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線寬闊，高樓林立——僅從縣城看，浙江杭州的桐廬縣與其他富庶的南方小城別無二致。
但桐廬縣鍾山鄉政府前的大馬路叫做“申通大道”；縣城裡坐落著圓通印務、中通之家等企業；鍾山鄉夏塘村口的小溪上，還橫跨著以申通快遞創始人命名的“騰飛橋”。
桐廬被稱作“中國民營快遞之鄉”，中國快遞行業著名的“三通一達”全部發源於此。
鍾山鄉夏塘村是申通創始人聶騰飛、韻達創始人聶騰雲的故鄉，申通的另一位創始人來自不遠處的子胥村；圓通董事長喻渭蛟的家鄉，在靠近縣城的橫村鎮喻家村；最偏僻的天井嶺是中通董事長賴梅松的老家。
20年前，這些小山村裡的桐鄉人從幫人帶信、遞送小包裹做起，騎著自行車穿行在街巷之間，乘著火車來往於杭州與上海。20年後，“三通一達”已在中國快遞行業業務量前5名的公司裡佔據四席，並分別在2016年10月到2017年1月間上市。
2016年“雙十一”期間，圓通快遞的工作人員正在分撥處理中心分揀包裹。新京報記者 薛珺 攝
根據國家郵政局發布的數據，2017年5月，全國快遞服務企業日均快遞業務量超過1億件，我國已經常態化進入單日快遞“億件時代”，而這也給了快遞行業增長的機會。根據中國產業資訊網的報告，“十二五”以來，我國快遞業年均增速達到54.6%，成為國民經濟的一匹“黑馬”，“三通一達”則是其中的縮影。
沾親帶故的同鄉，最可靠的戰友
鍾山鄉子胥村村道兩旁遍布民房。有的是歐式建築，門口有精致的噴泉；有的是中式別墅，門口臥著麒麟，後院供著關公；有的是寬大的庭院，院中有六角飛簷的亭子，一條小溪從石板下穿過引來山的泉水。
子胥村村幹部羅偉良說，但凡房子蓋得好的，家裡幾乎都是快遞從業者。
年過五旬的陳美珍家住子胥村主乾道旁，是一棟三層小樓，大片的玻璃幕牆讓房子在漫長陰冷的冬天也能獲得陽光。
過去幾十年，她和丈夫種地糊口，還開過包子鋪、小吃店。如今，她的兒子在杭州市蕭山區承包的快遞點是全家最主要的收入來源。陳美珍說，這棟三層小樓是七八年前蓋的，兒子掏了不少錢。“他本來是做建築工程的。逢年過節回來，看到同齡人都開了新車，賺了很多錢，2008年才下決心轉行。”
桐鄉前輩們的快遞之路，比陳美珍的兒子早了幾乎10年。
據羅偉良回憶，1993年，附近夏塘村的聶騰飛在杭州市裡的一家印染廠打工。工作之餘，他發現大量從事對外貿易的企業，需要將報關單在一天之內送到上海，如果走郵政管道大概需要3天。
從那時起，聶騰飛、聶騰雲兄弟便做起了幫外貿公司遞送檔案的生意。他們騎著自行車，在杭州城內派發名片，走街串巷拉生意。每晚八九點鍾，他們都會登上開往上海的火車。第二天凌晨三四點到站時，會有人在上海接應、派送。“當時的火車票價15元，遞送價格大概每單100元。”羅偉良說，後來便有了申通。
據朱曉軍等人所著的《快遞中國》一書，聶騰飛的大舅子、子胥村的陳德軍在1994年加入了妹夫的生意，開始在上海接件。為了將快遞準確送達，他不斷翻看上海地圖，半年內翻爛了10張。
申通初創的幾年，正值浙江民營經濟井噴式增長。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1年到1997年，浙江省的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分別由100.3萬戶、1.1萬家，增至153.2萬戶和9.2萬家。
1999年，聶騰飛因車禍意外離世，陳德軍接手申通，聶騰雲創辦韻達。2000年5月，喻渭蛟創辦圓通；2002年5月，賴梅松創辦中通。
由於業務量持續上升，陳德軍把子胥村的十多個年輕人帶了出來，一起做快遞。他們在多個省會城市租下民居、小商鋪，推開了申通的第一批營業網點。
羅偉良的叔叔便是十幾人之一，參與搭建了申通在陝西的第一家網點。那是一處不大的民居，住著十幾個來自桐廬的年輕人。大家騎著自行車，在火車站、汽運站等著送信的人背著裝滿信件和小包裹的蛇皮袋從車站裡出來，交接後，再騎著自行車將各種物品當天送達。
沒多久，做快遞賺錢的消息在只有數百戶人家的子胥村傳開了。只要長輩們之間打個招呼，那些沒有合適工作的年輕人就能迅速入行。陳美珍記得，兒子能到申通工作，就是因為陳德軍的外婆到自家的小賣部裡買東西，“我問她有沒有工作的機會，她就答應了。”
