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南開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醫藥衛生部院士曹雪濤的學術爭議事件，在十幾天前引發了轟動。
11月12日，前史丹佛大學助理研究員伊麗莎白·畢克（Elisabeth Bik）在PubPeer網站公開指出，以現任南開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曹雪濤為通訊作者、共同通訊作者或合作者的多篇論文涉嫌“圖像不當複製”問題（inappropriate duplications in figures）。
緊接著，今天（11月29日），一場不亞於“學術界大地震”的實名舉報信，再次將“學術造假”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
這份舉報信由丁香園披露，稱前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首都醫科大學校長饒毅實名舉報武漢大學醫學院李紅良教授、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生化細胞所裴鋼院士、上海藥物所耿美玉研究員論文造假。同時，饒毅的舉報信暗示出國內學術界存在的造假、報復且管控無能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在網傳的這封舉報信中，引用了方舟子的多篇相關文章。而方舟子也已在網上回應這一傳聞，稱：“丁香園發的是饒毅發給一些人的征求意見稿，沒有經過他的允許公布出來。實際上最後的定稿改動很多。”
接二連三爆發的學術爭議事件，值得我們警惕。因為，“學術爭議”的背後，一條針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追逐”鏈條，依稀可辨。
個案？
有關曹雪濤的這起學術爭議事件，最早要從2016年說起。
2016年，美國微生物學會旗下期刊、影響因子6.96分的mBio雜誌發表了一篇關於生物醫學研究論文中圖像不當重複使用的研究報告，伊麗莎白·畢克是第一作者和主要完成人。
畢克對40本雜誌的26121篇論文進行了圖像甄別，發現了782篇論文中的圖像存在問題，而曹雪濤2005年發表於《Clinical Cancer Research》的論文《Silencing of Human Phosphatidylethanolamine-Binding Protein 4 Sensitizes Breast Cancer Cells to Tumor Necrosis Factor-α-Induced Apoptosis and Cell Growth Arrest》正是被抽取的樣本之一。
畢克通知了發表“問題論文”的雜誌。而且，曹雪濤的論文一共只有五張圖，五張圖均存在問題，且“問題”並不像是“無意造成的”，畢克認為，該論文應該被“撤稿”。
四年多過去了，就在2019年10月，畢克回過頭去檢視過去的這篇“問題論文”，卻發現《Clinical Cancer Research》隻刊發了一次作者勘誤，而且，作者在勘誤中表示，這些錯誤不影響論文的結論——這令畢克感到憤怒。
畢克馬上著手對曹雪濤的300多篇論文進行核查，最後提出質疑的論文超過60篇。在實驗結果的圖片中，數據點呈現出了多處的重複特徵——也就是說，圖像過於相似，就跟複製粘貼的差不多。
11月12日，畢克在PubPeer上實名對曹雪濤的論文進行了舉證質疑。PubPeer是一個專門組織論文出版後同行評議的研究者社區。
11月17日晚起，曹雪濤和被質疑論文所涉及的相關作者開始在PubPeer上作出回應。畢克對此回應說，“我不確定這是否能解釋清楚，但我覺得它們看起來仍然很相似。他的實驗室尚未對很多其他的質疑做出回應，那些質疑可能提出了更嚴重的問題。”
論文中的圖像高度相似，曹雪濤絕非“個案”。
同樣地，在網上流傳的截圖中顯示，饒毅在這封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實名舉報的信中稱，武漢大學醫學院李紅良多年持續學術造假，而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生化細胞所研究員裴鋼1999年發表的論文中，3張圖不真實，存在造假嫌疑。此外，今年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耿美玉研究員作為通訊作者，發表的宣稱可治療小鼠阿爾茨海默症論文存在造假情況。
