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患有“社交恐懼”的現代人，大概只會在兩種情況下，因為見到陌生人而保持高度興奮：一是快遞到了；二是，外賣到了。
這是一個食物“來之過易”的時代，在人們沉迷於美食的便捷時，也許尚未意識到，肥胖正悄然入侵。
先來看這樣一組數據：
據2016年《柳月刀醫學周刊》（Lancent Medical Journal）的數據，中國的肥胖人口已近9000萬，其中男性4320萬，女性4640萬。
2016年，中國的肥胖人數超越美國，正式成為世上肥胖人口最多的國家。在世界肥胖人口，有16.3%的男性和14.2%的女性為中國人。
北京大學公共健康中心的一項研究指出，至2030年，每4個孩子中，就將有一個是超重的。即時，中國將有5000萬兒童的體重被列為超重或肥胖。
似是不知不覺，世界第一次進入了胖子比瘦子多的年代，也就是說，如今營養不足的人數還不及超重的人多。
要知道，50年前的我們還深陷饑荒圍困之中。短短的幾十年，我們的時代正在瘋狂製造肥胖——
這一切，不僅僅是個人健康意識的問題，背後還涉及著社會階級、“富態”文化傳統，以及以食物彌補精神虛無的現實。
01.
肥胖不是個體錯誤，而是社會疾病
下面這些話，你一定不陌生：
“要麽瘦要麽死”
“連體重都控制不了，還怎麽控制人生？”
“人在吃，秤在看”
這種充滿雞血、勵志的標語頻繁出現在健身房、減肥產品的廣告語中。除了刺激痛點的能力，它們還有一個共同點：把肥胖歸結於個體的“努力”與否——如果你體重超重，一定是因為你又懶又饞。
可是，人們的肥胖真的僅是因為好吃懶做嗎？
並非如此。如果你看過一些數據，就會發現： 中國的孩子在80年代初，肥胖率幾乎為零。而在80年代後半期，開始以迅猛的速度直線增長。
（1985-2015年中國城市和農村學生肥胖率調查表）
來源：1985-2014對中國學生身體健康的調查
可以看出，肥胖早已不是個體現象，而成為了一種“時代病”。美國人類學家Laren Berlant曾發表過一篇叫作《慢死亡》(Slow Death——Sovereignty, Obesity, Lateral Agency）的論文，談論到肥胖和社會結構的關係：
在美國，底層的勞動階級的肥胖率普遍比中產階級高。主流話語常對那些肥胖的人頗為不屑，指責他們不愛運動，愛吃垃圾食品，沒有“身材管理”的意識等等。
Berlant對這個觀點提出了質疑，提出在如今這個時代，肥胖已不再是個體的錯誤，而成為了一種社會疾病。
因為那些在溫飽線上掙扎著生存的人們，往往有著更長的工時，更艱難苦的工作環境，在這種情況下，無法擁有中產階級的閑情逸致去鍛煉。而若想吃得健康一些，就得花比炸雞、漢堡等速食產品高出幾倍的價錢來。
體重和富裕程度不再成正比，也就是說，那些沒錢的人往往更容易發胖——這與財富狀況決定的生活方式和飲食結構密切相關。
摩天大廈的建築建築工人們在高空吃午餐
在美國社會，階級壁壘出現在方方面面的生活之中。健身房裡揮灑汗水的人群，不會是辛苦奔波的勞動工人，而是有錢、有閑的中產階級。在餐廳裡轉一圈，沙拉輕食、有機食品總比廉價的炸雞漢堡便宜。
中國亦出現了如此端倪，食物的選擇不僅出於個人喜好，更是階級劃分的符號。出入的餐廳、吃進肚子裡的食物、就連外賣套餐的名字，都可能帶著“白領”這樣充滿階級意味的字眼——
於是，在這個充斥著垃圾食品、健康成本越來越高的時代，擁有健康、勻稱的身體不再是常態，而成了特權。當人們在責怪胖子不努力時，需要意識到：在當今的社會環境中，獲得一個健康的身體，需要付出比曾經大得多的努力。
我們對“垃圾食品”的理解還常停留在kfc、麥當勞這樣的“洋快餐”上。事實上，自外賣行業急速發展起，中國已在近幾年，沉默而迅速地製造著“中國式垃圾食品”——速食包。
速食包的危害，比洋快餐大得多。
並非是說炸雞漢堡比速食包健康，而是在認知層面，速食包有著更大的迷惑性。
