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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多數德國人回憶災難但並非為復仇,而是深刻地反思

摘要:絕大多數德國人雖然回憶災難,但並非為了尋釁復仇,而是要更深刻地反思戰爭,不僅牢記痛苦,而且要更加全面深入地探討痛苦產生的原因,“努力不讓這樣的悲劇再度發生”。毋庸置疑,這才是當代德國人對於戰爭和德國人自身在戰爭中所遭受苦難應持的正確態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美等反法西斯同盟國空軍對德國城市進行了大規模的轟炸,造成了眾多平民傷亡和歷史文化遺產損失。

二戰結束後,幸免於難的親歷者以及死難者的親友都很難從自身經受的痛苦中解脫出來。他們對防空警報、炸彈爆破、大火和煙霧、恐懼和死亡等遭受空襲的場景,歷歷在目,記憶猶新。為了追悼死者,安撫幸存者,地方當局也悉力保留大轟炸遺跡,築立警示性紀念碑;每逢年節或周年,便在教堂廢墟上舉行悼念儀式。也有一些作家以日記、書信或者小說的形式,從哀悼的角度訴說個人或集體的經歷。

科隆大教堂在地毯式轟炸中幸免於難,圖為1945年的科隆市區,圖中科隆大教堂依舊高聳挺立。

1949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相繼成立,德意志民族再次陷入“人為製造”的分裂之中,而在分別加入了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和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之後,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在對待同盟國大轟炸問題上也采取了很不相同的方針政策。

民主德國自詡為德國共產黨反法西斯抵抗鬥爭的繼續,緊跟蘇聯的政治宣傳,不僅嚴厲譴責英、美帝國主義轟炸德國城市,濫殺無辜平民的罪行,而且還堅決反對包括聯邦德國在內的一切敵視工人階級,時刻企圖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國際反動勢力。但在1970年代以後,隨著東西方冷戰的緩和,兩個德國之間關係得以改善,民主德國的政治家對西方國家和聯邦德國的態度也發生了大幅度轉變,基本上不再使用“帝國主義”和“復仇主義”等詞匯,也不再提英、美“恐怖轟炸”之事了。1984年以後,德累斯頓圖片檔案館歷史照片庫遭到關閉,有關德累斯頓大轟炸的舊照片也被當作高級機密而加以封存,相關研究一律停止。

在聯邦德國,對於大轟炸的研究和討論雖然從未遭到禁止,但也是一個涉及“政治正確”的敏感領域,容不得隨心所欲,暢所欲言。蓋自建國之日起,聯邦德國就采取了“向西方靠攏”、“與西方和解”和“融入西方”的政策,並且以“歷史德國的法律繼承人”自居,甘願承接納粹德國的歷史負擔,自覺履行反思希特勒和納粹黨以全體德國人名義犯下的滔天罪行,賠償受害人損失的義務。特別是自1950年代末起,隨著聯邦法院舉行的一系列納粹罪犯審訊和年輕一代對權威的激烈反叛,希特勒和納粹黨利用國家機器有計劃地蓄意謀殺猶太人的罪行逐漸浮出水面,猶太人遭受的苦難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揭露批判納粹分子迫害和屠殺猶太人罪行,剖析納粹統治時期人性的扭曲,悔過自新,成為大多數德國人公開宣示的政治和道德義務。

雖然不乏論述大轟炸的作品,特別是在地方史志中,對於當地曾經歷的盟軍空襲的描寫佔有相當大的篇幅,但除了少數右派或極右派鳴冤叫屈,大都隻描寫轟炸效果,並未深究盟軍的責任。更有一些左派人士坦陳,大轟炸是同盟國對於納粹德國發動侵略戰爭和屠殺猶太人罪行的懲罰。德國民眾遭受的苦難是本國統治者罪行的報應。這樣一來,德國人自身的苦難便退居次要地位,甚至為了避免引起戰勝國的誤解和憤怒,防止招惹否認納粹罪行的嫌疑,許多德國人有意識地抑製和放棄討論相關話題。也因為希特勒主要是利用“種族民族主義”進行蠱惑宣傳,奪取政權,發動戰爭和屠殺猶太人的,所以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人民不同,在聯邦德國,“民族自豪”和“民族主義”也成為了一些諱莫如深的字眼。