在信末，饒毅特別提到，涉假論文的數張圖片“不可能是真實的”，“不造假是不可能的”。
實際上，中國學術論文的圖片造假，早已“臭名昭著”。
2016年，影響因子7分的SCI雜誌發表了一份全球學術不端報告，在納入統計的348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論文圖片造假之地。數據顯示，中國的問題論文佔全部論文的49.52%，相當於每兩篇圖片造假的論文裡，就有一篇來自中國。
2018年，影響因子5.959分的Cell Death & Disease雜誌也發表了一份全球學術不端報告，報告聲稱，來自中國的論文圖片造假最多，並與中國在其他學術不端類型比如抄襲方面的表現一致。
問題是，為什麽中國“問題論文”的造假類型、方法如此一致？
偵探故事
根據提供論文檢索、查重以及相似性檢測報告的iplagiarism數據庫顯示，中國“問題論文”的圖片造假特徵明顯、範圍廣泛——破解下去，就跟偵探故事一樣驚險刺激。
首先，一篇論文的圖片，存在局部剪切、放大、縮小、複製、粘貼、拚接等“PS”操作。
比如一篇名為《Downregulation of NOB1 suppresses the proliferation and tumor growth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in vitro and in vivo》的論文，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編號為83657488，作者部門是吉林大學，便出現了“實驗動物圖片造假”的現象——其實驗用的小白鼠的圖像，好幾隻都一模一樣，無論是姿勢還是身體特徵。
比如一篇名為《Extracts of Celasturs Orbiculatus Exhibit Anti-proliferative and Anti-invasive Effects on Human Gastric Adenocarcinoma Cells》論文，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編號為81274141，作者部門是揚州大學，出現了“細胞圖片造假”的現象——兩塊不同的區域存在著完全相同的組織。
其次，不同論文的圖片，也存在著一系列“PS”操作，拔出蘿卜帶出泥。
iplagiarism的數據顯示，一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SCI論文的文本，呈現出38%的重複比，作者部門為南方醫科大學和海南醫學院，論文題目是《Transferrin and cell-penetrating peptide dual-functioned liposome for targeted drug delivery to glioma》。這篇文章和山東大學、章丘市人民醫院的一篇論文高度相似，而且，部分圖片還一樣，甚至自己原樣多複製了幾張。
後者的發表時間更早，前者不免有抄襲之嫌。不過，後者竟然又與鄭州大學、天津醫科大學學者合著的一篇SCI論文呈現相似，且部分圖片一樣。至於鄭州大學、天津醫科大學的這篇論文是不是還能找出“模板”，那就是一個無止境的問題了。
更有甚者，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縮寫為BBRC）雜誌發表多篇論文，這些論文“共享”了很多張類似的圖片。離奇的是，這些發表時間前後距離達3年之久的數篇論文裡，都有一張關於免疫印跡的核心圖片，部分或完全重複，肉眼就能看出來，連動用圖像篡改造假識別系統都不需要。
還有一種比較“非主流”的做法，出現頻率很低，但是給人以“富貴險中求”的強烈戲劇感。
這篇論文發表於2015年的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tributed Sensor Networks雜誌，影響因子1.787分。論文題目為《Crowd Sensing Based Burst Computing of Events Using Social Media》，第一作者名字是Xu Zheng，清華大學博士後。兩年後，雜誌有關人員才發現，Xu Zheng在投稿後“黑”進了編輯的账戶，編輯了論文；同時還“黑”進了審稿人的账戶，提交了兩份審稿意見。這兩份審稿意見只是把自己論文的摘要和前言抄了一遍。
