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前香港老師的國語教學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香港報導組

“你們的國語水準真的很差，怎麽會差到這個程度。”

當看到同學比手畫腳都形容不了一個簡單的成語時，徐麗（化名）總忍不住揶揄幾句。

在香港出生的徐麗曾在香港教授過4年國語課程。徐麗從聲母、韻母開始教起，引導學生一步步升級打怪，克服語言障礙，“不是所有學生都喜歡學國語，但是他們特別喜歡上我的國語課”。

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國語課成為香港中小學核心課程之一，特區政府也開始培養國語師資。2009年，香港高中學製改革，國語課程涵蓋小一至中三（相當於內地的初三——記者注）。公立院校是教授國語課程的主力軍。

2014年，中文教育專業碩士畢業後，徐麗進入母校下屬的大專院校中文科擔任老師，主要教授實用國語、國語溝通與交流、中文閱讀與寫作三門課。學生大多因中學畢業考試成績不理想，進入大專院校裡學習課程，成績優秀者還能獲得直升大學的機會。

國語的語音、詞匯、語法與粵語有所差異。無論是在課上還是課間，以粵語為母語的香港學生總是習慣性用粵語和徐麗交流。回答問題時，遇到沒法用國語表達的情況，學生總是習慣性拋一句粵語來請徐麗翻譯。

“請和我說國語。”徐麗要求學生，國語課程全程使用國語交流。

慢慢地，徐麗摸索出一套進階式的課程內容。開學第一課，徐麗根據學生的自我介紹，評估學生的國語基礎。如果班上學生平均水準不佳，她從最簡單的聲母、韻母開始教起，然後引導學生進行粵普互譯，語境練習。如果學生大多有一定國語基礎，她就直接按照詞匯、句子、語境的順序一步一步教導。

她的課堂上，一般有30個學生左右，每節課3個小時。按照三七的分配比例，徐麗在課程設計上總是引導學生說七分，自己說三分。“學生說得多才能練習運用語言。”

她發現，有時候學生說得不是特別好，反而刺激其他同學的關注和學習熱情。“在笑聲中，我才知道原來十個同學有一半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但有些錯誤一時很難改過來。學生被糾正後點點頭，下次繼續犯同一個錯誤。

比如，香港學生在表達“你先吃飯”“你先走”時，總習慣性地說“你吃飯先”“你走先”。這是因為在粵語的語法裡，副詞常在動詞之後，即“你吃先”“你行先”。

另一個改不掉的習慣，是學生喜歡在每句話的開頭加一個詞“然後”。徐麗解釋，因為粵語和台普都沒有翹舌音，學生學台灣國語更容易。受到台灣文化影響，香港學生喜歡以“然後”作為表達一句話的開始。

“很多學生特別努力，筆記上都標滿了拚音。”徐麗觀察到，課堂口語練習後，有學生回家後也會自行練習口語。

期末考試前兩周，她會提前公布6個場景的考試題目，由學生自行準備。考試時，學生抽中其中一個題目，在她面前一對一表達出來。“我會設計一些口語場景，比如你是一個餐廳的營業經理，有顧客不滿意時，你應該如何處理。”

有勤奮者事先把6個場景的答案想好，謄寫在紙上，開始背誦。徐麗總引導他們盡量不要用這種方法：“在紙上寫出來的是書面語，我希望他們說的是口頭語。”

課余時，徐麗曾問過學生：“有什麽興趣愛好？”

答案之一是“看起點中文網的原創小說”。

徐麗自己也天天看，失眠時就讀一兩章。“這屬於文化方面的交流，屬於學生的興趣愛好，但是挺起作用的。”

在課上，徐麗不會刻意教簡體字，學生也很少看內地報紙，但學生基本能讀得懂起點中文網的原創小說。有些網絡新詞匯，比如“很牛”“搬磚” ，香港學生一時反應不過來，但在語境下，很容易就能理解了。

“閱讀上沒有問題，我就是拚音轉文字不太懂。”1997年出生的陳科（化名）是徐麗2015屆的學生。他在香港讀大學期間曾到清華大學交流，也在中央電視台實習過。

早在中小學階段，陳科就已經學習國語。

自1998年起，國語成為香港小學核心科目。在1998年及以後入學的學生，都會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學習國語至初中三年級。2000年，國語成為香港中學會考科目（在2011年以前，香港中學會考的成績影響學生升學和就業——記者注）。

2002年，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提出，國語課成為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下的一門學科。根據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建議學校採用的《中國語文教學學習領域國語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國語課程設計要重視實際應用，包括聆聽、說話、閱讀、拚寫4個學習範疇。

其中，學習聆聽和說話，要求學生能聽能說，準確理解和表達，滿足學習、生活和日後工作的需要。學習閱讀和拚寫，注重語言的積累、語感和自學能力。

陳科介紹，在中小學階段，國語的教學偏向於學習一門語言，而中國語文則是應用粵語教學。“大部分同學都當它（國語課程）是一門課程，沒有特別抗拒，也沒有特別熱衷。”

即使在徐麗的課程上用心學了一個學期，陳科的國語依然“很普通”。百分製的國語考卷，陳科剛剛能過50分。他最不喜歡的就是拚寫。總有幾道題是他的難關：讀拚音寫漢字、看漢字寫拚音、以及聽一段話後填空詞語。“有時候拚音我讀出來了，但是要寫成漢字，我就不知道了。”

直到來內地交流實習，與內地人頻繁用國語交流，陳科的國語才開始突飛猛進。

除了公立學校外，在香港，還有一些國語補習機構提供國語課程服務。

有的是提供中介服務，機構為幼童、中小學、成人等各個年齡段的學生介紹匹配的導師，導師可以到機構上課，也可以提供上門教學服務；有的瞄準2.5-4歲的幼兒，通過互動遊戲、學習兒歌、主題繪畫、角色扮演等方式，培養幼兒的國語基礎。

還有的打出“專為香港人設計的國語課程”的口號，提供商務談判類的國語培訓課，滿足學生商務工作的需要。

正在求職的陳科認真看過許多招聘廣告。廣告上大多要求求職者掌握兩至三門語言，必須會英語，而會國語的求職者能加分。“尤其是零售業，更需要會國語的人。”

這也是徐麗所在的學校開設國語課程的初衷：符合學生未來工作的最低要求，幫助學生找到心儀的工作。

從電視和社交媒體上看到香港一些街頭畫面時，徐麗總忍不住留下眼淚：“我有時候挺心疼的，我要是有學生去了，我心裡會覺得很難受的，因為你得一直擔心他們。”

徐麗認為，香港社會面臨不同的問題，很多學生罷課只是為了自己某一些自由、某一些權利。2014年剛參加工作時，她也經歷過學生罷課兩周後仍不上課的情況。當時有位高校老師發在社交媒體上的話，讓她記憶猶新。

這些話包括：“大學有責任維持正常的教學環境，確保所有學生無論參加罷課與否都能得到同樣的照顧。”“但同學必須明白，缺席課堂要承擔一定後果，不但失去同學在課堂內正常學習的機會，持續缺課可能導致部分同學未能達到所選修的學科的要求，甚至對學業有影響。”“作為一所高等學院大學，學校不希望學生的學業長期受影響，所以學校呼籲罷課的同學盡早重回課堂恢復上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