想想看，魚香茄子、土豆牛肉一直是我們餐桌上最常出現的家常菜，人們很少會把它和速食聯繫在一起。而商家隱去速食包的製作流程，把精美的成品圖往網站上一放，誰能分辨出它是廚師精心準備的，還是速食包做的呢？
這樣速食包做出來的食物，成本只需幾塊錢，定價10幾元，而在物價頗高的北上廣，在超市裡買一份新鮮的排骨，很可能就不止20元。
動動手指就能買到一份看起來有葷有素的飯，很少人能夠不心動吧？
曾經，去餐廳吃飯被稱為“下館子”，是改善夥食的標誌。在那時候的認知裡，在餐廳裡能吃得更好。而人們選擇辛苦去買食材、洗菜、做菜，雖然費時費力，但能夠省錢。而當最後一根稻草“省錢” 也倒下時，人們就再沒有理由拒絕這洶湧而來的便捷時代了。
而當食材變成了保存期限幾個月的速食包，你每日吃進肚子裡的不再是新鮮的食物，而是經過各種工業加工的產品時，肥胖也就隨之而來——
《廚房裡的人類學家》一書的作者莊祖宜在採訪中曾批判過中國的“食品加工”熱潮：
因為今天中國的專業廚房的制度化，就是純粹要走能夠大量和快速地生產，所以就產生了非常多的問題：
現在有很多大型的食品公司做醬料的，這些公司讚助了很多廚藝學校，還有餐廳、企業，他們提供你設備，然後他們花錢，他們出場地，讓你去做食品安全、食品衛生的研習課，所以很多年輕的廚師就感覺這個公司是先進的，是正當的，是好的。很多小廚師從他們在廚藝學校裡面就接受到這一套。
這些公司甚至他們開了網站，或者公眾號，有幾百萬的廚師是他們的粉絲，上面就幫你提供一些菜單，開發新菜。你去看那些菜單，都不是在教你用簡單的蔥薑蒜、豆瓣醬、甜面醬，都是加這個麻辣汁、酸辣汁、雞粉、雞汁，全都是用汁，你不用那個的話根本做不出來了。
這是最讓人遺憾的地方。食品工業的巨大浪潮中，“便捷”幫我們節省了時間、精力、甚至金錢，而無法取代的，卻是最重要的一環：健康。
02.
無法克制的肥胖，無法抑製的欲望
中國人自古以來都崇尚一種“富態文化”。
“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富態”、“發福”，這些老話無不強調著食物和富裕間的緊密聯繫。從中，我們可以窺見中國人對胖是有著神往、羨慕的心態。
如今在飯桌上饕餮的我們大概很難想象，我們距離曾經的饑荒也不過50來年。上一代人對食物有著近似傷痛的記憶，到了今日物質富足的時代，當年的傷痛卻未曾消失，成了“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諄諄教誨、成了年夜飯裡的大魚大肉、成了吃不下而為了不浪費而勉強塞進胃離的食物。
也許是曾經的疾苦的記憶太過鮮明，人們依舊留存著對食物”體面“的嚮往——在許多地方的傳統習俗中，請客吃飯的規則之一：便是點比正常食量更多的菜，以至於在飯局結束時，桌上還有足量的食物剩下，從而體現自己的好客之道。
在很多文化中，都有對克制食量的推崇。七宗罪中，“暴食”是第一宗罪。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有禁食的傳統，以傳達控制欲望、節製的訓導。而中國的富態文化卻恰恰相反，我們對食物有著很高的容忍度。
梁文道在《味道》一書中曾說，中國人也倡導克制欲望，但卻很少有人覺得“暴食”是一種罪。
除了富態文化的歷史淵源，當今社會人們暴食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們對待食物的方式。
在食物稀缺的年代，吃飯本身就是一件奢侈的事，因為來之不易，所以吃飯時，總是會認認真真、一心一意地享用。
而在今天你會發現，我們很難再專注於吃飯本身：吃早餐的時候看手機，邊吃下午茶邊工作，吃晚餐的時候看“下飯劇”，已經成了現代人生活的常態。
來自伯明翰大學的研究表明，饑餓感不僅取決於我們吃了多少食物，更和人的記憶、注意力有關。
一般情況下，人在吃完飯後的20分鐘，大腦才會接收到“我飽了”的資訊。而如果你在吃飯時做著其它讓你分心的事，大腦就更不容易接收到飽腹的資訊，我們也不知不覺地“吃多了”。
03.
