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別走我們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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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創造性寫作研究生班的作家們：

同學們、同仁們、兄弟姐妹們：

三秋如一日，三夏如一時。

最初就知道你們今天要離開，可真的到了這一天，還是有些意外感。三歲三寒，三寒也三春，到現在似乎該說的都已言盡，又似乎該說的從未說起。這就是同仁，這就是師生（哪怕僅僅是一種名義），這就是文學同仁間的言不起、意不盡的文學關係。也正是這種關係，讓我起意在我們仿佛無話不談的三年之尾，在我們即將分手的悲喜之間，寫這封不言而筆的一些贅言。

因懷疑而開始創造

在這三年的時間裡，老師並非是你們的榜樣；老師們走過的寫作之路，也並非是你們應該踏行的前程。

文學從根本上說，它的來路是借鑒與承傳並行的雙軌，孰多孰少，由作家的文養和秉性而定。於是，創造與傳承，便緣此而生。再從根本上說，我不讚成文學是一門手藝那句話；因為手藝有太多、太多的承傳。作家可以自謙，但絕不能真的把自己淪落為木工、瓦工的巧匠藝人。匠藝人是愈傳承愈熟練，寫作是愈寫愈陌生，愈寫愈敬畏，直至寫到相面文學，而不敢落筆，那時才謂之成熟，才謂之大家。

現在，我們都是走在從會到不會、從敢到不敢的路上。都在朝聖的路上等待著神聖到來那一瞬的敬畏與顫栗。“作家不是培養出來的，文學院不負責培養作家”那些話，似乎在我們的文化環境和教育中，已經爛熟為一種人所共知的真理，可是，我們誰又能說，數學不需要教育，物理不需要學習呢？誰又能保證學了數學、物理的學生個個都是數學家和物理學家呢？似乎從來沒有人要求過，每一個在高等學府讀研、讀博的文科才子，個個都能應該成為理論家、文學史家或者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吧！誠然，李白、杜甫、曹雪芹，他們都沒有讀過大學，但別忘了，那個時代的張衡、祖衝之、沈括們，也並非大學科班。不在異地談桔枳，也不在異時談同事。別以為魯迅是學醫才成了文學家；別以為沈從文是因為湘西的偏野才成了沈從文。我們不能把沒條件的教育之成做證據，也不能將有條件的必然做必然。大學不負責培養作家，但不能不負責文學之教育，一如物理專業不負責培養出偉大的物理學家，但不能不負責物理教育樣。而文學——尤其我們這樣的創造性研究生班的三年教育之實驗，恰恰證明了文學在大學教育中的意義和不同。

就意義而言說，即便我們都已是知名作家，但也是缺少許多史識和文學智識的人。我們需要文學教育的醒示、爭論和感悟！我們需要補習這一課。這一課往小處說可能就是幾本書；往大處說，則是一片水茫茫的思想之海。來到學校補習、討論、增閱和爭論這一課，對我們的年齡、經歷和寫作，則是更為集中和省時，更能讓我們感悟、討論和爭論。尤其人民大學這樣的文科之強地，可能比其他學校更適宜對我們缺弱的填充和補缺。這裡有令我們見之必敬的各個學科的專家和大家，又有相對靈動、松活的教育靈便性；有支持我們的校長官和文學院，又有如你們兄長、姊妹般的同仁老師們，使得我們的創造性寫作研究生班，可以成為教育夏日中的一塊樹蔭，冬日寒冷中的一塊暖地；使得我們的飯桌和課堂，充滿著分歧的爭論和討論的熱切。這種討論和爭論，讓我們可以在教育非權力強咽的必然之外，各取所需，自去贅余。

其次，你們的到來，創造性研究生班的成立，給文學院和學校那些比你們更年輕的孩子們，帶來的中文教育那可觸可感的文學氛圍和氣息，這是此前學校少有的，也是難以替代的。就其學校教學而言，我們創造性寫作研究生班的更為不同之處，也恰恰是我們這兒的老師即學生，學生亦老師；彼此增補，共同尊重；課堂上沒有權力、權威和必然，而只有文學的信任、感悟和懷疑。

