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行為”是控制疾病最大的挑戰之一，除了邊防控制，社會大眾需要對疾病有所認識，不從疫區攜帶任何數量的豬肉製品到非疫區。圖/IC）
《財經》記者 蔡婷貽 俞琴 王曉楓 江瑋 | 文 郝洲 | 編輯
非洲豬瘟病毒基因類型多、數量龐大、免疫逃逸機制複雜多樣，可逃避宿主免疫細胞的清除。雖然非洲豬瘟發現已近一個世紀，但至今也沒有有效的疫苗面世，人類對此病毒缺乏高效的防控能力。
非洲豬瘟病毒會嚴重影響豬的免疫系統，自然感染的潛伏期一般為4天－19天。急性感染的豬多表現為食欲減退，高溫達40℃－42℃，擠成一團，心跳加快，呼吸困難，皮膚發紺和出血，偶爾會出現嘔吐和腹瀉。上述症狀出現後，7天－10天內感染的豬會死亡，死亡率高達100％。
不同於藍耳病和其他豬瘟通過空氣傳播，非洲豬瘟屬接觸感染。健康豬與患病豬或汙染物直接接觸是非洲豬瘟最主要的傳播途徑，豬被攜帶病毒的蜱等媒介昆蟲叮咬也存在傳播非洲豬瘟的可能性。此外，非洲豬瘟病毒也存在於體液中，還可通過飼料、泔水、菜及肉屑、欄舍、車輛、器具和衣物等間接傳播。生豬一旦接觸或采食這些物品，就可能受到感染。
在非洲豬瘟疫苗面世以前，滅殺疫情的常見手段就是成群撲殺生豬，看似殘忍，但這卻是阻止這種疫病傳播最為有效的方式。即便如此，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國花了幾年時間徹底消滅豬群;伊比利亞半島花了35年才消滅非洲豬瘟病毒；在俄羅斯聯邦和高加索地區，非洲豬瘟的存在時間已經超過十年，至今未能根除。
全球性難題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2017年發布的指導手冊顯示，肯亞在1909年首次發現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在歐洲殖民者引入的家豬中。當時通過在養殖場周圍建立屏障，可以保障家豬的安全。然而，隨著養豬業普及化，當地低生物安全或自由放養的方式飼養大量動物，導致豬和豬肉的運輸成為非洲豬瘟反覆爆發的主要原因。坎帕拉、內羅畢、蒙巴薩和達累斯薩拉姆等非洲大城市也相繼爆發疫情。
上世紀50年代末，非洲豬瘟經西非引入首次出現在葡萄牙，1960年傳入歐洲養豬大國西班牙，接著進入法國、意大利、比利時以及荷蘭；1978年出現在巴西、古巴、海地等。
2007年，非洲豬瘟進入格魯吉亞後在高加索地區迅速蔓延。糧農組織認為，這很有可能是通過廢棄食物作為泔水，或做垃圾處理被豬采食。同年，俄羅斯發現非洲豬瘟疫情，此後疫病逐漸向西蔓延，進入烏克蘭、白俄羅斯、立陶宛、波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以及摩爾多瓦等國。
非洲豬瘟病毒在不同的循環內持續存在，包括叢林傳播循環、家豬循環和野豬循環。在受到影響的歐盟成員國中，野豬在非洲豬瘟感染、傳播和持續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東歐，非洲豬瘟病毒的主要傳播途徑之一是豬肉市場鏈。廉價的、受汙染的豬肉和豬肉產品出現在非疫區，從而導致病毒傳播。
在進入亞洲以前，非洲豬瘟的大面積傳染速度並不快，疫情的發展相對穩定。但是自2018年8月，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沈陽發現亞洲首例疫情之後，非洲豬瘟在亞洲地區呈現加速傳播的趨勢。到今年4月19日，海南省萬寧市和儋州市發出疫情通報，中國31個省份全部“淪陷”。
今年2月發現疫情的越南宣布已經撲殺超過250萬頭生豬，但病原已傳播到鄰國柬埔寨；中國香港也因發現病毒而宰殺6000頭豬，並一度暫時停止豬肉供應，5月底香港第二次發現非洲豬瘟病毒，又撲殺4700頭豬；1月傳出疫情的蒙古近來未出現新案例，不過朝鮮於5月底確認並通報感染案例。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副總乾事馬修·斯通（Matthew Stone）對此悲觀地預測稱，豬瘟疫情可能會在亞洲地區更大範圍內蔓延。
