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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祖製如何限制了明朝的變革|文史宴

文/行在陽秋

明朝建立,來源於一個無所依傍的獨立武裝力量,從未憑借於任何一個階層或集團。朱元璋作為這個集團的首領,擁有至高無上和毋庸置疑的權力和權威。這使得他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和設想,為子孫後代創製一套迥異前人的自家特色制度,為此殺再多的人、作再多的惡也不在話下。

改變華夏氣運的明太祖朱元璋

洪武制度的獨特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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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制度為中國政治制度史之一大轉捩點,這是人所共知的歷史事實。朱元璋建立明朝,在制度上自我作古。明製的獨特之處有:

其一,廢除丞相制度,大幅調整官製,君主集權和中央集權均空前加劇;

其二,創設嚴格的社會管制,建立仿古衛所製,對江南課以重稅,限制海上貿易,使明初社會呈現一派“古樸”面貌;

其三,於思想文化領域增強控制,以刑殺法律立國,右武輕文,使肅殺、恐怖氣氛彌漫明初。

無可否認的,這三大獨特之處頗能囊括明初洪武創製的精要,其余枝末之處也無妨是說由它們派生而來。明初發生了政治制度、社會經濟、思想文化上的巨大變革,以至於學界已有“元明變革”和“兩個南北朝”的論斷。

明初的重大變革,明製的獨特,這是歷史事實。朱元璋親手創立這套制度,其來源、緣由又是如何,是學界聚訟之所。本文的任務,便是一一辨析舊義,同時作出一個總結和推斷。對洪武制度來源的探研,將有助於看清楚日後建文改製、靖難之役在制度上的前因。

洪武制度的複雜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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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說以降,對中國的王朝分期成為學界歷久彌新的話題。每一朝代建立後,它制度的來源,以及與前代制度之間的損益因革,也成為討論王朝分期時的一個子題。

明朝制度的來源究竟如何?綜括諸說,至少有以下幾種說法:

1、明製脫胎於蒙元。這一派論點,集中於朱元璋政權所繼承的蒙古“草原民族”政權性格,並指出明製中的許多鮮明特質(如臣僚奴化、皇權獨尊、皇族分封)和隱微之處(宮妃殉葬、諡法粗疏),均由金元而來。

李治安即主明承元製說。在《元代及明前期社會變動初探》一文裡,他把元代和“明前期”合並論述,視其為一個獨立的歷史單元,是“局部變動”。李文總結了五個方面的變動,並認為“明代許多與中唐兩宋略有不同的東西,只能追溯到元代才能得到正確的解釋。”

李治安在《兩個南北朝與中古以來的歷史發展線索》一文中發展了這個觀點,認為“明前期承襲元製頗多”。文中還將朱允炆和朱元璋、朱棣父子對舉,稱之為南北本位的對抗。

此外,治制度史、政治史學者亦多持此論。張帆、閻步克分別在各自論著《論蒙元王朝的“家天下”特徵》、《品位與職位》裡也都指出,明初君權的空前膨脹、臣僚的奴化,與蒙元的“草原帝國”政治特徵直接相關。

明朝制度有來源於草原制度的一面

2、明製部分來源於秦漢唐宋以降的漢族政治傳統。張帆《論蒙元王朝的“家天下”特徵》一文最末認為,不應當明初專製強化完全歸咎於蒙元,明初君權的擴張仍是繼承沿襲了唐宋以降君權上升的漢族政治傳統。

明朝人出於政治宣傳,始終不遺余力地強調自身與漢唐宋的繼承關係,否認與蒙元的關聯。朱元璋自稱“遠稽漢唐,略有損益,亦參之以宋朝之典”。這也一直成為明朝官方的宣傳口徑。

日本學者也從種族和軍事擴張角度出發,論證明初朱元璋向漢族政治傳統的收縮和“回歸”,或者“江南本位”。

3、朱元璋自我作古,獨創了一套政治制度。通論性著作《明代政治史》、《中國政治制度通史》多從這一立場立論,並指出朱元璋個人在制度創設中的決定性作用。朱元璋創製部分源於紅巾軍傳統,亦可視為此一觀點之流亞。思想史研究也頗有循此進路者,從政治生態的特殊性而論思想文化。(如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

