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遼五京：勾勒屬於遼代的時代剪影！

濫觴於20世紀初的遼代考古發掘與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後迎來了層出不窮的考古新發現與日趨深入的調查研究，自1990年開始評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以來，遼代相關遺跡六次當選。

內蒙古遼代耶律羽之墓（1992）

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東沙布日台鄉寶山遼貴族墓（1994）

內蒙古通遼吐爾基山遼墓（2003）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窟頂北魏遼金佛教寺院遺址（2011）

內蒙古遼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遺址（2012）

北京延慶大莊科遼代礦冶遺址群（2014）

?行走的海風

對於文獻記載存留甚少且訛誤甚多的遼代歷史而言，考古學的發掘與勘察就顯得非常重要。

通過發掘與勘查都城和地方城市，我們可以窺見10世紀以來松漠草原地帶城市的興起及其建制。陵墓的調查發掘，則為了解遼代契丹族與漢人的喪葬制度和生活習俗提供了最可靠的原始材料。

墓葬中所見各種繪畫遺存，更豐富了人們對於遼代美術乃至社會生活的認識與研究。礦冶遺址、陶瓷窯址等的發掘，以及玉石器物、絲織品遺物的出土，更為遼代手工業技術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在維修或清理遼塔過程中出土的刻經、寫經等遺物，也對研究遼代佛教的發展具有重要價值。

?行走的海風

在考古材料與相關文獻相互佐證下，今天的我們正通過對城址、墓葬、手工業遺跡、塔基的發掘與研究，漸漸勾勒著屬於遼代的時代剪影。

此次首都博物館的“大遼五京——內蒙古出土文物暨遼南京建城1080年展”，從五京備焉、四時捺缽、南北面官、華夷同風、塔寺巍巍五個單元入手，正是希望借助於17家文博部門收藏的270件（套）文物，將已發掘和勘查的遼代遺跡作為展覽敘事的線索，從政治制度、社會生活、思想文化等多個方面，向觀眾展現遼代的歷史風貌和發生在其間的多民族碰撞、融合的故事。

▲琥珀水晶瓔珞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遼是我國北方遊牧民族契丹人建立的政權，在政治制度、統治機構和行政設定等方面都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首都博物館在此次展覽的前三個單元中，首先緊緊抓住了契丹王朝在政治體制方面的獨特性及其明顯的二元化色彩：

“五京備焉”單元主要介紹了契丹人模仿漢製建立起來的五個行政首府和軍事重鎮；“四時捺缽”單元則強調了遼代獨特的捺缽制度起源於契丹人慣常的遊獵生活，捺缽制度實際上是以遼代皇帝為中心，以狩獵活動為主要表現形式的遊幸活動和巡守制度，正是因為五京的建立和捺缽文化的長期存在，使得皇都與捺缽駐蹕地共同成為了遼代的施政中心。

▲四季山水圖赤峰市巴林右旗遼慶東陵

從上至下分別為：春、夏、冬壁畫（摹本）

第三個單元“南北面官”，則進一步敘述了契丹在南下過程中，面對生活在其版圖中的漢人時，汲取唐朝和渤海國的經驗，開創性的施行了“以國製治契丹，以漢製待漢人”的統治方式，在中央統治機構中，分別設定了南北面官兩大職官系統，因俗而治。

▲四季山水圖（摹本）

赤峰市巴林右旗遼慶東陵

不論是五京分置、四時捺缽，還是南北面官，這些遼吸取前代經驗的開創性制度建設，都是遼代社會歷史的一個縮影。作為政治制度，不僅對遼代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影響了後世的金、元、清三朝，正如傅樂煥先生所說：“其製亦不限於契丹一族，金元滿清，亦自北起，生活習俗大同，捺缽遺跡，尚可考見。”

▲穹廬陶器遼上京塔子溝出土

巴林左旗遼上京博物館藏

遼代在制度建設方面有頗多創新之處，但其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即皇帝制度卻與漢文化保持一致，根本政治制度上的一致和趨同，使得雙方在政治理想、社會價值、道德風尚等方面都表現出了相似性。

與此同時，夾在唐、宋兩大文化高峰之間的遼代，在面對“強悍”的漢文化時，也主動或被動地包容和吸收了眾多漢文化，而這些文化菁華當之無愧的成為了促進民族融合的重要文化紐帶。

不論是華夷同風還是塔寺巍巍單元，展覽都力圖在文化獨特性之外，進一步探尋蘊含在這一時期物質與精神信仰等方面的文化趨同性。展覽的精彩之處還在於：對文化融合種種“跡象”的敘述沒有局限於某個單元，而是散落在展覽的各個敘事環節中。

▲“萬歲台”金花銀硯盒

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褐釉皮囊式瓷雞冠壺、白釉皮囊式瓷雞冠壺

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遼代契丹貴族普遍實行厚葬，早期墓葬中常出現成套的馬具、金銀器、陶瓷器，中晚期墓葬中金銀器、馬具數量減少，三彩和單色釉的數量明顯增加。

但不管隨葬品的種類如何變化，我們從出土的各時期金銀器中，確乎能夠清晰的看到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印記。