該論文的來頭也不小。它屬於：國家科技重大專項資助項目；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項目；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項目；中國警察部資助項目；上海市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上海高校選拔培養優秀青年教師科研專項基金項目。
當然，這篇論文也沒能躲得過查重測驗——重複比高達71%。同為Top2的北京大學的博士生翟天臨，博士論文複製比是39.4%。
連環計
這些高度一致或偶爾別出心裁的“造假”方法，至少暗示了一條長長的產業化鏈條：國外SCI雜誌出售版面；中國的學術工作者通過中介公司購買版面，或以此作為國家級資助項目的成果，或以此作為申請國家級資助項目的憑借；中國的學術工作者購買槍手公司的論文服務；SCI雜誌刊登文章——皆大歡喜。
值得注意的是，國外SCI雜誌和中介公司、槍手公司，很可能有著千絲萬縷的密切聯繫。上文提到的BBRC雜誌就是個例子，如果不是該雜誌“推薦”購買版面的客戶同時購買同一家槍手公司的“論文服務”，在3年間發表的、多個不同作者的論文，為什麽使用的圖片高度相似甚至一模一樣？
同時，中介公司和槍手公司也許是同一家公司，也許不是。因為槍手隻負責寫論文，屬於鏈條末端的執行團隊，但是中介公司還要負責“戰略”，在產業鏈裡居於上遊。
中介公司瞄準的是財大氣粗的中國的各項國家級資助基金，特別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他們負責幫客戶量身定製“項目”，目的就是幫客戶忽悠到國家的錢，一般服務收費在20萬至30萬不等，並根據申報的標的金額相應調整，省市級項目收費只有2萬至3萬。
服務流程是，先做方案，選好標書設計方向，根據方案做預實驗（PS圖片開始了），最後根據預實驗結果拚湊、抄襲或杜撰出幾篇論文（繼續PS圖片，如果客戶的研究領域接近，還可以共享圖片），找幾家影響因子高於3分的英文SCI雜誌發表。以上就緒後，立刻創作標書，申請國家經費。
學術造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巨大的經濟利益。對於學術工作者來說，國家級基金和項目經費，是幫助其“脫貧”的最主要經濟來源——否則，就只有微薄的工資可拿。上文提到的一篇國家自然科技基金資助論文，獲得的資助為78萬元，那麽即使扣除服務費30萬元，還有48萬元，再加上中介公司有“返點”，作者從國家手裡賺到“50萬”並不太難。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造假的成本太過低廉，差不多可以忽略不計。一方面，國外SCI雜誌幾乎靠中國人開飯，當然睜一眼閉一眼。如果不是這些雜誌的編輯和審稿人“放水”，很難相信這些翻轉、複製的圖片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版或發表。
有數據顯示，2018年9-11月，中國學者發文量排名前39位的雜誌，在這三個月內總共刊發了約62508篇“中國論文”。如果按100%的比例選擇繳納版面費，則預估2019年全年中國學者需向39個雜誌繳納版面費10億元左右。
中國國內對英文雜誌、英文論文以及國外知名SCI雜誌一向抱有崇敬心理，並沒有相應的核查機制。很多國內的學術出版物為了生存，都不得不和國外學術雜誌做深度綁定；而且“研究成果”歸高校或研究院的行政人員統計，隔行如隔山，行政人員並沒有能力和資質審核這些自然科學領域的英文論文。
其實，嘲笑學術醜聞並沒有什麽問題，但是僅有嘲笑，挽回不了整個國家的慘重損失。可以說，學術研究是一切實踐的基礎，如果中國的學者沉迷於“操作”國家級基金和項目，如果中國的學術出版物被國外出版商牢牢掌握，如果中國的學術論文只能複製粘貼，那麽中國失去的不僅僅是納稅人的巨額血汗錢，還有科學和技術的主動權和話語權。
更值得深思的是，國家級基金和資助項目，它的規章制度、項目評審，要能真正促進中國自然科學的研究和進步，而不能成為一些人牟利的溫床。
以發文件、喊口號、事後緊急調查的方式來處理學術不端事件，卻不指向這一“連環計”背後的產業鏈條，恐怕將孕育出越來越嚴重的“學術醜聞”。
作者 | 南風窗高級記者 榮智慧
排版 | STAN
圖片 | 部分來源於網絡
南風窗新媒體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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