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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時點的特別峰會,G20能否再度“撈起”世界經濟?

12年前,20國集團(G20)領導人首次會面時面臨一個艱巨任務——將全球經濟從一場數十年未遇的金融海嘯中“打撈”出來。最終,他們獲得了成功。

12年後,又一場全球性危機來臨,G20再度被寄予厚望。

台灣時間26日,G20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將召開。這是疫情在全球多點暴發關鍵時刻的一次特別峰會。其特別之處還在於,G20歷史上首次以視頻方式舉行領導人峰會。

疫情下全球經濟空前承壓

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公布的實時疫情數據顯示,截至台灣時間3月26日16時06分,全球累計確診病例已超過47萬,達到472790例;累計死亡過2萬,達到21313例。

疫情持續升級下,全球經濟亦空前承壓。

國際金融協會近日發布報告稱,2020年全球經濟將出現1.5%的負增長,這已經是該機構第三次下調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其中,發達經濟體將萎縮3.3%,新興經濟體僅能增長1.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日前也表示,受疫情影響,2020年全球經濟將陷入負增長,衰退程度至少與2008年金融危機時相當,甚至更加嚴重。

本就為應對危機而生的G20,勢必要挺身而出。

回顧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不僅使亞洲一些大國經濟因此開始蕭條,同時也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匯市全面劇烈波動。為防止類似金融危機重演。當時的八國集團財長於1999年9月25日在美國華盛頓宣布成立G20。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為應對這場史無前例的危機,G20升格為領導人峰會。

值得一提的是,G20成員構成兼顧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以及不同地域利益平衡,人口佔全球2/3,國土面積佔60%,國內生產總值佔85%。

因其廣泛代表性和影響力,加之2008年後發達國家衰退陰霾籠罩,經濟迅猛發展的新興國家成為重振世界經濟重要力量,更能代表全球經濟格局的G20逐漸超越七國集團(G7),成為首要國際經濟治理平台。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說,在此關鍵時刻,G20就新冠肺炎疫情專門舉行峰會,就應對疫情蔓延、穩定世界經濟進行溝通協調,具有重要意義。

兩次危機有何不同?

在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G20的作用不可忽視。

2008年11月舉行的G20領導人華盛頓峰會上,各成員達成了應對金融危機的行動計劃,包括各方采取緊急措施支持全球經濟和穩定金融市場、加強金融監管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等重要內容。由這次會議開始,G20開始在協調各國政策、應對金融危機方面發揮真正的實質性作用。

不過,眼下全球經濟遇到的困境與彼時並不完全相同。

摩根士丹利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認為,本輪全球經濟陷入衰退難以避免,但總體上引起系統性金融崩塌的可能性偏低。主要因為此次金融海嘯起因是疫情全球蔓延,如果最終能夠控制住疫情,其對經濟造成的衝擊仍相對短期。這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全球經濟的系統性、長期失衡有所不同。

但與此同時,各方政策空間也較12年前更為有限。

翻看最近全球主要經濟體打出的牌,以美聯儲連續緊急降息和無上限量化寬鬆為代表,“開閘放水”仍是主要手段。

然而有分析指出,疫情暴發前,全球經濟已然增長乏力,貿易緊張局勢以及英國“脫歐”等令增長前景大打折扣。在目前全球“低利率時代”和防控疫情背景下,僅靠降息等政策提振經濟的效果或將十分有限,甚至要付出“副作用”的代價。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奇霖表示,2008年金融危機後,主要國家攜手合作應對危機。但12年過去了,貨幣寬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全球需求不足、增長缺乏動力的困境,反而產生了全球債務擴張、貧富差距拉大和反全球化浪潮興起等一系列新問題。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亦分析說,美國、歐元區、英國、日本四大發達經濟體很快均可能進入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狀態。由於傳統政策空間瀕臨消失,貨幣政策除了量化寬鬆外已別無選擇。

簡言之,各方加碼寬鬆貨幣政策的效果已不比從前,且“子彈”亦所剩無幾。

全球協調財政刺激受期待

貨幣政策操作空間受限,全球能否協調頒布財政刺激政策“打配合”成為各方關注焦點。

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表示,隨著疫情蔓延,有必要采取協調、同步的全球財政刺激。例如,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G20僅在2009年實施的財政刺激就佔其GDP的2%左右,相當於今天的9000多億美元。因此,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呼籲G20領導人緊急發起一個總額達數兆美元的刺激計劃,把疫情所造成的經濟社會衝擊降低到最低限度。他說,到今年年底,新冠疫情造成的損失將以兆美元計。G20必須作出相應反應,向經濟體注入大量資源。

在此背景下,中信證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師明明預計,本輪G20峰會在財政政策方面可能達成更多共識。

他給出三個原因:其一,本輪流動性危機尚未轉化為全面債務危機,各國央行寬鬆政策推出也更加及時;其二,本輪全球貨幣政策已更多落入了非傳統區間,貨幣寬鬆邊際效應逐漸減弱,對財政擴張需求更加強烈;其三,歐元區對財政擴張的排斥已不再劇烈,歐央行內部對財政擴張配合的呼聲越發強烈。

不過,加大財政刺激亦有其代價。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表示,財政政策在恢復經濟中特別重要,減稅、補貼、給居民現金等,都需要大量財政資金。但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政府債務平均上升了50%,新興經濟體個發展中國家政府債務也增加了30%,各國政府財政刺激經濟空間有限。

東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付鵬則指出,眼下各國救市財政政策思路主要是突破財政赤字限制,甚至突破一定憲法約束,用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來應對衝擊。但此舉可能導致疫情後政府債務佔GDP比重再創新高,且財政收入增長並不一定能及時恢復。

面對又一次全球性危機和一系列掣肘,G20能否如12年前再次“打撈”起滑向衰退深淵的世界經濟,人們將拭目以待。

來自:國是直通車

作者:王恩博

編輯:陳昊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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