位於波蘭的奧斯維辛一號營區入口處,門上懸掛著德語“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字牌。

從1989年夏天開始,民主德國公民開始大量外逃,民主德國政局急劇動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蘇聯等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性質也先後發生了根本性改變。1990年10月,民主德國以5個州的形式集體加入聯邦德國。

統一後的德國沿襲了原聯邦德國的國名,也繼承了其注重歷史反思的優良傳統,並且反思的廣度和深度均有提高,反思形式也逐漸多樣化了;影視媒體的作用越來越大,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層出不窮。

然而,隨著德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被壓抑已久的民族思想復活,“保護與命運共同體”觀念開始廣泛流行,愛國主義成為許多德國人熱切期盼的政治訴求。與此同時,原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檔案的公開,使得許多鮮為人知的內幕、背景見諸天日,一些多年被淡忘的歷史也漸漸浮出水面。個別描寫親歷大轟炸的作品得以重新出版,主要從德國“受害者”角度來看待英美空軍在二戰期間對德國城市的“大轟炸”、“檢討”反法西斯同盟國的“過失”甚至是“犯罪行為”的新作品也大量湧現。

2002年,柏林作家約爾格·弗裡德裡希(Jrg Friedrich)出版《大火:1940—1945年大轟炸中的德國》一書,以“個人是如何經歷大轟炸和如何處理這些經歷”的問題為主線,詳細描述了30多個德國城市遭遇英、美空軍戰略轟炸的情形和德國平民所經歷的巨大災難。在弗裡德裡希看來,英、美空軍轟炸擁有豐富歷史文化遺產的德國城市在軍事上毫無意義,其打擊德國人意志,策動反希特勒政權起義的目標並未實現,只是造成了文化破壞和大量平民傷亡。大轟炸所沿襲的主要是蔑視人性的軍事教條,是對大約60萬德國平民的蓄意謀殺,僅按當時的法律標準來看,也該算是戰爭犯罪。

2002年首次出版的《大火:1940—1945年大轟炸中的德國》一書

弗著的問世在德國社會激起了強烈反響,褒揚讚美者有之,反對否定者有之,百感交集、毀譽參半者亦有之。

德國新聞記者、作家科拉·施泰凡(Cora Stephan)讚譽弗著寫作的十分出色,既是“一部史詩,一部巨集大敘事,一部對已逝亡靈的死亡悲歌”,也是“一部愛的宣言,是對一段深刻觸動戰後德國人的內心深處,從不願輕易忘卻的歷史的恭敬”。

作家彼得·施耐德(Peter Schneider)是德累斯頓大轟炸的親歷者,其母親死於美國空軍的低飛掃射。他也稱頌弗裡德裡希是一位“真正關心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專家”,能以歷史學家的“嚴謹”和作家的“語言技能”,對大轟炸歷史及其結果做出全面系統並且生動感人的描述。施耐德還強調指出,大轟炸“嚴重違犯了國際戰爭法”,與納粹罪行“既無因果關係,也無思想關聯”。自以為“世界頭號的歷史清白國家”的美國實際上也是有罪的,其飛行員在二戰中駕機向無辜平民低飛掃射就是一種史無前例的毀滅行動。

歷史學家漢斯·蒙森(Hans Mommsen)同樣稱讚弗著為一部令人震驚和發人深思的著作。在他看來,雖然希特勒首先挑起戰爭並在戰爭中犯有種種暴行,但是英國人也以其特別針對無辜平民進行的大轟炸和“區域轟炸”製造了許多非人道的和純屬多餘的傷害。弗裡德裡希“印象主義式”論述提供了詳細的資訊,雖然不能取代系統分析,卻是“披露事實真相的”。它徹底否定了英國方面的“戰略轟炸”論,也說明大轟炸並非摧毀民眾對於獨裁者的支持的合適手段,相反,民族社會主義共同體恰恰是在德國遭遇大轟炸的局勢下才集結而成的。