12月18日，桐廬縣鍾山鄉子胥村。新京報記者 龐礴 攝
快遞行業收件、派件最需要誠信，彼此沾親帶故的同鄉便是最可靠的戰友。羅偉良說，老闆們不用擔心熟人的孩子偷件、丟件，“這些孩子也特別能吃苦，有時候一天要連續派件，騎車要騎幾十公里。”
從子胥村開始，越來越多的鍾山鄉人、桐廬人加入快遞行業。據此前的媒體報導，如今這裡從事快遞行業的人數以萬計——在這個有43萬人口的小縣城，你遇到的要麽是快遞行業的從業人員，要麽就是他們的親人和朋友。
“黑快遞”的求生路
幾乎所有民營快遞公司都是從派送出口報關材料和樣貨起家的。但當年的物流政策，讓他們生來便帶有“原罪”。
依據1986年郵政法，寄遞信件和具有信件性質的物品由郵政企業專營。也就是說，出口報關材料一類的寄遞業務，民營快遞公司被禁止涉足。
按照當時的規定，各省郵政執法大隊可以查獲此類違規行為，並移交當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處罰。但據人民網報導，2004年2月1日，浙江省頒布了《浙江省郵政專營管理辦法》，郵政行業管理部門可以對此類行為直接處罰。
2002年，36歲的桐廬人施路平來到重慶，經營一家快遞網點。為躲避罰款，施路平將辦公場所設在了一棟建築的二層，想要隱蔽一些。但郵政系統的工作人員依然找上門來，一旦發現寄遞的物品中含有信件，便會處以數萬元罰款。
不僅辦公場所內，寄遞過程中也是心驚膽戰。施路平說山城路陡，自行車難以爬坡，派件往往需要步行。“我們在路上走著，最擔心的就是被郵政盯上，被抓到之後就會開出一萬塊到幾萬塊的罰單。”
慈溪中通快遞公司流水線。貨物經過自動稱重、攝影頭拍照後被按照收件地區自動分揀。整條流水線只有五名工人手動操作。新京報記者 龐礴 攝
幾個月後，無可奈何的施路平離開重慶回到浙江，去了寧波慈溪。當地執法環境寬鬆很多，他第二年就將店鋪從二層搬到了一層。他記得2003年到2009年間，郵政部門只上門檢查過一次，沒有罰款，“就是提醒我們要把信件交給EMS寄出。”
“這些年來，被工商和郵政執法的查出來的也不少，罰款也交。”2009年，一名民營快遞經營者在採訪中說。
那些年裡，各地對物流政策的執行情況不一。《快遞中國》一書曾提及上海市郵政系統的解決方案：為各家民營快遞公司設立上交信件的指標——每天，中通上交100單，韻達上交500單，申通上交1500單。各家快遞公司將信件上的面單換成EMS，然後交到郵局。
當時，民營快遞公司每單收費大約12元，EMS往往要20多元。據《快遞中國》統計，當年僅中通一家公司一年就要搭進30多萬元。
儘管如此，在這場低價格、短時效的大戰裡，民營快遞的發展勢頭越來越好。據《江蘇商報》2004年報導，當時民營快遞已佔去南京國內快遞業務市場的40％ 。
直到2009年新郵政法頒布，這場物流領域的拉鋸戰方告一段落。民營快遞公司取得了合法地位，不再是“黑戶”；郵政專營信件的範圍，也從最初的500克以下最終降至同城50克以下、異地100克以下。
如今，國營、民營、外資快遞企業在郵政管理部門的監管下一起運營，共同競爭。
搭上網購的快車
2002年，施路平成為慈溪中通快遞服務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時，民營快遞公司還在與郵政局“躲貓貓”。
當時，“三通一達”為鼓勵員工到其他地區拓展業務網絡，均已採用了加盟承包製。眾多加盟商與總部共用品牌，按檔案、包裹的不同價格交納承包費。同時，每個加盟商均為獨立法人，各自收取收件費和派件費。施路平便是中通的加盟商之一。
在慈溪，施路平向總部交了網絡建設費、押金等，一共12000元。他還買下了一輛麵包車、一輛摩托車，租下一套民居。
當時的中通尚無全國範圍的成熟快遞網，施路平每天收到100多單快遞，總有三四成的目的地中通覆蓋不到。為了維護信譽，施路平經常加價轉單。他的兒子施洋說，有時20元一單的生意，父親還要倒貼5元。
由於前期一直虧本，快遞網點運營要靠妻子在桐鄉老家開服裝店的收入支撐，人工、車子等的投入前後約有16萬元。7個月後，施路平積累了足夠的客戶，快遞量不斷上漲，公司終於開始盈利。