非洲豬瘟在亞洲傳播的增速，讓不少專家感到訝異，但是仔細分析亞洲豬場的密度和生物安全的漏洞，疫情的迅猛發展並非無跡可尋。
FAO亞太區域跨界動物疫病應急中心主任賈巴威（Wantanee Kalpravish）對《財經》記者指出，中國飼養全球50％的生豬、越南則是全球第五大豬肉生產國，這樣的密度加上不同的生產流程，以及不同區域間對豬肉的需求而帶動的跨區域運送都是疫病擴散的高風險原因。
她解釋，區域內的生豬場就分成四種規模：產業化、大型商業化、中小型、後院飼養。對中小型和後院飼養住戶而言，生物安全的把關基本上不可能。另外，如果政府未對感染農戶提供足夠補償，農戶很容易秘而不報，加上執行隔離不嚴，導致錯過在疾病散布的前期采取控制措施。
明尼蘇達州大學獸醫系教授迪恩（John Deen）對《財經》記者解釋，相對於俄羅斯，亞洲的農場密集度高出許多，這導致病毒加快傳播，接下來不無可能進一步穿過太平洋到北美洲。
除了密度，小型養豬場的普遍也是一大原因。由於生豬飼養門檻較低，後院養豬、廚余餵食在重度依賴豬肉的亞洲十分常見,但是這種低成本飼養法容易形成生物安全漏洞，不少農戶在發現病死豬時甚至急忙宰殺販賣，進一步導致病毒傳播。
歐洲豬隻健康管理協會會長延森（Rick Janssen）指出，非洲豬瘟在中國和東歐的迅速蔓延，就是因為大量後院養殖場的存在。為控制疫情，他強調，政府一定要不斷鼓勵農戶，不隱瞞疫情，確實登記和申報病死豬。
賈巴威也強調“個人行為”是控制疾病最大的挑戰之一，除了邊防控制，社會大眾需要對疾病有所認識，不從疫區攜帶任何數量的豬肉製品到非疫區。
進入中國
從國際上的案例來看，非洲豬瘟病毒傳入無病國家或地區，常與發病國家機場和港口未經高溫蒸煮鍋的感染豬製品或殘羹不能安全處理有關。
遊客們不經意間攜帶的豬肉產品，也是國際間一種快速的傳播渠道，多米尼加、巴西、海地、古巴等國爆發疫情皆源於此。
聯合國糧農組織首席獸醫盧布羅斯（Juan Lubroth）認為，非洲豬瘟病毒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進入中國，包括非法或非正式地從受感染國家帶進動物或豬肉產品，從受感染國家帶禮品回國的遊客和工人，野豬入侵，從國外帶來並喂給豬的食物垃圾等等。“這種情況每天都會發生，甚至更頻繁地發生在那些可能完全不知道風險、沒有意圖引入毀滅性病毒或者為了省錢而偷工減料的人身上。”
2018年8月在遼寧沈陽發現的亞洲首例疫情，引發疫情的病毒特徵性基因序列與東歐和俄羅斯近期流行的毒株同源性極高。
一個有可能的推斷是，2018年6月14日至7月15日在俄羅斯舉行世界杯期間，國人出境看球賽，順便從俄羅斯購回攜帶了病毒的肉製品。這些肉製品未能全部食用，剩下的成為泔水。隨後，用泔水餵養生豬，引發疫情。
中國動物衛生與流行病學中心報告顯示，在中國發生的首例非洲豬瘟疫情中，病死豬剖檢發現脾髒異常腫大，疑似非洲豬瘟病毒感染。經國家外來動物疫病研究中心檢測，確診為非洲豬瘟病毒核酸陽性。與俄羅斯和東歐目前流行的格魯吉亞毒株（Georgia 2007）屬於同一進化分支。
不過，業內也有猜測，疫情不一定來自歐洲，而是來自非洲。中國同許多非洲國家間的人道主義援助與公共工程，往來也頗頻繁。
中國境內的第二例疫情發生在2018年8月14日，一生豬供應商從黑龍江省佳木斯湯原縣鶴立鎮將一車生豬260頭運至鄭州，並向鄭州雙匯屠宰廠銷售，在接受檢驗檢疫時，發現生豬存在異常，其中有30頭死亡，駐鄭州雙匯的官方動檢人員於當日立即向鄭州畜牧局報告，經中國動物衛生與流行病學中心檢測確認為非洲豬瘟疫情。
兩個多月後，台灣“農委會”稱首次從大陸香腸中檢出非洲豬瘟病毒基因，該產品外包裝顯示為“雙匯香脆腸”。
雙匯發展（000895.SZ）對外宣稱，公司高低溫肉製品在加工過程中均能殺死非洲豬瘟病毒。