與這些肯定意見不同,資深的時政評論家拉爾夫·佐丹奴(Ralph Giordano)對弗著提出了若乾批評意見。他批評作者很少關注大轟炸產生的歷史背景,忽略了其戰略形成的前提條件。弗裡德裡希在行文中使用了“蒙古人的毀滅性風暴”、“屠殺平民”等詞語,把英美轟炸機的飛行員比作納粹德國搜捕猶太人的“行動隊”(Einsatzgruppen),把德國人躲避轟炸的地窖比作納粹集中營焚燒死難者屍體的“火化場”(Krematorien),把德國各地許多圖書館在轟炸中毀於一旦這個事實與希特勒和納粹黨的“焚書事件”(Bücherverbrennung)相提並論,這就意味著把盟國的“罪行”與納粹罪行混為一談,其用心十分叵測。佐丹奴嚴格堅持左派立場,堅決主張繼續反省納粹罪行,反對片面訴苦。

出生於防空洞的資深評論家福克爾·烏爾利希(Volker Ullrich)卻對弗著“感情複雜”,既有認同又有批評。一方面,他承認弗著確如出版社所說的那樣,是相關領域的第一部全面深入的專門研究,作者詳細闡述了“毀滅的地理學”、德國人的心靈創傷和德國歷史文化遺產的悲慘命運等問題。另一方面,他也批評指出,弗裡德裡希沒有說明英美空軍戰略轟炸產生的“政治—軍事背景”,畢竟希特勒1939年對華沙的轟炸、1940年對鹿特丹和考文垂的轟炸早於盟國的空襲。弗裡德裡希還有意從語義學上把“大轟炸”與“大屠殺”等同起來,把納粹罪行與盟國的“罪行”相提並論,這樣很容易產生混淆視聽的誤導作用。

1940年9月,在納粹德國空襲後的倫敦東部,幾位無家可歸的兒童。

德國著名的社會史家漢斯—烏爾裡希·韋勒(Hans-Ulrich Wehler)同樣承認大轟炸是殘忍的,英、美空軍的大轟炸製造了比德國空襲更大的苦難,但也批評弗裡德裡希很少關注空戰的一般背景,沒有將英、美空軍轟炸德國城市的軍事行動放到當時特有的歷史環境(總體戰爭)中進行分析;批評弗裡德裡希所使用的語言不夠專業,具有強烈的“情緒化”傾向。在韋勒看來,英、美等國的大轟炸雖然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破壞性後果,應當追究其罪責,但納粹屠殺波蘭人、南斯拉夫人、俄羅斯人和猶太人的滔天罪行,足以使英、美的大轟炸對德國造成的危害相對弱化。丘吉爾和希特勒雖然都是戰略轟炸的發起者,但他們所造成的傷害遠不是同等級別的。弗裡德裡希不顧其他戰爭事件孤立地考察大轟炸,實際是要搞一種“時髦的受害者崇拜”。這種崇拜一旦泛濫開來,德國輿論就會逐漸喪失幾十年來所取得的寶貴成就,這就是對德國近現代歷史進行自我批判的研究和反思,唯有這種研究和反思才使德國人在當今世界有了立足之地,也才能保證德國人未來的健康發展。

海德爾貝格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克里斯托夫·雅爾(Christoph Jahr)指出,平民受難是一個“跨民族的經歷”,弗裡德裡希隻把德國人描繪為受害者,隻關注大轟炸對德國民眾造成的危害,沒有清楚地說明戰略轟炸首先是從德國產生的。他通過特定詞語所表達的“悲哀和憤怒”很容易把人引入歧路,干擾正確的歷史認識。他試圖論證的英、美空軍要對納粹屠殺猶太人事件“至少負連帶責任”,希特勒和納粹黨要讓猶太人為大轟炸贖罪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其他一些較為年輕的歷史學家,如弗萊堡軍事史研究所的研究員霍斯特·博格(Horst Boog)和波鴻大學的歷史學教授拉爾夫·布蘭克(Ralf Blank)等也對弗著進行了嚴格的審查,指出該書並非客觀論述,在學術上極不可靠,存在著大量的遺漏、粗糙、欠準確和解釋錯誤等硬傷,主要依據二手文獻而不是原始資料,雖然具有一種類似電影的戲劇性描述,十分生動形象,但卻沒有提供比國內外相關著作更多的史實。

