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過年是如何拜年的 宋朝時尚就是送賀卡

按我們的習俗，過春節，親友間要往來拜年。宋朝時，給朋友、同僚送賀卡拜年，是盛行於士大夫群體的時尚——對，就是送賀卡。別以為送賀卡是現代社會才出現的事情。南宋人張世南記載說，每逢過年，“凡在外官，皆以狀至其長吏”，那些在外地為官計程車大夫，春節前都會派遣仆人，帶上賀年卡給京城的長官拜年。過年隻送賀卡，沒送銀行卡，想來那時候的官場風氣還算清廉。

不獨在外為官者熱衷送賀年卡，其他士大夫也是如此。與張世南差不多同時代的周密說：“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簽名於上，使一仆遍投之，欲以為常。”另一位南宋人周輝也記錄了宋人過年送賀卡的習俗：“正至交賀，多不親往。有一士令人持馬行，每至一門喊數聲，而留刺字以表到”。看來宋朝人拜年，多半不會親自登門，而是叫仆人帶著賀卡，騎著馬，挨家投帖，每到一家大門口，大喊幾聲“某某某來拜年了”，然後留下賀卡就走了。

由於宋朝流行送賀卡拜年，當時便發生了一樁趣事：上面提到的周密，他有個表舅，叫吳四丈，生性滑稽，不拘小節。有一年春節，因為家中仆人都有事情忙，抽不出人手去送賀年卡。吳四丈再不拘小節，這送賀卡的年數也不能省了。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際，恰好友人沈子公派了仆人來拜年。吳四丈一面接待沈家仆人，一面漫不經心取出沈家的賀年卡來看，發現沈家要拜年的人家，都是自己的親友。吳四丈心裡一動，想出了一個餿主意：請沈仆喝酒，然後偷偷將沈家的賀年卡都換成了自己家要送的賀卡。沈仆不知情，飯飽酒足之後，匆匆告辭，往其他各家投帖拜年去了，其實送出去的都是吳家的賀年卡。後來吳四丈將此事告訴了沈子公，把上回換下來的一大束沈家回帖還給他。兩人哈哈大笑。

看到這裡，你是不是覺得宋朝的送賀年卡已經有點“變味”了？一些宋朝人也有這樣的感覺，他們說，“送門狀習以成風，既勞於作偽，且疏拙露見為可笑。”“不誠之事，不可為也。”認為過年派人送張賀卡，是敷衍了事，虛偽，沒有誠意。

儘管正統計程車大夫對送賀年卡不甚待見，但這種拜年方式還是越來越流行，到明清時，投帖拜年成為普遍的交際禮儀，並且越來越“變味”。明朝文人文征明有一首《賀年》詩寫道：“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蔽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憎嫌簡不嫌虛。”可見朝野上下送賀卡拜年已風靡一時。

縱觀明清官場的“投帖拜年”習俗，有兩個發展趨勢似乎很明顯：一是越來越“隨便”；一是越來越“隆重”。“隨便”與“隆重”似乎方向相反，但它們卻糾纏在一起出現在明清的拜年習慣中。

先來說“隨便”。明朝人陸容觀察到，“京師元日後，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來交錯路線者連日，謂之拜年。然士庶各拜其親友，多出實心；朝官往來，則多泛愛不專，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刺。有不下馬或不至其門令人送名帖者，遇黠仆應門，則皆卻而不納，或有閉門不納者。”意思是說，明朝的京城人從正月初一開始拜年。老百姓之間拜年，多出於真心誠意；那些京官就不同了，都是投機分子，派人投送賀卡，如同散發小廣告，不管認不認識，只要看到是權貴的府宅，就上前投送拜年帖，有時候，送賀卡的仆人還因此吃到閉門羹。

明朝官員為什麽要天女散花一般派發拜年賀卡？無非想借拜年之機，多認識一些官場上的朋友，即使一時未能結交上，也希望這張署了自己姓名的賀年卡能給對方留下一個印象。這種官場風氣延續到清代。清朝人褚人獲也說：“元旦拜年，明末清初用古簡，有稱呼。康熙中則易紅單，書某人拜賀。素無往還，路線不揖者，而單亦及之，大是可憎。”清朝人過年，也是連平日在路上見了面也不相識的人，也要給他送一張“紅單”（賀年卡）。很不環保。

再來說“隆重”。明清時期的官員對投帖拜年非常重視，陸容說，“在京仕者，有每旦朝退，即結伴而往，至入更酣醉而還。三四日後，始暇拜其父母。”這些京城的官員，春節期間，每天退朝之後，都結伴同行，親往長官家拜年送禮，到了夜裡才醉醺醺回家。大年初四初五，才有時間給父母拜年。真是“爹親娘親，不如長官親”。

送賀年卡的規矩也越來越多，形式越來越鄭重，賀卡要裝在製作考究的“拜匣”中，送賀卡的仆人恭恭敬敬拜見貴家主人後，拉開匣蓋，由對方將賀卡取出來。拜匣越是高大上，越能顯示出給長官拜年的誠意。本來投帖拜年是圖個省事，現在倒好，又多了幾分繁文縟節。

登門拜年也好，投送賀卡也好，本是表達新年祝福、寄托彼此感情的方式，弄成了拉關係托人情的工具，那就非常沒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