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周易》與中國文化

本來參加這個會我想談一個非常專業性的題目，因為今天是第一場報告，作為開場鑼鼓，不能夠唱太專業的戲文，我想就談幾個大家可能比較感興趣的問題，題目都很大，恐怕與我要講的實際內容有些不相稱。談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談一下易學在中國文化領域中的地位；第二個問題，談一下易學對傳統文化的影響；第三個問題，談一下孔子對易學的最大貢獻。圍繞這三個問題談一些感想性的說法，錯誤不妥之處，希望各位批評指正。

第一個問題，易學在中國文化中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地位。學者們已經談得很多，大部分說法我都是非常支持非常讚同，因為易學確實是博大精深，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所佔的地位用不著我再說了，可問題是易學到底是一種什麽學？這個問題使我聯想到差不多十年以前，國內開了個會，紀念英國專門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專家李約瑟博士九十誕辰，大會上主題發言的是那時擔任李約瑟研究所所長的何丙鬱先生，他講中國科學史，說我們對中國科學史的研究已經進行了很長時間，雖然中國科學史內容博大精深，但是從整個的框架來看各個方面都已經接觸到了，那麽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中國科學史的研究還有沒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他說應該有，這個發展就是要按照中國科學本身的發展來研究中國科學。我聽了他的發言之後，和其他的學者一樣有非常深的感受，我體會何先生這個意見是很重要的。很長時期以來，研究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不是按照中國科學技術本身的發展來研究，而是按照西方科學技術的傳統在西方科學的話語之下來研究，因此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比如說研究中國物理學，中國古代沒有物理學，沒有physics這個詞，那麽怎麽辦呢，於是到中國古書中去找那些和今天我們叫做物理學的可以對得上的東西，就把它抽出來寫成一本書叫“中國物理學史”，研究中國力學史，就在中國古書中找那些跟力學有關係的，就是“中國力學史”。整個的研究都是在西方的傳統的話語之下來進行的，因此我們總是覺得中國科學發展的歷史不像西方那樣。這一點何丙鬱先生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發，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問這樣一個問題，對中國整個的文化和學術是不是除了用西方今天的學科的分類、研究來看以外，還可以有一種辦法就是從中國本身的情況來看，是怎麽樣就是怎麽樣，在這樣的條件之下我們再看這個易、周易、易學，它的位置到底應該怎麽樣。我個人認為說易學是哲學，是可以的。我們今天說的哲學這個詞也是從西方的學術劃分上來說的，我們中國古代有所謂道術，《莊子·天下篇》說“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後來由於時間推移“道術將為天下裂”，那麽道術的內涵在中國的意義上到底應該怎麽樣的加以詮釋，我想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前一段時間還有過這麽一件事情，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開了一個討論楚簡的會，我去說了幾句話就退席了，後來聽說我走了之後這個會馬上就變了樣子，變成了討論另外一個問題，討論中國有沒有哲學，有些人就說中國沒有哲學。其實這個問題在世界上已經爭論了不知多少年，外國的一些學者說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為什麽？因為他們所說的哲學是從希臘羅馬以來的哲學，是那個愛智的哲學，那和中國的哲學確實不太一樣。如果一定要按照西方的哲學這個詞的定義來講中國的什麽東西，那就是沒有，怎麽會有呢？現在我們說中國有哲學，外國一些學者也承認中國有哲學，外國有些大學還開了中國哲學課，那麽這個時候我們說中國有哲學，西方有哲學，印度也有哲學，實際上我們已經把哲學的定義擴大了，已經不是原始的在歐洲用的哲學那個詞了。如果完全套用一種傳統一種文化理念的話語來看另外一種不同的文化，總是有不合適的地方。所以我認為，要真正理解易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按照中國文化本身的結構、途徑和方法來看易學帶給它的作用。從這個觀點來看，其結果應該是更進一步地認識到易學在整個中國文化裡面的地位，也更進一步地體會到易學怎麽樣在中國整個的學術裡面起著核心的領導的和一切密切相關的重要的作用。