▲鑲玉銀鞓蹀躞帶、鞧帶

通遼市奈曼旗青龍鎮遼陳國公主墓出土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遼代金銀器是北方草原地區民族文物的一支奇葩，這一時期北方草原地區的金銀器製作工藝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從用途上分為飲食器、裝飾品、鞍馬具、殯葬器、宗教用具和日雜器等種類。

其中鞍馬具、殯葬器具有明顯的北方草原民族特色，是遼代金銀器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鎏金鏨花鋬耳銀杯

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但縱觀遼代的金銀器，從器形、紋飾到製作工藝，均有許多酷似唐代金銀器的藝術特徵，我們在唐代同類器形中都可以找到範本。

契丹建遼時，唐雖已處於統治末期，但積澱深厚的唐文化余韻仍以強大的穿透力傳入北方草原地區，被契丹奉為經典，大加推行。

不僅如此，遼承唐製，遼代早、中期金銀器對唐的效仿是全方位的，不僅沿襲晚唐作風繼續發展，而且還挖掘和繼承了唐前期的模式，並不自覺地簡化、抽離，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雙獅紋金花銀盒

通遼市吐爾基山遼墓出土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雙魚紋金花銀蓋碗

通遼市吐爾基山遼墓出土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我們能在展覽的各個單元中看到這些打著唐代金銀器藝術風格烙印的遼代金銀器，還能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同期舉辦的“大唐風華”展覽上，“直視”唐與遼在金銀器上的關聯與文化上的趨同性。（相關閱讀：高清展品圖集，帶你盡覽「大唐風華」）

兩大博物館在展覽安排上的“設計”也好，“巧合”也罷，這種不同展覽帶來的敘事連貫性不僅利於觀眾更好地理解展覽，更展現了一座城市中“博物館集群”的優勢，資源的集聚也利於更大程度上發揮和彰顯博物館的功能與價值。

▲銀鎏金冠（局部）

凌源市小喇嘛溝遼墓出土

凌源市博物館藏

▲鳳形鎏金銀釵征集

赤峰市博物館藏

澶淵之盟後，遼宋約和近120年，彼此間的和睦共存與頻繁往來，使得各自的文化難以長久的保持畛域分明，更何況遼代統治者中也不乏欣賞和推廣漢文化者，所以在遼代後期的金銀器中，宋文化的影響已經在悄然之中佔據主導地位。

有遼一代，漢文化幾乎滲透在了契丹民族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展覽中金銀器所表現出來的濃厚唐、宋之風，正是這一歷史事實的客觀反映。除此之外，遼代統治者對佛教的推崇，也促進了民族之間的融合，為此，展覽特意在最後一個單元“塔寺巍巍”中，展現了佛教在遼代的發展。

▲“十方佛”貼金彩繪柏木法舍利塔

遼慶州釋迦佛舍利塔出土

巴林右旗博物館藏

這一時期，佛教在北方草原上的發展速度和規模都超越以往，成為整個統治階層和民眾普遍信仰的宗教，伴隨佛教思想的推廣，高大的寺院、佛塔建築星羅棋布的出現在帝國的都會州縣，這些可供膜拜的對象，進一步擴大了佛教的影響。

▲波斯玻璃瓶

朝陽北塔天宮出土

朝陽北塔博物館藏

▲銀菩提樹

朝陽北塔天宮出土

朝陽北塔博物館藏

其所建佛寺也多與唐代以來中原地區的佛寺在結構布局、藝術風格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唯獨佛塔在結構形態、建築技藝、藝術風格等方面獨具一格，成為中國佛教建築歷史中一次裡程碑式的創新。

鑒於此，展覽主要圍繞代表性的遼塔出土物展開，而佛寺只是通過展覽中配套的多媒體進行了展示。這也啟示我們，多媒體在展覽中絕不應該只是無關緊要的介入，而是應該在客觀上成為展覽的輔助或外延手段。

▲銀鎏金女、男面具

凌源市小喇嘛溝遼墓出土

凌源市博物館藏

從耶律阿保機建遼起，到此後的200多年時間裡，遼不僅結合本民族特點，總結經驗完成了很多制度創新，還在與漢文化的不斷融合中，逐漸由以遊牧文化為主的奴隸製國家發展為以儒家傳統文化、佛教為主要信仰的封建制國家。

▲三足烏紋金牌飾

通遼市吐爾基山遼墓出土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月宮伐桂紋銀牌飾

通遼市吐爾基山遼墓出土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遼與同時期的北宋政權在政治制度、經濟生產方式、思想文化觀念以及禮儀風俗等方面的交融，使得遼代的文明程度大步提高，卻也在統治者過度強調崇儒、崇佛的民族融合過程中，漸漸淡化了契丹族固有的尚武、善騎射的民族傳統，終為女真所滅。

但它為此後金元的制度建設以及金中都、元大都的建制和當前城市行政格局的設計都奠定了基礎，也為我國近千年來基本連續地定都北京做好了歷史傳統與心理認同的準備與建設。

首都博物館作為一個立足北京的城市博物館，近年來以城市為中心，舉辦了多場精彩的展覽，諸如2015年與首爾歷史博物館合作的“水路城市，首爾:清溪川的變遷”展，通過首爾城市河道清溪川的變遷，向觀眾展示了首爾600年的歷史與城市建設；2015年年底的“讀城——追尋歷史上的北京城池”系列展，更是以城市、以北京為切入點，鎖定青少年為展覽目標人群的一次成功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