受乾隆寵信的老臣沈德潛。

在乾隆看來,傳播桃色謠言或要求複立皇后,都是變相抨擊南巡;要求公開立儲和寫詩非議清廷,則是漢人精英發泄對滿洲統治的不滿。此種背景下,乾隆進一步向江南士人灌輸“民族-王朝”觀念,於是在1780年代,帶著一眾皇子,又兩度親臨江南。

乾隆之後再無南巡

通過南巡,乾隆實現了自己謀求的一系列目的,可同時也幾次極大地滋擾了江南百姓。對此,乾隆十分清楚,於是他一再申明反對奢靡,如指示地方官員,“朕省方所至,戲台、彩棚、龍舟、燈舫,俱可不必”;斥責揚州商人,“今來駐蹕,實覺過華不為喜也”。

乾隆最不希望看到,南巡被百姓當作皇帝的遊山玩水之旅,因此他在海量“禦製詩”中,除稱頌江南美景外,一再表現對民生的關注,打造勤政形象。比如,乾隆有詩說,“牙檣春日駐姑蘇,為問民風豈自娛”;又說,“隻論遊觀無不可,重因農務望晴和”,言明自己南巡為的不是享樂,而是考察吏治、民生。不過,所謂的“微服私訪”,是不可能有的。

深入解讀乾隆禦製詩,是張勉治這本書的一大亮點。他認為,乾隆的4萬多首詩,之所以顯得“呆板”,很可能是刻意為之,因為乾隆寫詩的目的不是抒情,而是傳達意識形態——“反擊任何對他是肆意揮霍和不負責任的君主的暗示。他將自己表現為勤政、仁慈和恪盡孝道的統治者,通過他的詩作為媒介達到目的。”張勉治對一些禦製詩的解讀或許並不準確,但無疑為研究者提供了一種新思路。

在康熙、乾隆之後,清朝其他皇帝再未南巡,不是他們不想,而是沒有力量,也沒有必要再去“法祖”了。嘉慶親政後,為清除和珅黨羽,被迫重用漢人精英,所謂“滿漢一家”漸成事實,自然不能再像康熙、乾隆那樣,到江南炫耀滿人武力及對帝國的掌控。

張勉治的想法很好,即通過對乾隆南巡的研究,揭示清廷建構統治合法性的方式,可是在論述過程中,不免有一些瑕疵。比如,楊念群曾指出,此書在書名中說是研究“巡幸”,事實上對東巡、北巡等一帶而過,隻單單寫了南巡,沒有理清幾種巡幸間的關係;另外,過分強調滿人特性,而忽略了乾隆一些言行,受的其實是漢人儒家文化影響。

最後要說一下譯者董建中,他於中國人民大學從事清史研究,此前翻譯過曾小萍《州縣官的銀兩》、白彬菊《君主與大臣》等清史名著,可謂既有專業素養,又富翻譯經驗。因此,《馬背上的朝廷》的譯文準確而流暢,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張勉治及其“新清史”研究。

□楊津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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