第二個問題就是易學到底起著怎麽樣的一些影響。這個問題一定會引起大家很多的討論，學者們在這方面也作了很多的研究。最近有一件事，就是著名的物理學家楊振寧先生在2004年9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作了一個演講，題為《〈易經〉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我想很多先生都看到了楊先生的演講辭，網上也有很多的討論。那天我並不在場，演講之後還召開過一個討論會，我也沒有出席，所以我個人沒能直接地聽到楊先生的演講，可我很仔細地讀了演講稿。我認為楊先生這個演講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深刻而富有啟發性的，而有些個報導或者有些先生在有意無意之間所作的一些反應，我覺得並沒有很完整的理解楊先生的意思，或者至少不是像我所理解的那樣的一個意思。我覺得楊振寧先生在演講中，充分地甚至於高度地估量了易學在整個中國文化中的影響，他估計得特別高，比很多人想象的要高得多。他說，第一，《易經》影響了中國文化的思維方式；第二，《易經》是漢語成為單音語言的原因之一；第三，《易經》影響了中國文化的審美觀念。這三個提法我覺得是非常了不起的，因為你想一想有一部書叫《易經》，有一門學問叫易學，而它影響了我們整個文化的思維方式，當然他也說到這造成了什麽樣的後果，我覺得更多的不是要看這個後果而是要看到一種學問可以影響到一個文化的思維方式，這是一個了不得的事情。我們今天不是從價值的判斷來看，說這個東西好還是不好，因為價值判斷大家可以有所不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可是如果能肯定某種學問能夠影響到一種文化的思維方式，它的影響就是其他的任何學問所不能比的，這是了不起的。不僅影響思維方式，而且影響到我們整個的語言文字的發展。我們漢語是世界上極其罕有的單音語言之一，而且我們的漢字是極其特殊的非拚音的文字，這一點楊振寧先生指出來和《易經》思想有關，這一點也是極其了不起的。不但如此，它又影響到我們整個的美術的觀念，影響了中華文化的審美觀念，我們整個的藝術都和易學有關，這個也同樣是了不起的。這樣的對易學的估計我想是極少有的，估價是極高的，而不是像炒作中說的那樣。楊先生在報告裡很明確地舉出有五種道理妨礙了近代科學在中國的產生，這五種道理當然和《易經》有一定的關係，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後來我們中國科學史唯一的一位院士席澤宗先生對此進行了一些評論，也有人進行炒作，說席先生完全不同意楊振寧。在剛剛出版的《中華讀書報》上面席先生發表了一個來信，他說這是一種炒作行為，實際上他是相當程度地同意楊振寧先生的話，只不過認為易學的影響不是那麽大。我之所以講以上這段話意在說明，易學對我們中國文化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剛才我有幸和李瑞智教授討論中國科學的問題，中國有中國的科學，西方有西方的科學，中國的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我們的思維方式有關的，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科學發展總是和其思維方式有關，正因為我們有這樣的思維方式，所以我們科學的發展和西方不一樣，我個人認為最好的一個代表就是中醫。大家承認中醫是一種醫學，可是中醫不是西方那種醫學，一定要把醫學叫做medicine，medicine那個詞也如哲學那個詞一樣不見得適合中國的東西，從來我們就認為中醫和西醫有所不同，我們只是在更廣義的視野下把它們都叫做醫學。楊振寧教授還特別談到了所謂推演法，我們稱之為演繹，認為中國在演繹方面是不夠的，我個人認為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我過去在大學念書多少學過一點邏輯，我也覺得是這樣，中國也有邏輯，可中國的邏輯和印度的因明和歐洲所謂的邏輯還是不一樣，那麽中國的邏輯有它什麽樣的特點，對中國整個學術的發展有什麽樣的影響，我們還是可以討論的，很多學者對此作了大量的研究，做了很大的貢獻。西方的科學確實是和邏輯結構有密切的關係，楊振寧先生特別講到歐幾裡德幾何的問題，歐幾裡德幾何以及後來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都屬於推演的方法，甚至斯賓諾莎認為哲學也可以用推演的方法形成，這些個觀點反映了西方科學的思維方式，而我們的思維方式又有不同。