我們尊重、感謝每一位為我們的教室和創作帶去春意和冬暖的人——文學院的老師，北京內外的作家和學者，以及從國外趕來的作家、理論家和每一位熱愛中國文學的翻譯家。他們每一個人的文學之言，都是我們的滴水之恩。除了這些恩水的湧泉，我們更為在班裡強意力行的，也是我們與眾教、眾業所不同的地方，是我們立足共樹的讓你們對老師和老師所言、所著的懷疑和叩問。文學的懷疑和叩問，是文學進步的最重要的脈絡。亦步亦趨，是對文學的最大傷害。在這兒，我們可以懷疑魯迅和曹雪芹，可以不信任托爾斯泰和巴爾扎克，可以以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作家為旗手，也可以為一篇遠未形成共識的小說而呐喊。我們在尊重所有人寫作的基礎上，懷疑其所獲成功的可靠性。古代的、現代的、國內的、國外的，尤其是當代文學的。

在當代文學中，尤其是你們身邊老師的寫作和言說，則有更為值得懷疑和爭論的價值和意義。不在意你們這樣懷疑、爭論的對和錯，而在意你們對“老師非老師”的精神形成和確立。要相信，中國當代文學無論如何都已經成為文學史中的一段波瀾和流域；要相信，中國那些為數眾多的優秀作家和作品，都是那些流域的航標和坐標。但你們身邊的作家、老師和作品，卻只是那些流域的浪花和砂礫。他們全部存在的意義，就是陪同著你們懷疑和被懷疑。請你們懷疑閻連科，懷疑劉震雲——哪怕震雲老師半生的寫作給我們留下了一路的經典；請你們與你們的同代老師梁鴻、張悅然、楊慶祥等，一道在同步懷疑中推翻和建立。三年的學習，不在於你們寫出了怎樣的小說和論文，不在於你們獲得了什麽樣的獎項和影響，而在於你們確立了在文學上的懷疑精神——要勇於懷疑世界，更要勇於懷疑當下的寫作。僅僅是文學上的這種懷疑精神，僅僅是開始有了對老師們文學教學與寫作上的不信任，我想，這就是一種成功。是一種最大的收獲之果；是我們三年相處相習，最大的結晶與成就。

我們要重新認識這四十年來，中國文學在發展中從內容到形式的懷疑與確立；再懷疑和再確立的這一循環路道上的足跡與得失。要面對文學的當下，讓這種懷疑從自身的寫作開始；從你們身邊老師們的——尤其是從懷疑我的寫作與追求起步，讓我們的寫作，成為你們懷疑起腳的踏石與動力。懷疑你們老師們的教學，懷疑你們老師們的寫作——我想，這就是我們這個青年作家班三年相處最大的收益，也是與我們其他學課最大的不同。

你們也一定要相信，每一位老師的寫作能夠成為你們寫作中懷疑的對象，那也恰恰是你們對他們的尊重和臨幸。如果你們首先懷疑的是我和我的寫作，我想這是你們畢業後給我的最好的禮物。不走老師和前輩們的文學之路，也才真正是我們這個創造性寫作研究生班畢業後最好的前行和主義，一如每一位大作家和每一部大作品，都必然要建立在因為對世界和經典作家及作品懷疑而開始的創造上。

名利、理想和日子

在這三年的時間裡，老師並非是你們的榜樣；

同學們、朋友們，有很長時間我都想開誠布公地和你們討論我生活和寫作中的教訓和為人，可緣於擔心有倚老作秀之嫌，卻一直未能開口談起。今天，你們有的要走了，有的雖然還在，卻最終也要走在離校遠行的大路上。非常有可能，此一聚散，我們將終生不能再有今天相聚的場面。也因此，我想說說我寫作中的教訓和為人，務請你們，不要再走我走過的寫作之路。

大家都知道，我這一代作家，幾乎都是為了饑餓、進城和個人命運而開始讀書和寫作的，起點之低，真是低到了塵埃裡去；之所以今天可以成名成家，其實有賴於個人奮鬥的名利之心。而真正讓文學成為相對純正的理想，那在我，比起同代人，要晚上很多年。也因此，在這兒請允許我苦言直道，務請你們將名利之心，如果可能的話，盡早、盡多的從頭腦中搬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萬不可如我一樣，三十歲、四十歲、到了五十歲，乃至到今天，都還不能完全排除名利對寫作的傷害。

如果一個作家，一生都為名利而寫，那倒也單純並易於理解了，如我們理解一個商人一生為牟利而努力。而問題就出在這兒，我們是一群有理想而又不能放下名利的人。名利成為我們生活、生存的條件，可它也成為理想的枷鎖，約束著我們不能成為單純、可愛的名利之徒。所謂文人的酸腐，說白了就緣於名利與理想的爭鬥和糾纏，乃至於千古不息的文人嫉妒，也都緣此而生、而綿延。我們的悲劇，就在於我們的內心有不息的理想。我們那一點點的不同與可敬，也緣於在世俗、混亂、乃至於齷齪、肮髒的現實中，我們還有這一點點的理想。

