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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對話蕭芳芳:再晚一點封刀,到處去做宣傳,會把我累死

這些年蕭芳芳減少了公眾活動,偶爾出現都與護苗基金有關。“最鬧心的是網上色情資訊泛濫,造成更多兒童被性侵的陷阱……性教育最好是從幼稚園開始就納入學校的常規課程,社會的法例也得跟上”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7期

文 | 本刊記者 張明萌 發自香港

編輯 | 雨僧 [email protected]

全文約7728,細讀大約需要16分鐘

圖/本刊記者 大食

蕭芳芳拖著小箱子,施施然走來。箱子裡是她自備的拍攝道具:一把折傘,幾張白色抹布。她本想翻出珍藏許久的反光板,沒找到,用白色抹布代替——“你看,放下巴會反光的。”她一襲紅衣,是帶有現代設計感的中式服裝。香港設計師鄧達智奉蕭芳芳為偶像,理由之一是“芳芳姐始終把中式服裝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加上她很高的衣著品位,在重要場合總是嘗試不同種類的中式服裝,香港明星沒有第二個這樣”。

她遠遠地叫出我的名字,問好,然後遞來一台平板電腦和一支電子筆,“有什麽話就寫在上面。”科技進步後,她終於不用再靠讀唇語與人對話。

給她拍照時,她打趣說:“我都七八十歲了,演戲也是二十年前的事,你們訪問我做什麽?”

可眼前的她哪有一點老態?身高1米65,腰細、肩窄、腿長、臉小、眼睛大、下巴尖——無數女星的夢中配置。不喜歡拍側面,因為對鼻子不滿,不夠高挺。最近又多了一份不滿——眼袋出來了。她有些焦慮,因為“人老了才會長眼袋”。

眼神數十年未變,凝神時,很容易讓人想到《女人,四十》的結局:阿娥上天台收衣服,看到一大群鴿子,一個回頭,畫面定格。音樂響起,休涕淚,莫愁煩,人生如朝露。

蕭芳芳擔心年輕人不認識她,事實上,她過得更像一個年輕人,追熱門綜藝,看《我就是演員》,喜歡裡面科班出身的演員,認為他們比自己演得自然。因為喜歡周迅,還看了《如懿傳》。多年來,她一直遺憾自己沒有接受過專業的演戲教育。2000年左右,她看了《雍正王朝》,折服於康熙扮演者焦晃的演技,得知焦晃來香港,約他吃飯,談了四個小時如何演戲,從此成為好朋友。

看了綜藝《忘不了餐廳》,裡面記錄了幾位患阿爾茲海默症老人在餐廳的生活。她找到位於深圳龍崗的店面,心裡安定了:以後我老年癡呆了有地方去了。

她說現在要多說話,因為聽不見,太久不說話連語法都會忘記。

這些年蕭芳芳減少了公眾活動,偶爾出現都與護苗基金有關。如今她接受採訪需要極大的心理準備:耳朵聽不見,只能靠書面語對話。在戶外,聲音的振幅會以波狀震動進入她的大腦。拍照幾分鐘,耳鳴不合時宜地冒出來,讓她煩躁。出門一次要幾天才能緩過來。考慮到她的身體,我們的採訪以郵件進行,見面只是為了拍照。

黃昏將近,酒店放起了音樂,蕭芳芳突然問:“現在在放音樂嗎?”

年輕時的蕭芳芳

用“芳芳”這個名字100天就會見效

人物周刊:您幼年開始拍電影,六歲已經出演舞台劇,那時對登台表演有什麽感受?

蕭芳芳:開心得不行,因為演戲的時候就不用上學,還有媽媽陪著、戲組的人哄著,多逍遙快活。

上學太沒勁。小學老師是個紅毛綠眼、會說廣東話的天主教洋修女,壯得像堵牆,動不動“鐵尺伺候”。一次我把耶穌的“穌”寫成“蘇”,那還了得,剛想逃去廁所,“牆“已經堵在我面前大吼:“伸手!”手掌還沒攤開鐵尺已砍將下來,擊中手指骨節,疼得我全身發顫差點跪下,費好大勁才忍住沒哭出聲。媽媽從來沒打過我,卻給這洋婆子抽,心裡好委屈。

聽大人說,修女不跟人結婚,她們嫁給耶穌還是上帝了什麽的。這堵“牆”開口閉口耶穌愛世人,為什麽我給她老公名字戴頂“草帽”,就虐打我?狗仗神勢,可惡!