所以我最近在一個和教育有關的會上特別提了個意見，我很不喜歡也不讚成有些中學把物理、化學、生物等等都合並成一本叫做《科學》的教科書，因為這本教科書看起來非常實用，可是完全沒有體現近代科學的邏輯結構，而我們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就是在這方面比較弱，這種做法對我們年輕人將來在科學方面的成長一定會引起障礙。這是今天要說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孔子對易學究竟有什麽樣的貢獻。我們不禁要問易學究竟是在什麽時候開始有的？我在這裡說一點自己的看法，剛才我聽了劉大鈞先生的開幕辭，他特別提到孔子的儒學繼承了夏商周以來的傳統，這完全正確，可是儒學之作為學還是從孔子開始，不能說孔子以前已經有了我們今天所說的儒學，孔子以前有儒，儒可能從商代就有。最近我們發現了一件青銅器，這件青銅器上專門講了周朝初年的教育制度，周王(估計是周康王)請了一個人辦學校，然後派他的太子等等去上學，上學之後還舉行了典禮，然後過了幾天學校又專門請了幾個貴族的孩子來參加，完全和古書上所說的一致，這是關於中國的高等教育制度的最新的一個發現。我們認為孔子不僅開創了儒學，也確實開創了易學。這裡我順便說一下我的感想，我最近還看到有人寫文章引用《論語》的話，說孔子的弟子說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所以凡是涉及孔子講性與天道的話都不是孔子說的，因為孔子根本就沒說過這類話。“不可得而聞也”，怎麽能夠說孔子沒有性與天道的思想？這個觀點我是完全不能同意的。實際上那個話不過是他學生的一個謙辭，是說我們這些人學問不高，老師給我們講性與天道的那些話我們聽不懂，聽不著。根據這句話斷定孔子從來不講性與天道，是沒有道理的。馬王堆帛書《要》篇講了孔子老而喜易的事，“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那麽到底這個《要》篇和《易傳》有沒有關係，我想舉一個例子就很明確地指出《要》篇是和《易傳》有明確關係的。孔子老而喜易這件事根據《孔子世家》是在魯哀公十一年以後，魯哀公十一年就是公元前484年，到魯哀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479年孔子就去世了，所以《要》篇記的是孔子最後幾年的事，那時候子貢在孔子身邊，子貢問孔子“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子貢問孔子說：老師曾經說過，那些德行不好的人才跑到神靈那裡去，那些沒有智謀的人才去占卜算卦，怎麽今天你卻看算卦的書？這與過去所說的不是矛盾了嗎？孔子回答他說：“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他說在《易經》這方面你要說算卦我當然比不了那些專門算卦的，我與那些人是“同途而殊歸”，“我觀其德義耳”，我看的是《易經》書裡面的德義。我過去也學習這段話，我沒有很仔細地考察，雖然我提到德義應該跟《易傳》有關係。什麽叫德義？德義這個詞容易造成誤解，今天我們常常講德義，今天我們講德義純粹是一種倫理道德的概念，可是實際上在易學裡它的含義不是這樣，《要》篇裡說：“幽讚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者]而義行之耳。讚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孔子說他為什麽跟史巫、算卦的不一樣呢，就是因為幽讚神明一定要達於數，如果不達於數就和巫沒有差別了，而數要不達於德，做不到德這一點的話，那就和史、太祝這些個人沒有差別了。“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史巫、算卦的那些人他對易學的真正內容並不了解，他們只是會進行一種操作，是“好之而非也”，所以孔子說他是“觀其德義耳”。德義兩個詞完全是易學的兩個詞，所以孔子是易學的真正開創者，是孔子真正把數術的易和義理的易(或者叫哲學的易)完全區別開來，於是才有我們所說的真正的易學，所以我們說孔子對易學最大的貢獻就是區別這兩者，而正因為區別了這兩者，使《周易》的哲學成分進一步地純化，使易學進一步地影響了我們的思維方式。

(本文為作者2005年8月15日在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和青島市嶗山風景區管理委員會共同主辦的“易學與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所作大會學術報告，由山東大學中國哲學專業碩士生張克賓據講話錄音整理，並經作者本人最後審定。)

原文出處：周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