而說到理想，這個聽起來貌似高尚的東西，它在我也並非如大家想象的帶有責任與良知的光環。從內心裡去說，我厭煩人們說我有責任心和良知那樣的話。我的一切，皆源於一種為人之本能。誠實而言，我從未認真去想過一個作家的責任應該是方的或圓的，是箭形或彈形。我一切的努力，都源於生活而起，源於生活而行；源於閱讀而筆，源於思悟而作。我從不以為我是中國的好作家，乃至於不是一個稱職作家。我的寫作距離現實、社會、時代都太近、太緊貼。正如一個要跳上桌子的人，因為離桌子太近而無法一躍而起樣；如一個登山爬高的人，把梯根緊緊的豎在了山根下，當你爬上梯子時，那梯子會因為太近而不穩，會使你爬得愈高愈危險，跌落得可能就會愈大愈慘烈。

我的教訓是，我和現實的矛盾有太深的隔閡，以致使疑慮與不安，成為了我寫作最重要的動力和阻力。清楚的知道人的黑暗在哪兒，又不能像魯迅在《野草》中優雅地一躍，把自己融進黑暗裡，並讓自己睜開盯著黑暗的眼，從淵黑中發出兩束光芒來。哪怕是微弱的可以逾越黑暗的幽藍的光。而我自己，人在黑暗，心在黑暗，抱怨太多，幽歎過重，甚至我都覺得我的小說中有種怨婦氣，太缺少了超越和明亮。

一方面在寫作中注視黑暗，另一方面，又在生活中逃避黑暗；在生活中渴望溫暖、光明和舒適，逃避承擔和責任，從而使自己成為了一個生活和文學中都相當猶豫、懦弱的人。是這樣——懦弱而知道自己之懦弱，並且沒有能力去強壯這懦弱，這就形成了自己寫作的巨大羈絆和怪圈。既沒有能力踢開羈絆走出去，也沒有能力從怪圈裡徹底退回來。這致使我的寫作多少年都是踏步的，不前的，乃至為重複嘮叨的。因為這樣我才說，請大家千萬不要走我走過的路。要麽超越，要麽混沌，清醒的困惑又不能讓這種困惑走進文學裡，這使得一個人的生活和寫作，都有進不得、退不得的滯澀和兩難。

要相信，我們與生俱來是為了好好的活著，而不是一出生就為了好好的寫作；要相信，我們選擇了文學，是為了終生更好的活著，讓我們的內心、靈魂變得更為透明和清澈，而非更為猶豫和渾濁。可現實，現實恰恰需要我們的是猶豫、是渾濁，而非童心的簡單和清澈。所以我們（尤其我）變得懦弱並困惑。文學的靈魂變得曖昧和渾濁。精神就像深水中的草，靈魂總是被雜草羈絆和糾纏。從現實和寫作經驗看，與其讓靈魂在深水雜草中糾纏和腐爛，倒不如讓它留在岸上超越和度化。在這兒，我想到了莊子和陶淵明的好。這種逍遙的超越和出行，有時候更是文學的本源和長遠。

現實是一堵牆，尋找牆上的裂隙總比撞牆好。

人心是一口井，有方法的下井去丈量水的深度，比直接跳進水裡好。要相信，這樣做不是苟且和敷衍，而是另一種真正的藝術和智慧。任何人沒有權利指責一個以寫作為生存的人。我們也不能以良知的名譽去評判所有的寫作和作品。

一個作家，只要在寫作中抵達了他的內心，哪怕那顆內心是格爾高爾的茫然和空白，那他也是真實的，偉大的。我們不為別人而寫作，我們只為我們自己。事實上，一切的寫作，都是首先為了自己的；而我們所犯的錯，恰恰是幾十年來我們都以為寫作是為了別的人。為了他人、他事和他物。這是一個誤會！要大膽地承認我們的寫作是為了完成“我”的那個人。為了我們的喜好、尊嚴和內心。只有這樣，文學才會起於真並落於真。偉大的文學作品，其中都深刻地暗含著一個作家“我”的存在。作品中沒有“我”的存在，就沒有靈魂的存在。沒有靈魂的存在，自然也難有藝術的存在。我之思，我之悟，我之立場與不安，我之追求和懷疑。在魯迅的小說中，我們正是讀出了那個作家我——魯迅靈魂的鮮明存在才讀到了他的作品偉大的。而十九或二十世紀那些偉大的作家和作品，無不讓我們讀出一個清晰、鮮明的作家“我”的存在。而我們當代文學，尤其是我的寫作，其中的那個我，實在是太為模糊了，太過隱含了，太為微小了。所以說，我希望大家不要像我那樣去寫作。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大膽而富於才情地去塑造、創造一個“我”，去豐富，複雜、飽滿那個“我”——即作為文學家的我。