人物周刊:您在一次採訪中說,當時已經很清楚是為了生活拍戲,而不是因為母親喜歡你拍戲才去拍戲。那時您還是小孩,您是怎麽理解“為了生活拍戲”這種沉重話題的?

蕭芳芳:那年頭,吃了上頓沒下頓,交不出租就又得搬家。朋友見我們母女的囧況,勸我母親,說,有部戲《小星淚》正需要一個小女孩,讓明明(當年我的小名)去拍一天戲,先解決眼前的問題再說吧。我聽懂了,這是要我去做一件事叫“拍一天戲”,讓我們娘兒倆吃頓飽飯。嗯,我樂意,肯定比上學好玩兒。

就這樣去拍了一天戲。片場裡人人對我好,很有耐性地教我做這做那,導演叫一聲“看麥拉!”(Camera!開機),我就照著做;怯生生小呆瓜一個,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別說“兒童演戲自帶靈氣”了,就連兒童的活潑勁兒都給嚇跑了。隻覺著媽媽陪我“拍一天戲”,娘兒倆能吃飽,幸福。

演戲天賦?會有發展?這可不是我娘說了算。關鍵是會不會有別的導演“欽點”我演戲。碰巧50年代,家庭倫理片大行其道,讓我給趕上了。從“拍一天戲”到“拍幾天戲”,再到拍很多天……就此踏上影藝生涯的不歸路。

其實一切都憑時來運到。長得不俊,常被媽媽逗:“塌鼻子大扁臉,天下難選!”罵我還是誇我?不清楚。反正雷霆雨露都是娘恩。後來長大了,不知多少人勸我把鼻子隆高。我非不,就是不想在演藝界混。

人物周刊:《梅姑》這部戲讓您一舉成名,嚴俊導演為您取了藝名“芳芳”,這個名字的由來是怎樣的?

蕭芳芳:名字不是嚴俊給我起的,是媽媽的好朋友楊伯母,一位姓名學家 “算”出來的。她問媽媽,求財?求名?還是求什麽?媽媽不假思索回道,求名。幾天后,楊伯母捎來了我的新名字“芳芳”。她斷言,用了這個名字100天就會見效——揚名,但必須多寫多叫。

“多叫”由媽媽負責,“多寫”的任務歸我。這下好了!有事沒事媽媽就叫“蕭芳芳”“蕭芳芳”,我的媽!像叫魂似的。我呢,不停地重複寫這三個字,一頁一頁紙瘋狂地寫,像犯了什麽大錯罰寫字!繁體字“蕭”的筆畫特繁複,甭提多累多無聊了。

折騰到101天,媽媽收到消息,說,日本派人在香港電影界打聽一個演過《梅姑》叫“Fon Fon”的小女孩,那女孩兒在《梅姑》中的演出獲得1956年日本舉辦的東南亞影展最佳童星獎(後來改稱亞太影展)。那年我8歲。

人物周刊:《苦兒流浪記》作為時代經典流傳至今,和胡蝶搭戲對當時的你來說有沒有壓力?拍攝過程中有什麽至今還能記得的細節?

蕭芳芳:胡蝶阿姨不愧是中國電影史第一位“電影皇后”,她一出現,那種什麽世面俺沒見過的高雅氣派,就能讓你眼前一亮。可她卻溫文親切、特接地氣,劇組人人都愛她。跟她一起拍戲覺得安全、溫暖。倒是跟實力派演員王引叔叔搭戲,第一天就壓力山大,嚇得我直哆嗦。不知道是冷得發抖,還是給他嚇的,反正夠嗆。

香港不下雪,要拍有中國北方風味的冬天,第一天開鏡就在日本積雪最多的山上拍雪景。這在當年來說可是創舉啊。為省製作費,那幾場戲的劇組成員大多數是當地日本人。

五天半的戲全在零下30度、雪深過膝的雪山上進行。王引叔叔和我帶著兩條狗一隻猴子,在不同的雪景走來走去。寒風像刀刃,把我當“凌遲犯”,還帶著嚇人的響聲“唰唰”削個沒完,刀刀鑽骨,疼死了。王引陰著臉,一個勁兒地罵別人的娘,嚇得我老摔跤。兩隻狗也連摔帶爬地盡磨嘰,老遠傳來擴音筒一遍又一遍的“NG”,就這樣從日出折騰到日落。熬到最後一天,王引開始罵祖宗了。我打定主意振作起來,只要他衝我罵一聲我娘,我就跟他拚命!