4、綜合說。李新峰於《論元明之間的變革》即提出綜合說。本文認為“其實三種來源都存在,需要辨明的是孰輕孰重”。文章總結了三種觀點,認為元明之間的變革多於繼承,斷裂大於連續。“明初政治制度是漢族傳統、紅軍特點和元朝基礎的混合體”。

筆者認肯綜合說。洪武制度的來源多元,而對它的認知、解讀也應多元化。本於此,筆者嘗試給出另一種解釋,作為洪武制度的來源——秦漢以前儒家經典的影響。

必須說明,先秦,也即“三代”的古製,主要以經典古籍的面貌出現。它在“三代”的運行狀況究竟為何,端賴後世儒者的建構和描述。因此,它對洪武制度的影響只能以抽象曲折的方式進行,它是先投射到朱元璋的意識裡,然後在經過他的有意加工而作用於制度建設的。顯然,“名不副實”、“名同實異”的情形會更多出現。但,古經、古製對朱元璋的幽微影響,則是無可否認的。

朱鴻林《明太祖對〈書經〉的征引》一文,列舉了朱元璋與大臣講論經史、熱衷古經的史實。可以看出,朱元璋對古代經典是逐漸熟稔的,古代理想的政治秩序也確實是他所想望的。戴彼德《洪武年間的道德諫諍》一文則表明,朱元璋在洪武後期,確實參照儒家經典來施政,這與洪武中前期相比,確實形成了對比。

這兩篇論文都揭示,朱元璋至少是在治國理念上有參酌三代古經的願望。進一步而言,洪武時期在制度實踐上,也未始不有古典經書的投射存焉。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廢除丞相制度。他後來聲言:

卒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

朱元璋所謂“自古”固屬飾辭,但他確對古製有過研究,不能完全排除他回復古製的願望和設想。又,洪武年間官製處於不斷調整之中,官名和新的機構名也不斷浮現。四輔官、大學士的設立,均為朱元璋比附經典、斟酌古製而成。洪武時還曾仿照《周禮》,改給事中名為元士,後又改為源士。朱元璋強力推行的《大誥》,定名亦來自《尚書》。

綜而言之,朱元璋的制度來源,若綜合四種來源(蒙元,漢族傳統,自我作古,遠仿三代),我們可得到更為全面的綜合說。筆者以為,當以“多元到一元”來解讀洪武制度的複雜來源。“多元”即意味著洪武制度的來源多元,也是解讀洪武制度的視角、進路多元;“一元”則意在凸顯朱元璋的熔鑄作用。經過朱元璋的頭腦過濾、刻意形塑和制度實踐,多元的元素得以整合,並且打上了朱元璋個人的獨特印記,不再是原先各自的本來面目了。

這體現在:古經中的經典政治理念已為朱元璋所深刻改造;唐宋以降君權加重的趨勢加劇,而士大夫所鼓吹的絕對忠君等理念也為朱元璋所利用、強化;蒙元制度中的臣僚奴化為朱元璋所承襲,官僚工具化和服務取向加深,同時分封製、邊疆管理等隱微之處也為朱元璋所改造吸收;紅巾軍早期制度遺產,朱元璋本人的原創元素,也都賦予了新的形式。

準此,洪武制度應被視作一個“多元到一元”的演變過程。雖然來源複雜,但洪武制度最終以開國之君創業垂統的面貌確定下來。

朱元璋憑藉恢復中華的名義,在政權建立之初獲得了相當大的合法性。他的政權又來自於一個完全獨立、無所依傍的軍事集團,不需要依靠、妥協於任何社會階層和地域集團。於是,朱元璋本人的權力,得以無所顧忌地生長、擴張,他的創製因此獲得了極大的自由度、裁量權和隨意性,正所謂“帝方操威柄,學士無所參決”。