說到作品中的那個“我”，就說到我的為人了。我不希望大家像我一樣生活和寫作。我認為我的生活和寫作，太僵直生硬了，太無趣呆板了，甚至有些時候在生活中也太劍拔弩張、橫眉豎目了。人活著不該像我這樣兒。作家也不該都像屈原那樣兒。我們正處在一個在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文學資源豐富到使人愕然、驚詫的社會環境裡，就像《一千零一夜》中那個只需要幾枚銅錢而卻遇上了滿地金幣和珠寶的人。芝麻開門是一種悲劇，而非喜劇和正劇。可現在，現實確實已經“芝麻開門”了。滿足人的各種欲望的金幣和珠寶，山一樣堆在我們面前了，不彎腰一拾是不可能的事；不彎腰也違背了人和寫作的最初之目的。而彎腰撿什麽、撿多少，則成了今天對作家最嘲諷的考驗。所以說，請大家務必不要如我一樣年輕時貪心過重，欲念時起，而到了今天，又種種原因，面對眾多的讀者，寫作勤奮，又幾乎完全成為“掙不到稿費”的人。

你們一定要生活在現實中。

女作家要做能為自己“買起衣服、首飾和化妝品”的人，做能為男友和丈夫買漂亮衣服和圍巾的人。男作家一定要立志買車和買房。這不是什麽世俗和庸常，這是一個人的常念或正念。好好活著，過好日子，這是一個作家的必須，就像我們提筆寫作時，需要鋼筆和墨水一模樣。世界上沒有愛妻子的丈夫不希望妻子、兒女們健康和自由。掙錢、獲利、名聲，這些都是作家必須要面對的，應該適度努力的。但之所以作家為作家，文學為文學，就是我們知道適可而止的點在哪；知道當停則停，當止則止。而不要如我樣，當停未停、不當止時卻止了。

芝麻開門的山洞大門很快就會關上的。那些算好妻子、兒女和日子需要多少金幣就拿多少的人，會恰好在關門之前跑出來；而那些搶、撿、背、拿過多的人，會在山洞關門之後留在山洞裡。

我可能就是那個被關在山洞裡的人。曾多年為了進城而寫作，為了名利而努力。致使今天想來，我都為自己在最好的年華“以夢為馬”的努力、行為感到可笑和懊悔。所以說，我希望你們不要和我一模樣，既不要因為理想去做以夢為馬的不可能的事，也不要背負過多的“金幣的光芒”而走不出山洞來。

還是那句話，女作家一定要做僅憑自己的口袋，就可以隨意購物的人——這不是錢，是作為真正女性的根基；是最為女作家最基本的尊嚴。男作家，一定要為買房、買車而努力——這不是世俗和庸俗，是我們處在今天中國式的社會現實中，要為自己有一個可容身、可喘息，可關門思考和握筆的書房而努力。但當這些都已實現時，那就當止則止的把欲念停在剛剛邁出去的腳步上，記起自己的文學理想是什麽；記起我們是曾經把理想和生命承諾交給文學的人。

初念不可忘，欲心不可執。記住那些得道成佛的人，都是最會感悟念止的人。

最後，我想老生常談幾句酸腐、風險，總是被人嘲笑的話——那就是無論在什麽情況下，大家都要對閱讀和寫作堅持、堅持、再堅持。我相信大家會和朋友分手，但不會和文學分手；會和妻子離婚，但不會和寫作離婚。和寫作的不離不棄，如一個信徒總是和信仰在一起。不離不棄不是寫作的起點和終點，而是人生和文學最艱難的中途。