蕭芳芳與王引

《苦兒流浪記》製作嚴謹,導演卜萬蒼永遠像一個慢動作的視頻。唯一記得他說過的話是“慢……慢……潑,慢……慢……潑……”大概安徽天長人管“拍”叫 “潑”吧。好家夥,一 “潑”就“潑”了1年零8個月。演戲的狗和猴子都換了。狗累病,猴子累死。王引和我也都累得不行。有幸王引從來沒罵過我,也沒說那句會刺激我跟他拚命的罵我娘的話。

好些年後才懂得王引當年的委屈。但凡有經驗的演員都忌諱跟兩類物種搭戲——動物和兒童,他偏偏得跟兩條狗一隻猴子一個兒童演對手戲一年多,真夠他受的!哈哈!

1973年,美國西東大學,媽媽參加蕭芳芳的畢業禮

母親的開明和傅雷的教導

人物周刊:您母親曾聘請數位家庭教師為您補習文化教您英語,還讓您跟隨粉菊花先生、王仁曼先生、傅雷先生、張大千先生學習京劇、芭蕾、書法、國畫,當時學習的頻率是怎樣的?

蕭芳芳:從未跟王仁曼學過芭蕾舞。媽媽帶我去一位俄國芭蕾舞老師那兒上課。可惜學校離我們家太遠,學了幾個月就去不成了。60年代初,畫家張大千伯伯訪港,媽媽帶我去拜望他,給他看我學畫竹子的習作。他老人家慈眉善目、樂滋滋地一個勁兒對我們母女說“耗”“耗”“耗”,後來才知道,是四川話“好”“好”“好”。看來我的畫“耗”不到哪兒去,所以沒收我為徒,哈哈。不過他特給面子,在我的畫上題了幾個字,媽媽興奮得不行。

傅雷伯伯是媽媽的知交,他來信經常列個書單,讓媽媽買給我讀,或是寄來幾本碑帖叫我練毛筆字。媽媽寫信跟他說,“芳芳打三槍也放不出個屁來,吃電影這行飯怎麽會有出息。”傅伯伯卻回道:“芳芳沉默寡言其實像乃震,演電影的少女有此性格是一種安全,你千萬別怪怨她……這種做學問的‘沉默’和‘莊重’確實應當鼓勵的。”

傅伯伯把我多年來不愛說話的“缺點”變成有潛質的優點,我感動得哭了。從此,我用心看他推薦的書,重讀他翻譯的巨著——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傅雷家書》是我床頭的“聖經”,意志消沉的時候看幾行,就能激勵我的鬥志;悲哀絕望的日子翻幾頁,就能撫慰我的創痛。

傅雷伯伯對藝術家的定義是我畢生努力追求的目標,“做藝術家先要學做人。藝術家一定要比別人更真誠 ,更敏感,更虛心,更勇敢,更堅韌,總而言之,要比任何人都less imperfect。”

1957年至1968年,媽媽先後給我找了22位老師,讓我習文習舞習畫習唱歌習京劇習禮儀。射箭我沒學,是誤傳。拍戲沒我戲份的“假日”,她就安排我上各類的課。

人物周刊:在您成長的時代,大部分女生缺少獨立思考的環境,沒有獨立選擇的機會。而您在演藝事業的選擇上、讀書的選擇上、愛情的選擇上,給人的印象都是獨立的。這種獨立是怎麽來的?