“肥宅快樂”文化，
帶來更高的精神虛無
雖說肥胖現象和如今的生存環境密切相關，但把吃歸咎於“我減不了肥是因為萬惡的資本！”也實在說過不去。
畢竟，肥胖問題的根源相當複雜，除了社會結構、基因的問題，現代人的個體情緒、心理，都悄悄決定著每天我們吃什麽、怎麽吃。
范曉萱那首《失控的胖子》唱出了很多人的心聲：“我總覺得自己是個胖子，很想變瘦的死胖子，每天還是一直都在吃。總是騙自己能吃就是福，還不是要找個藉口，一有空就瘋狂地大吃。”
瘋狂大吃，是的。如今現代人追求的早已不是吃飽，而是吃得“過癮”。在壓力越來越大，人人為“社畜”的時代，過量飲食已成為一種緩解焦慮的方法。
若你想了解城市人生活的現狀，可以看看《2017中國外賣發展研究報告》。它從人類最不可或缺的食物出發，反射出人們方方面面的生存現狀——
從年齡結構上看，美團閃購以年輕用戶為主，30歲以下用戶佔比達67%。
晚7點後叫外賣到公司的加班族有2322萬人；晚9點後的有1433萬人。
有1.3億單身人群曾在美團叫過外賣；393萬人年度訂單數量高於100次，平均每周叫兩次外賣。
宅、急、忙——這三個字精準地概括出現代人的生活現狀。
在這個7點後，還有2000多萬人都在加班的時代。想象一下，回到家精疲力盡的人們，會有心情和精力準備一頓晚餐嗎？
還是躺著吃點讓人興奮的食物吧，至少可以撫慰一下自己疲憊的身體和心靈。
為了這些食物，我們心甘情願為它變成“肥宅”。而這些肥宅快樂食品，又以含糖量高、油炸、速食產品為主。
2009年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顯示，中國人的總體肥胖率小於5%，卻在一些城市超過了20%。很明顯，肥胖是一個“城市病”，與現代人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
千禧一代開始逃離巨集大，追求這種簡單的、確確實實的幸福。可樂、甜甜圈、奶茶中讓人興奮的糖分，和披薩、炸雞、水煮魚中讓人欲罷不能的脂肪，都是疲憊生活中最好的撫慰。
比起社交、培養愛好所需的精力，肥宅快樂水的快樂成本太小，效率太高，太觸手可及。
問題是：在追求肥宅快樂文化的過程中，我們的味覺不斷退化和麻木——忙多了、宅多了、急多了，我們漸漸習慣了只被這些充滿刺激食物打動，而簡單的食材變得寡然無味。寧願吃牛油火鍋拉肚子，也不願再吃清淡的豆腐。越疲倦，就越需要更強烈的刺激。
但如今的商家為了增強“刺激”，在本已多油鹽的中國菜上繼續加重口味、加重興奮源。
莊祖宜曾說：
現在的司機，（做完菜）還要再加一杓紅油，讓它更油更香更辣更亮，視覺味覺各方面的刺激要做到最高點。這種方法在餐廳裡面已經成為常態。
“好奇實驗室”曾調查指出：
奶茶店裡的“無糖”選項依舊有糖，而“少糖”、“三分糖”更是市場行銷的策略：事實上，“少糖”和“多糖”間的區別非常之小，並且，“少糖”的含量就已達到約50克方糖。
這是什麽標準呢？根據中國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議，人體每天糖的攝入量不應該超過50克。喝一杯“少糖”奶茶，你一天中攝入的糖分就已接近超標。
也就是說，當你為了“不必太罪惡”而點了低糖的奶茶時，依舊落入了商家的陷阱。
資本可不管你的腰圍和健康。一方面，它找到現代人的需求然後迅速下手，加重口味、加糖，讓消費者對產品欲罷不能。另一方面，它也明白人們對健康問題的擔憂，把速食包食品裝成精心烹調出的作品，用“少糖”、“健康”、“有機”等的字眼安撫人心。
從中國人越來越粗的腰圍中，我們看到了速食產品，和其身後的速食經濟追求的急功近利。也從火鍋店裡滿滿當當的食物中，瞥見了現代人在平淡生活中，尋求刺激的強烈欲望。
生活中的壓力讓我們暴飲暴食、資本中的逐利驅動的讓我們越吃越糟。最終，用一句話來概括：“人們比以前吃得更多了，卻沒有比以前吃得更好。”
身處於製造胖子的時代，我們也許都該更關心自己的腰圍、每日入口的食物，和其背後匆忙、焦慮、欲望交雜的世界。
參考來源：
《2017中國外賣發展研究報告》美團閃送
《味道》梁文道
《別天真了，你以為“少糖”，奶茶裡的糖就少了？！》好奇實驗室
《我們為什麽肥胖》BBC紀錄片
Global Times
The Telegraph
Forb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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