明朝制度,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就是朱元璋制度。洪武制度即是“多元到一元”,圖示如下:

洪武制度之複雜來源

一元與多元:明朝制度走向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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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明朝人對朱元璋的崇拜和遵從,死心塌地,從未動搖。《皇明祖訓》和太祖成憲,幾乎成為一切制度的合法性來源。

朱允炆和朱棣均以朱元璋的合法繼承人自居,在對洪武制度的尊奉(無論名實)上,幾無二致。後代皇帝亦不待言。明代士大夫亦對朱元璋和洪武制度絕對認同,即使那些並不合理的部分也不例外。直至明亡,遺民才發出些許質疑聲音。

因此我們可將洪武制度視為“一元”。如前所述,這“一元”帶有濃烈的朱元璋個人特色,它在獲秉了“祖宗之法”無上地位後,也同時擁有兩大特質,即:不甚合理、持續調整。

必須指出的是,“祖宗之法”在“持續調整”的過程中,已經只是“形式繼承”了。同時,這個“持續調整”的過程,在洪武年間即已開始。甚至於,作為制度總則的《皇明祖訓》,也經歷了從《祖訓錄》到《皇明祖訓》的曲折變化。

朱元璋幾乎是憑著一己之力,口含天憲,乾綱獨斷,創設了洪武制度。如前所述,這些制度反映了朱元璋本人的治國理念,卻未必符合合理施政的需要,未必盡符合後來嗣君的統治。

朱元璋廢丞相,實現他個人集中權力的願望,卻不能一個人負其繁重的政務,於是只能設立四輔官、大學士,以分擔皇帝責任(而非權力),到後代終於演化為內閣製,實現了對丞相制度的部分回轉;

朱元璋仿唐製,設衛所、軍戶,原意在確立軍戶、軍屯制度,向府兵製回歸。然而,隨著時間推移,衛所製破壞,征兵製衰落,募兵製成為實際上的明朝兵製;

朱元璋將元朝粗樸的戶籍分類制度嚴格化、規範化,增強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實現“一國之家長統治”的朱氏理想社會秩序。不過明中期後,白銀貨幣化、農產品商品化、國際貿易興盛等新因素,使土地制度、人身依附關係都產生巨變,朱元璋設計的理想社會秩序,遂難以為繼;

朱元璋在刑法上以猛治國,意圖用重典求治,在他的繼承人那裡也不再繼續推行;

而朱元璋自以為得計的宗藩制度,在他身後很快遭到完全破壞和全面修正,藩王不再享有護衛,經濟待遇,人身自由亦遭遇極大限制。《宗藩條例》不斷修正,明末宗藩幾乎可以入仕,洪武分封製已名存實亡。

故而,洪武制度雖然以《祖訓》的形式固定下來成為“一元”,但其由於本身多有不合理之處,以及時代推移,洪武制度本身經歷了不停的調整和變遷,以至於面目全非、名存實亡。洪武制度雖屬“一元”,卻蘊藏著豐富的取向,這是“多元”。

從“一元”到“多元”,是筆者認知洪武制度後續命運的突破口。同樣可由圖示於下:

洪武制度的終極走向

同時,對洪武制度、尤其是《皇明祖訓》名義和形式上的遵從和維持,保護了它的“一元”地位,維持了它的核心精神和宗旨的延續,絕不能因為“面目全非”和“名存實亡”而忽視乃至否認洪武制度對明代制度的奠基性質和深遠影響。

還是舉朱棣比喻的例子,朱元璋造了一座大房子,這座大房子的結構、形式已為朱元璋所親手做好,大匠運斤。後代子孫時常覺得房子在使用過程中,住得並不舒服。氣象、水文、交通等新的因素影響房子的使用效果和居住體驗。此時,他們只能“偷梁換柱”、“曲突徙薪”,重修房屋,以達致合理的境地。

“祖訓至上”與“持續調整”。“一元”與“多元”,構成了筆者理解洪武制度的主要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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