蕭芳芳:慶幸有個開明通達的母親。她特懂她女兒的個性要“放養”,對我什麽時候“嚴”什麽時候“慈”,拿捏得當。

嚴在:坐立言行守規矩、乾活學習得盡力、結婚之前不失身。在家必須說國語,一說粵語,上來就給我吃個栗子。

慈在其他的事兒總放手讓我做。打16歲開始,拍戲收工之後,我愛幹嘛就幹嘛去。約朋友打保齡球、看電影、去“夜總會” 跳舞——當年跳舞的場所叫夜總會,都有樂隊伴奏的。舞的種類紛繁,男女舞步都得配合得當,哪兒像現今蹦迪,亂扭瞎蹦一通。夜總會凌晨3點打烊,我到家4點,媽媽從不甩臉子,還準備好夜宵陪我一起吃。到後來,我反而不好意思太晚回家。高明啊我的娘。

可能是她經年累月對我的這份信任,讓我磨出一點膽子、一點自信、一點闖的精神吧。

長大了慢慢明白過來,像我這種不適合“圈養”的個性,如果在香港殖民地教育制度之下成長,準會被趕出學校。說白了,大英帝國對殖民地教育的套路始終離不開“培訓奴才”。太慶幸自己在那個“日已落”帝國的教育制度以外成長。

圖/本刊記者 大食

翻開第一章,苗翠花死了

人物周刊:1960年到1966年您共出演兩百多部電影,您當時的生活是怎樣的?您如何保持對電影藝術的熱忱?

蕭芳芳:1953年到1968年,一共演出209部電影。開頭七年都是“國語”片,那會兒“國語”這詞兒還沒傳來香港。1961年轉拍粵語片,正值新加坡、馬來西亞兩國和台灣觀眾對粵語片尤其武俠片狂熱追捧。平均每年出品30部影片,1963年甚至多達61部。演員一天趕兩三組戲,好幾宿不回家是常態。大家都盼著這樣的日子,老天爺賞飯吃,偷著樂唄。可角色的模式化讓我越演越鬱悶。

到了我倚窗發呆、等胸部來的年齡,西方青少年文化浪潮席卷亞洲,掀起了粵語時裝歌舞片熱潮。因為酷愛跳舞,我又提起了勁兒,日以繼夜地在片場瞎唱瞎蹦躂。可演技是怎麽回事?依舊是瞎子摸象!

直到跟楚原和龍剛兩位導演合作,我才明白了“演技是需要技巧的”。楚原啟發我對喜劇濃烈的興趣,龍剛引導我窺見演技的方向。可是,心中想離開電影圈的衝動愈來愈強烈。其實打13歲開始,我就意識到水銀燈生涯不是我要的人生。最煩剪彩、拍照、出席任何做“明星”的活動,一門心思想出國念書、闖另一番天地。什麽天地?沒想好,反正絕對不能再這樣耗下去,是時候跟媽媽說,再不讓我去念書,會怨她一輩子。1968年,媽媽爽快地退還八部電影的訂金,成全了我。

楚原導演在《鑽石大劫案》拍攝現場給蕭芳芳講戲

人物周刊:回顧您當時的作品,我們發現雖然作品很多,但似乎沒有嚴格意義上的代表作。

代表作還沒拍呢。(笑)唯一喜歡的是跟謝賢合演、龍剛導演的《窗》,喜歡那個盲女的角色。也因為龍剛“導”我“演”的方法,敲開了我腦子裡演技的黑洞:讓我感受到入神忘我、天機自動的境界。可歎功底差,這種境界時隱時現,不歸我掌控,哈哈哈!

人物周刊:您因1993年出演《方世玉》中的苗翠花為內地觀眾熟知,苗翠花的許多細節,例如拿鐵架燙頭髮,和方世玉念口訣練武,都讓這個角色生動鮮活,哪些細節是您賦予這個角色的?在您看來,苗翠花是怎樣一個女性?