非洲豬瘟病毒60攝氏度以上溫度，30分鐘就可被滅活。不過，這種病毒非常頑固，能夠在異常寒冷或炎熱的氣候條件下生存很長時間，在以煙熏、醃製方式製成的豬肉製品中，非洲豬瘟病毒可存活半年以上；在血液、糞便和組織、凍肉、未熟肉、醃肉、泔水、下腳料中均可長時間存活。
就鄭州發現的這起病例而言，雖然來自佳木斯，但經檢測，調出的養豬場並非疫源地，當地在彼時也沒有出現疫情。該批生豬通過公路運輸，途經多省市，行程2000余公里，流行病學背景複雜。
據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生豬長距離調運是疫情跨區域傳播的主要原因，內蒙古、河南的非洲豬瘟疫情均是跨省調運生豬引發的，而不符合動物防疫要求以及未清洗、消毒運輸車輛具有較高的疫情傳播風險。同時，有不法分子受利益驅使違法違規調運生豬，引發個別地區非洲豬瘟疫情。此外，國外的研究也表明，有接近一半的非洲豬瘟疫情系生豬調運引起傳播的。
國際防控合作
農業農村部曾在2018年10月公開表示，國內外均沒有有效的非洲豬瘟疫苗，主要是由其病原生物學特性決定的。非洲豬瘟病毒基因類型多、數量龐大、免疫逃逸機制複雜多樣，可逃避宿主免疫細胞的清除。現階段已研製的一些疫苗雖然能誘導產生一定水準的抗體，但並不具備中和非洲豬瘟病毒的能力，無法達到有效防控非洲豬瘟的目的。
國內目前普遍給豬群注射的不少疫苗抗原純度不高，反而造成了豬隻體內過多的免疫消耗，致使豬群的整體免疫功能下降，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馬潤林博士告訴《財經》記者。如果持續大規模給豬群注射這類低質量疫苗，國內的養豬業有可能將面臨更大的疫情風險。
目前，中國科學家正加緊非洲豬瘟疫苗突破。據中國農業科學院哈爾濱獸醫研究所官網介紹，中國發生非洲豬瘟疫情後，該研究所國家非洲豬瘟專業實驗室按農業農村部工作部署，依托國家動物疫病防控高級別生物安全實驗室，緊急組織科技突破。
1月12日，國家科技部、農業農村部和中國農科院等部門聯合啟動了國家公共安全專項“非洲豬瘟等外來動物疫病防控科技支撐”項目，中國農科院是課題承擔部門，該項目致力於研究創製非洲豬瘟病毒基因缺失活疫苗等課題。
“目前仍很難預測非洲豬瘟何時會停止蔓延，這取決於爆發疫情與沒有爆發疫情的國家協調執行防控措施的能力。”世界動物衛生組織通訊主管凱瑟琳·波特蘭-費朗迪對《財經》記者說。她表示，由於至今仍未研發出對應的疫苗，非洲豬瘟仍然難以控制。而想要預防和控制非洲豬瘟，需要強有力的、充分協調的跨行業合作。此外公眾和養殖戶、生產商需要提高防範意識確保消除一些風險行為不再發生或者至少小心控制，比如旅客在行李中攜帶豬肉製品或泔水餵養。
除撲殺生豬以外，中國的生豬跨省運輸自2018年9月以來受到了嚴格監管。《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做好非洲豬瘟防控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要求，發生疫情的省份及相鄰省份，要立即關閉轄區內所有生豬交易市場，禁止生豬跨省外調，對生豬產品調運繼續實施差異化管理。其他省份調運生豬不得經過發生疫情省份。運輸生豬等活畜禽的車輛不再享受鮮活農產品運輸“綠色通道”政策。
為確保從2018年12月1日起，全面實施生豬運輸車輛備案和監管，農業農村部、交通運輸部、警察部三部委下發加強生豬調運監管、做好生豬運輸車輛備案等有關工作的通知，全面強化生豬運輸車輛備案等監管措施。
國際上多年來的非洲豬瘟防控實踐表明，餐廚剩餘物飼喂生豬是非洲豬瘟傳播的重要途徑。國外有專家對2008年至2012年查明的219起非洲豬瘟疫情進行分析，發現45.6％的疫情系飼喂餐廚剩餘物引起。研究表明，在我國發生的前21起非洲豬瘟疫情中，有62％的疫情與飼喂餐廚剩餘物有關。這些疫情多分布在城鄉接合部，往往呈多點集中發生。為此，上述《通知》還要求，全面禁止餐廚剩餘物飼喂生豬。