“我知道這個以後肯定能賺錢的，就讓她把服裝店轉讓了，到慈溪來跟我一起乾。”施路平說。
施路平沒有說錯。就在他邁入這個行業的第4年，民營快遞和桐廬系一起步入了嶄新的階段。
慈溪中通快遞的大貨車，長9.6米，能裝三四百台洗衣機大小的家電。新京報記者 龐礴 攝
據《快遞中國》，2006年5月，圓通成為淘寶配送服務商，日業務量陡升2000單。此後，中通、申通、韻達也分別與淘寶簽訂合作協定。三年後新郵政法頒布時，淘寶網已成為中國最大的綜合賣場，對外宣布年交易額999.6億元。而最早與淘寶合作的圓通，每日僅淘寶業務量便已躥升至28萬件。
起初，施路平並不看好與淘寶的合作，因為他與各大商務公司的合作利潤頗豐，利潤率往往過半。但淘寶把價格壓得很低，十幾元的寄件費被直接殺到六七元。
但快遞量的增長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期。2009年，他不得不將網點從商鋪遷至慈溪市郊的一處院子裡，還搭起數百平米的棚子，以便容納與日俱增的快件。兩年後，小院也盛不下了，他又租下另一處寬闊的院落，還斥資千萬建起一棟辦公樓、三個工棚。
彼時，網點的年收件量已達到140萬件，比2009年翻了一番。昔日運送快件的三輪車、摩托車也逐漸退出江湖，被6輛大型貨車和網點承包商的20輛中型貨車替代。大貨車長9.6米，每次能裝三四百台洗衣機大小的家電。
不僅僅是施路平，桐廬籍的快遞人不約而同地感受到了電商、網購為整個行業帶來的變化。曾在浙江諸暨開設快遞網點的桐廬人邵峰說，過去的單子往往由工廠發往商家、公司，現在都是直接寄給個人。“包裹都是又輕又小，有的就裝著兩雙襪子，一個蛇皮袋能裝幾百個包裹。”
據國家郵政局統計，2014年10月，中國快遞業務量首次突破100億件，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2015年突破年業務量200億件，2016年突破300億件，始終位列全球第一。2014年，民營快遞企業的市場份額達到83%，國企份額僅為13%；2016年，民營快遞企業業務量市場份額達到90.3%，業務收入市場份額為83.8%。
2014年菜鳥網絡監測的物流數據顯示，當年淘寶、天貓的銷售總額為2.27億元，佔到了中國網絡購物總額的81%，而其產生的包裹佔中國快遞市場份額的60%以上。
工人正在使用軟體掃描條碼。掃描後，收件人會收到簡訊提醒。新京報記者 龐礴 攝
今年“雙十一”，施路平的兒子施洋在網點連續工作了54個小時。在他們的努力下，11月11日當天，便有許多買家在朋友圈裡曬出了剛剛剁手的“戰果”。
精細化運營的未來
今年，邵峰將諸暨的網點轉手，轉而承包了桐鄉縣鍾山鄉的快遞網點。他將之前的經驗帶回家鄉，購買了一輛JMC貨車，雇了司機和搬運工，還為他們配備了“掃碼槍”。
有了掃碼槍，貨到後只要掃描二維碼、輸入手機號碼後4位，收件人便會收到簡訊提醒。以往，僅給所有收件人發簡訊就要花去大半天時間，現在只要一個多小時。
寄件也變得更加便捷。用戶只要關注快遞公司的微信公眾號，便可預約快遞員上門取件、通過快件號查詢位置或查詢郵費。郵寄時，哪怕輸入一長串混合著姓名、地址和電話的文字，系統也能自動識別，將各類資訊自動提交到相應位置。
邵峰說，過去，鍾山鄉的網點由一對開超市的夫妻經營，兩人開著一輛麵包車往返於鄉縣之間，快遞也是堆放在幾隻大筐裡任客人翻揀。現在，寄件、取件方便了，大家更願意網購，業務量也更大。“去年每天也就三四百單，今年就到600單左右了。”
不過，民營快遞公司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單件快遞的利潤也在競爭中不斷變薄。在與淘寶、天貓合作時，“你出三塊六，我就出三塊四，”邵峰說，現在哪怕是兩毛錢的壓價，對利潤率的影響也很大。
這種情況下，加盟生必須更嚴格地把控成本，各種高科技的設備、技術漸漸出現在快遞網點裡。
2014年，24歲的施洋在從部隊退伍後，先後在快遞公司裡做過客服、搬運、分揀和投遞等工作。2014年，他從父親施路平手中接管了公司，開始設立市場、財務、IT和人力等部門。