蕭芳芳:答應了演苗翠花就開始找資料。許鞍華很好,馬上捎來一本《方世玉傳》。興奮得不行,可翻開第一章,方世玉跪在她母親墓前哭墳。苗翠花死了!哈哈!幸好導演和編劇都想苗翠花這角色帶點喜感,正中下懷。最緊張的,並非能不能掌握苗翠花這個角色,你想想,跟身手凌厲的全國武術冠軍李連傑搭戲,好家夥,倘若連個像樣的架勢都擺不出來,那我不成了“一顆老鼠屎”了!導演接受了我的要求,讓我提早飛北京加入劇組練功。恰好一位功夫了得的女教練跟我特別投緣,很有耐心地每天教我練拳,因為她,我才能把學的那兩下子在戲裡適當的當口用上。因為老闆李連傑能玩、愛逗,我跟他搭戲就撒歡地演,才有了跳脫、出格、古代母子像爺們兒的感覺。因為導演元奎、策劃許鞍華給我很大的空間,對我推心置腹地信任,我才越演越來勁兒。大概任何演員一鉚上勁兒,靈機就不止一動。

好!就把自己“禁閉”起來。除了練拳、聊戲、拍戲、跟大夥兒吃飯之外,一步也不踏出酒店房門,專心打坐、壓腿、練拳、琢磨苗翠花。老闆李連傑怕是憋了好一陣子實在忍不住,終於問我,你一個人呆在房間好幾個月,幹嘛呢?我說,忙得不行喲!(笑)

大概誰也沒料到,這部片子在香港的票房會超過三千萬。

人物周刊:《女人,四十》中您的表演讓觀眾印象深刻,但您不太提起這個角色,為什麽?

蕭芳芳:對這個角色我興趣不大。讓我興奮的是1995年柏林影展最佳男演員是我心目中的男神——美國演員保羅·紐曼。我的媽呀!突然能跟貼心偶像有這麽一回“佳緣”,簡直是人生最大的驚喜,讓我暈了好幾年啊!

說實話,《女人,四十》實在演得不怎麽樣。獲獎全靠運氣。柏林影展的評委就十個人,碰巧那年看你順眼的佔多數,你就得獎了唄。

人物周刊:有一種說法,如果您晚十年出道,或您再演十年,您的成就會比現在令人矚目,您怎麽看這個說法?

蕭芳芳:小女兒說我不乾電影的時機不早不遲剛剛好,說得對。再晚一點封刀,別的不說,就折騰著到處飛去做宣傳,也會把我給累死,她不允許我這麽早死。(笑)

2013年7月10日,香港,蕭芳芳抱著大女兒張凱琹所生的外孫

“一個孩子的成長,需要整個村莊的力量”

人物周刊:您在退出影壇後創立了護苗基金。為什麽將目光聚焦在兒童群體,並且主要是保護及避免兒童受性侵傷害?

蕭芳芳:70年代初在美國遇到移民去那兒的童年好友,去她家蹭飯,聊著聊著她哭了,說“我15歲被一個長輩強姦……” 我嚇死了。她又說“從此我就像一塊又臭又爛的髒布……”我們倆相對無語哭了一宿。

好心疼她。原本陽光、自信、愛笑的一個女孩,經過這次事故,變得完全失去了自尊自信,對人尤其男人的信任完全崩塌,還患上了抑鬱、焦慮症,因心理疾病而導致一身的病痛。後來結了婚,沒幾年就離了。她說,前夫一碰她,她就惡心、發抖。是她,還有後來接觸的性侵受害孩子,讓我了解到性侵對孩子的傷痛至深至遠,創立護苗基金就是想幫助18歲以下求助無門的兒童和青少年。

國外的調查研究顯示,大多數受害孩子不敢吭聲,因為怕被人恥笑、唾罵、斥責。他們被猥褻被強姦被雞奸,倘若得不到及時的心理支援和輔導,長期的心靈創傷會引發一連串的心理、生理疾病,更甭提自暴自棄、自殺、性病、未婚先孕、將來婚姻的性生活失調。有的鉚足了勇氣說出來,卻因為大人不懂得處理而不了了之,讓孩子更加覺得錯在自己。

人物周刊:護苗基金已經21周年了,您覺得做得好的和遺憾的部分是什麽?

蕭芳芳:我1998年51歲終於成功改行,任職香港瑪麗醫院兒童/青少年心理輔導師,可把我樂開花了。可是上天卻另有安排,突然拿走我全部聽覺,戴助聽器也不管用。聽不見,輔導個啥?