“對全球威脅的應對需要國際組織、研究和科學機構、發展夥伴、飼養戶和豬肉生產商、政府機構以及其他利益攸關方的協調行動，以阻止非洲豬瘟的進一步蔓延。”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在其發布的報告中說。
今年4月9日，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在由中國農業農村部與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共同舉辦的非洲豬瘟防控國際研討會上介紹，為防控非洲豬瘟，中國采取了主動監測與被動監測相結合的做法。主動監測以面上排查為主，要求各地按照養殖、交易、屠宰環節排查全覆蓋和養豬場戶監測全覆蓋，全面開展疫情監測排查，及時發現疫情；被動監測以養殖場戶報告可疑情況為主，重點關注與疫情有關聯的場戶和出現生豬發病死亡的養殖場戶，要求發現可疑情況及時報告。
韓長賦說，農業農村部會同海關、市場監管、警察、林草等部門，調查疫病傳入途徑，及時規範處置風險物品，做好境外疫病防堵。
同時，聯合科技部加大科研投入，推動將非洲豬瘟疫苗研發列入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加快疫苗和診斷技術研發進程。此外，市場監管總局強化生豬產品加工環節監測排查；鐵路、民航、郵政等部門全面暫停國內生豬承運業務；財政部將非洲豬瘟納入強製撲殺補助病種範圍，僅中央財政就已發放撲殺補助經費6.3億元。
在有效疫苗研發出來前，俄羅斯和西班牙的防疫經驗正成為各國參考對象。
以伊比利豬聞名全球的西班牙在1960年遭到非洲豬瘟的嚴重攻擊，防疫工作始終無法突破，直到1979年西班牙豬瘟防疫專家桑切斯·斯凱諾（Jose Sánchez-Vizcaíno）的團隊研發出快速篩檢非洲豬瘟的酶聯免疫吸附試驗，配合政府1985年成立的“流動獸醫臨床團隊”與養豬戶合作，對生豬進行血清檢測、衛生檢測、檢測屠宰場血清等，西班牙在1995年成功消滅非洲豬瘟。
4月初，桑切斯·斯凱諾受邀參加在北京舉行的2019年豬業論壇，他介紹非洲豬瘟病毒是獨特的雙鏈DNA病毒，可在單核細胞和巨噬細胞(靶細胞)中複製，在電子顯微鏡下觀察，整個非洲豬瘟病毒粒子被六邊形的被膜包裹著，非常穩定。除了生豬，病毒還存在一種非洲軟蜱，這種軟蜱也是重要傳染媒介。
他指出，在他40年的研究經驗中，非洲豬瘟的每次爆發都有不同特點，大小農場的防疫方案也因此各有不同，需要通過分析當地飼養環境、方法和歷史來找出控制病毒擴散的辦法。
他進一步分析指出，非洲豬瘟在進入中國後的傳播速度讓他感到訝異，細分其中可能原因包括：野豬的分布、含豬血飼料、廚余喂豬、感染豬在屠宰場宰殺、生物水準漏洞。他認為，在改善這些問題前，首要抗疫之道仍是早期篩檢。
另一個積極提供經驗的國家是俄羅斯。2007年起遭到非洲豬瘟襲擊的俄羅斯，至2017年十年間導致80萬頭豬死亡，根據俄羅斯國內研究，主要爆發疫情的都是小型農場，但靠著嚴格的農場監控，大幅提高生物安全，大型養豬場產豬量反而年年增加，今年的豬肉產出預期達2007年的兩倍。
擁有防疫經驗並看準中國市場面臨的豬肉供給缺口，俄羅斯大型肉類供應企業Rusagro今年宣布在青島投資1000公頃養豬和飼料場，以及每小時宰殺600頭豬的屠宰場；通過直接投資，俄羅斯豬企避開無法直接向中國出口豬肉的限制，同時在國內養豬業進行整合時佔領高位。
聯合國糧農組織首席獸醫盧布羅斯告訴《財經》記者，其他受到非洲豬瘟入侵的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將有助於中國控制這種疫病，但只能作為參考，因為這些國家和地區與中國存在很大的現實差異。中國控制非洲豬瘟需要考慮到養殖戶的需求、溝通和外聯、費用和補償政策、監管機構和合規性，中國面臨非常複雜的情況。
就像所有傳染病一樣，一旦疫區不再出現新案例、曾經發生疫情的地點未再發生二次疫情，疾病就算是被控制住，賈巴威對《財經》記者強調。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