然而,弗裡德裡希勇於“破除禁忌”的“創新精神”卻得到了那些渴望“正常化”的新右派的欣賞,巴伐利亞州施魏因福特的“埃裡希和愛爾納·克羅瑙爾基金會”(Erich-und-Erna-Kronauer-Stiftung)還在2010年授予他歷史著作獎。

一些極右派組織更是視弗著為新的法寶,進一步把英、美空軍對德國城市的大轟炸說成是“恐怖襲擊”(Terroroffensive)或“炸彈屠殺”(Bombenholocaust),非歷史地、片面地將大轟炸與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罪行等同起來,甚至轉換罪犯和受害者角色,將發動戰爭的罪行也轉嫁到西方國家身上。移居加拿大的德國新納粹分子恩斯特·曾德爾(Ernst Zündel)更是在網絡上大肆宣揚大轟炸的殘忍性,以便否認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聲稱:“真正的大屠殺在漢堡、德累斯頓、廣島和長崎。”自1998年起,越來越多的右翼極端主義者利用德累斯頓一年一度的大轟炸周年紀念,頻繁舉行示威遊行和集會,大肆宣揚反西方的保守的民族主義主張。其他右翼極端主義政黨和協會組織成員也紛紛前來助威。

值得欣慰的是,絕大多數德國人對“新納粹”是同仇敵愾的。他們雖然回憶災難,但並非為了尋釁復仇,而是要更深刻地反思戰爭,不僅牢記痛苦,而且要更加全面深入地探討痛苦產生的原因,“努力不讓這樣的悲劇再度發生”。毋庸置疑,這才是當代德國人對於戰爭和德國人自身在戰爭中所遭受苦難應持的正確態度。只有這樣,聯邦德國才能被國際社會和國際輿論廣泛接納,才能有更大和更美好的發展空間。(完)

注釋:

Elizabeth C. Corwin, “The Dresden Bombing as Portrayed in German Accounts. East and West”, UCLA Historical Journal, 8th, 1987pp. 87-88.

Elizabeth C. Corwin, “The Dresden Bombing as Portrayed in German Accounts. East and West”, p. 85.

景德祥:“二戰後德國反思納粹歷史的曲折過程”,《學習月刊》2005年第7期,第31頁。

Ralph Giordano, Ein Volk von Opfern In: Lothar Kettenacker (Hrsg.), Ein Volk von Ppfern Die neue Debatte um den Bombenkrieg 1940-1945. S. 166-167.

Volker Ullrich, Weltuntergang kann nicht schlimmer sein, in: Die Zeit, 28. November 2002.

Hans-Ulrich Wehler, Jrg Friedrich: Der Brand, in: Deutschland Radio Berlin, 6. Dezember 2002.

Christoph Jahrs Rezensionsnotiz, in: Neue Zürcher Zeitung, 12. Dezember 2002.

Horst Boogs Rezension Der Brand, 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10. Dezember 2002; Ralf Blank, Rezension von: Der Brand, in: Start, Ausgabe 2 (2002), Nr. 12.

Jochen Boelsche, “So muss die Hlle aussehen”, in: Stephan Burgdorff/Christian Habbe (Hrsg.), Als Feuer vom Himmel fiel. Die Bombenkrieg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Deutsche Verlag-Anstalt, 2003, S. 24.

Landesamt für Verfassungsschutz Sachsen (Hrsg.), Verfassungsschutzbericht 2004 Freistaat Sachsen. S. 53 (PDF, abgerufen am 8. Dezember 2009)

霍斯特·科勒:《自由之天賦——聯邦總統霍斯特·科勒於2005年5月8日在德國議會全會紀念歐洲二戰結束60周年的講話》,王乾坤譯,《北大德國研究》第一卷,第254頁。

(本文為北京師范大學孫立新教授“二戰期間英美對德戰略轟炸”系列學術文章,原文有刪減。圖片源於網絡,合作、轉載請留言。)

作者介紹

孫立新,1962年出生於山東即墨,籍貫山東諸城,德國奧格斯堡大學哲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導。主要研究世界史、德國史和中德關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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