這個打擊太猛了。上天好狠啊!那會兒護苗基金已經創立兩年。哎,只好收拾起碎了一地的心和夢想,辭職——這輩子還是頭一回遞信辭職,專心做護苗基金去!

護苗基金團隊都是有心有腦的專業人士,經過這麽多年的努力,總算提高了社會人士對性侵的關注和警惕,把大家不能說、不敢說的禁忌撕開了一道小口子。製作了一系列的《課程》巡回香港各中、小以及智障學校,教導學生什麽是“性侵犯”,怎麽防範,怎麽對性侵說“不”。至今,《護苗課程》已經接觸了807133名學生。還設立了“護苗熱線”,為受害人、侵犯者和他們的家人提供支援和輔導服務。已經有越來越多家長打電話來舉報自己的兒子性侵妹妹、表妹,要求安排輔導專家教導兒子正確的性觀念和性態度,這是令人鼓舞的現象。

最鬧心的是網上色情資訊泛濫,造成更多兒童被性侵的陷阱。許多個案是長輩看了色情網,性侵親生女兒、繼女、侄女、外甥女、學生。青春期的哥哥則對妹妹、表弟表妹、學弟學妹下手。

人物周刊:面對現在性侵兒童的狀況,我們應該怎麽去改善?

蕭芳芳:性教育最好是從幼稚園開始就納入學校的常規課程,社會的法例也得跟上。香港回歸22年,一直沿用英國法例,英國不停地更新兒童性侵法,香港卻裹足不前,舊的一套法例根本沒法保障孩子安全成長的權益。其實從報警到警察寫口供到受害人錄口供到搜證到法庭審判,整個過程,受害人所接觸的每一位專業人士都極為關鍵,都會影響受害人說的話以及法官的判決。

比如2017年轟動香港的“呂欄後案”。呂小姐是香港跨欄運動健將,她23歲生日凌晨在社交網發文,揭發十多年前遭教練性侵,全港嘩然。香港特首公開誇讚她的勇氣。警方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終於說服她報警。2018年,裁判官判教練無罪!裁判官說“事主的證供存在疑點”,但又說“法庭的裁決不一定反映事實”!這等於是讓所有想報警的性侵受害者噤聲。真讓人揪心。

護苗基金隨即給香港律政司寫了一封信為呂小姐提出檢控上訴,卻被駁回。如果審訊這起個案時請一位性侵問題專家提供意見,就不會存在所謂“證供疑點”。

非洲諺語說“一個孩子的成長,需要整個村莊的力量”。任何社會保護兒童免被性侵,必須有全方位的配套和措施。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見這一天,這是我最不安和擔憂的事。

人物周刊:最近在看什麽書?最喜歡的書是什麽?

蕭芳芳:正在看《易中天中華史》、石悅的《明朝那些事兒》。也在重讀常小琥的《琴腔》和陳忠實的《白鹿原》。愛看文筆利索、情感細膩、幽默靈動的文章,提氣。

重讀又重讀的,是傅雷伯伯翻譯的巴爾扎克著作。同時跟兩個超凡的心靈神交,從他們思潮的激蕩中得到觸類旁通的領悟,這是天上人間的幸福。

人物周刊:一次採訪中您提到,很不喜歡總是“我我我”,因為老是提到自己,人就會變得看不清自己。是什麽事情讓您有這樣的感悟?

蕭芳芳:80年代,巧遇我丈夫張正甫的一位老外朋友托德(Alexander Todd)。托老是聞名世界的化學家,1957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先後在歐美各地頂尖學府任教。張正甫恭賀他又得了什麽享譽國際的獎項時,他竟然說:“沒什麽,不出幾天,就沒人記得這事了。”我大為震撼。托老功高望重卻一點兒沒把自己當盤菜,讓我見識了“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的大格局。自知達到他這種境界,還得持續修行,畢竟虛榮心的突襲很難防啊。

人物周刊:如果您要問自己一個問題,您會問什麽?

蕭芳芳:1917年,19歲的周恩來給他小學同學寫了一句“臨別預言”——“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他的在天之靈是不是看見了中國正在騰飛?

人物周刊:這個問題您現在的答案是什麽?

蕭芳芳:他必須看見………就寬心了………

中國人物類媒體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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