對於許多快遞公司，這些與收件、派件無關的部門還是新鮮事物。在新的架構下，專業人員受邀參與運營，為網點帶來了新的活力。
比如，為了減少丟件、破損，出現問題時能夠有效追查，IT部門開發了空包檢測系統。包裹過秤時，只要出現空包，機器便會“啊哦”一聲發出警報。
鍾山鄉快遞網點，工人開著卡車將貨物從桐廬運到鄉鎮。新京報記者 龐礴 攝
施洋的公司裡還有自動化的流水線。工人們將快件放在流水線上後，會有機器稱重、掃描，還有攝影機為它們拍攝“證件照”。“拍攝圖片登入系統，比掃碼更能確定包裹的狀態。如果之後遺失、損壞，或者臨時需要查找，都能達到比以往更高的效率。”施洋說。
有了證件照的快件經履帶傳送，會被分別放入44個不同的袋子——那是總公司在全國的44個分撥中心。在這樣的流水線上，曾經的暴力分揀問題不複存在。
施洋站在俯視流水線的橫梯前，看著一個個快件有條不紊地經過自動化分揀後掉入袋中。他說，快遞早已不是數年前那個靠大量勞動力分揀、投遞的行業，野蠻擴張、生長的年代也已結束。現在，他更關心如何讓公司在自動化、標準化中運行得更加流暢。
改革親歷
鄧德庚，義烏市申通快遞有限公司董事長
1997年，我在金華加入了申通。當時還沒有成規模的辦公大樓，只能租在一個招待所的辦公室裡，只有三四個人。我們一切從零開始，最初業務量很少。經過客戶介紹很快得到認可，大概兩個月後，每天就有特快專遞七八十件，還有檔案三四十件。
當時，我們的服務比郵政快很多。從上海到金華寄檔案，郵政要四天，我們當天就到，客戶早上八點半上班，我們就在樓下等著。後來快件送到義烏，義烏市外貿局覺得我們服務很好，就說你們快到義烏設點，都不用你們行銷，我們幫你們找客戶。
但是在金華才開了兩個月，郵政就找上門了。第一次是當地的工商、警察和郵政聯合執法，要求我們把信件交給郵政部門。
後來郵政部門直接單獨突擊上門，收走信件。我們也有相應的措施，比如在外面放包裹，把信件藏在臥室的床下。他們發現在快遞網點查不到，就直接到收件人的樓下等著，見到我們的業務員，就搶走他們的包，把信件拿走。我們的業務員又想辦法，把信件藏在衣服裡、裹在身上，他們不敢搜身，就躲過去了。
有時還會有衝突，會有推搡之類的情況。很多業務員因為這個辭職，但是不少桐廬的員工留下了，大家都沾親帶故，也很團結。
我印象裡比較深刻的一次是2002年，當時我們從義烏拉著幾百個單子到杭州，浦江郵政把我們攔下來，要扣我們的貨。我提出現場處理、交罰款，但對方拒絕了。
當時我就想，市場已經開放這麽多年了，法律也該適時變化了。工商部門其實也並不很想處罰我們，每次郵政要求他們執法，他們基本大事化小。後來郵政部門長官的態度也緩和了很多，他們來檢查也會第一時間放掉信件，我們只要繳納罰款就可以了。
那些年，客戶很支持我們，有時候信件被郵政抄走，他們就去郵政把信拿回來，還是交給我們寄。有一名客戶說，他到郵政長官的辦公室理論，說要是你們郵政也能提供這樣的服務，我就用郵政。應該說，客戶一直是我們最大的支持。
2006年郵政政企分開，郵政局就逐步中立了。有一次，國家郵政局副局長徐建洲到我們公司調研，郵政系統的官員邁入民營快遞公司，對我們是很好的信號。我們擬了材料，提出民營快遞公司對經濟發展是有利的，我們也需要多種經濟形態，才能提供更好服務。徐建洲回復說會參考我們的意見。
2009年新郵政法頒布前夕，國家郵政局局長馬軍勝也到義烏鼓勵我們。就這樣，民營快遞公司從不被認可逐漸發展到了頂峰。
改革物語
這輛人力三輪車是北京市中通快遞中關村網點的舊交通工具，2009年購入，2017年淘汰。如今，人力三輪車已被封閉式的電動三輪車取代。
改革辭典
“黑快遞”
依據1986年郵政法，“除國務院另有規定外，信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質的物品的寄遞業務由郵政企業專營”。由於業務中含有信件性質的物品，民營快遞始終處於灰色地帶，一度被稱為“黑快遞”，而且經常因為“違規經營”“擅自經營信件類快件”等原因被查抄罰款。後來，隨著郵政法修改、電商包裹成為民營快遞公司的主營業務，“黑快遞”一說逐漸消失。
新京報記者 龐礴 編輯 滑璿 校對 張彥君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