在這個不離不棄的過程中，我們要始終保有一個作家的高孤心。我不希望每一個作家都是清高之人。不希望清貧、孤獨成為文學的代名詞。不要忘記托爾斯泰曾經的富有，如果他沒有那樣富有和貴族氣，我們將很難理解托爾斯泰如何去寫作；不要忘記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天到晚進出賭場的腳步聲；不要忘記巴爾扎克身上的那顆於連心。在二十世紀幾乎所有有成就的作家，都是最終日子過得不錯的人。即使卡夫卡作為一個小職員，也是吃不愁、穿不憂的人。要求作家孤獨、清貧是對寫作的不解和偏見，更何況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是如此的喧囂和豐富。而作家，從本質上說，不僅是人，而且還可能是一個相當世俗、世故的人。尤其我們所熟悉的那些優秀小說家，他們對世界、世事心明如鏡，就仿佛一個人熟悉自己的手指、腳趾樣。這樣說，並不是說一定要作家世俗和庸俗，不入世和庸俗，就寫不出好的小說來。而是說，作家要在世俗中保有那麽一點高孤心。一清高孤，勝萬兩黃金。這種說法有些誇張和不著邊際，但可顯見人們對文人高孤的要求和寄望。

大家都知道，坊間有個非常流行的說法，說張愛玲在上海參加建國後的第一屆文代會，到會上見到幾乎所有的作家都穿深黑色的中山裝，只有她一個人穿粉色花旗袍。因此就在這一瞬間，她知道時代是真的變化了，屬於她的時代結束了。於是文代會後，她就離開上海到了香港去，直至老死在美國洛杉磯，都沒有再回到孕育她和她的文學的土地上來。毫無疑問，這個坊間的傳說已經真假難辨，無據可靠，甚至更多的成分是在美化、神化張愛玲。但從這則傳說中，卻讓我們能更真實地看到張愛玲那顆高孤心，看到了人們對文人高孤的渴望和敬重。

高孤是一種精神的潔淨和自塑，是一種立場的堅定和守持，而不是傲氣和俯瞰。我們這兒以張愛玲為例子，是因為她實現並完成了她的那顆高孤心。而設想，倘若她留在上海，她又能怎樣高孤和保留這顆高孤之心呢？在過去，我們的社會環境非同香港和美國。在今天，我們的社會環境不僅不同香港和美國，而且也非過去的時代和環境。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話來形容我們今天的社會和環境的話，此前我說是“蓬勃地扭曲和充滿力量的變形”。而今天，我說是“熱氣騰騰的渾濁”。在這充滿亮光氣色的渾濁中，要求作家避開水汙是不可能的事。但我們可以在渾濁、混沌中保持那麽一絲清蓮氣；保有一點點的高孤心。且把這點文學的高孤保有到你的中年和老年，保有到你寫作止筆的最後那一刻。直到有一天，你們必然如我樣——一我也必然會如前輩作家樣，都在必然的一天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我們能共同說出那樣一句話：

“親愛的文學，你以為我一生的努力無愧於你了，那就讓我來生還和你在一起！”

當然，我們還可以說出很多別的話，比如“文學，我愛你！”比如“該寫的我都已寫過了，我無憾我的人生了。”如此等等。雖然酸腐和可笑，但這裡卻有我們對文學的摯愛和視文學為信仰的神聖、高孤在裡邊。因為命運決定我們在座的每一位，都可能將會終生從事寫作這職業，那就讓我們終生保有一絲文學的高孤心，終生保有一點作家的尊嚴在我們的寫作和生活裡……

同學們、兄弟姐妹們——信如長卷，萬語千言，雜雜踏踏，我寫得凌亂而囉嗦。可似乎還有很多話沒有講出來。沒有講出來，也不得不收筆止言了。因為信已經不短。因為我們說話的機會不會就此中斷。在這封信的最後，最後的最後，我要說的是，當你們離開學校再回到北京來，從哪兒到人民大學來，請記住人民大學已經成為你們的母校，如一座刻寫著歲月的建築，起立在你家的那塊土地上。而那裡的老師和你們的師弟、師妹們——老師可以不是你們的老師，但永遠都是你們的兄長、姐妹和同仁；那些師弟、師妹們，不僅是你們的師弟和師妹，而且永遠都是你們的師弟和師妹。務請你們記住到了北京給他們打電話；務請你們到了學校讓他們請你們吃頓飯。尤其在你們往後的人生過程中，遇到煩亂和苦惱了，試著給他們打個電話問一問，看他們中間的誰，能不能為你們做些什麽事。

當然，有一天你們成為偉大作家了，因為什麽以外飛黃騰達了，也請記住，一定要讓你的老師和同學的名字，都永遠留在你們手機中的通訊錄裡邊。

閻連科

2018年6月25日

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

本文轉載於：公眾號“大家”

“

2014年，在首屆創意寫作國際論壇上，閻連科老師就說過，寫作是完全可以教的。閻連科說，如果把寫作比作上樓，那麽創意寫作告訴我們，其實還有電梯可以坐。來2018創意寫作國際論壇，學地道的創意寫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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