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武漢這個核心“戰場”上，數十家定點醫院、十多家方艙醫院裡，晝夜不停地生產著帶有強感染性、容易引發二次汙染的醫療廢物。
武漢市醫療廢物的產出量，從日常的每天40噸左右，陡增到峰值的247噸，一度，靠全市僅有的一家醫療廢物處置企業支撐。這些確定含有新冠病毒的醫療廢物，一旦得不到及時、安全有效的處置，病毒隨著物品流入公共空間，危及不特定人群的健康安全。
為防止醫療廢物傳播疾病，生態環境部門舉全系統之力增援武漢，迅速、安全、有效地破解了武漢醫廢的處置困局。武漢市垃圾處置能力的這場大考，給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當中的醫療廢物處置工作帶來哪些啟示？
從汙染區到處理廠，一件防護服要“洗澡”十多次
推開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區重症病區的門，護士李想（化名）輕柔地翻卷著褪下防護服，保證接觸外環境的一面被包裹在內。她用腳踩下黃色垃圾桶踏板，桶蓋張開，防護服被投入垃圾袋中。一旁的感控科的同事，用酒精對袋內噴淋。這是從病房裡出來的防護服，“洗”的頭一次澡。
“袋子不能擠壓，不管袋裡有多少空氣，一不小心，有可能造成專用垃圾袋的破損，病毒就會‘跑’出來”，感控科的工作人員拿起黃色的醫廢專用垃圾袋，熟練地捏起袋口，擰了幾圈，扎成“鵝頸結”，用酒精噴淋。安全起見，工作人員還需要再套一層醫廢袋，同樣的動作再重複一遍。“穿”了兩層“衣服”的防護服，被碼在汙染區內的角落。
保潔人員拖著帶輪子的黃色醫廢垃圾桶，將汙染區內的垃圾袋收集起來。120升的垃圾桶，只能裝兩三袋。再次酒精噴淋後拖出汙染區，運往醫院臨時搭建的新冠肺炎專用醫廢暫存間。
漢氏公司的醫廢轉運車拉著消過毒的空桶開進醫院，它是武漢全市唯一一家有醫療廢物處理資質的企業。兩條生產線，50噸的處置能力，平時基本上能滿足全市的醫療廢物處理需求。
駕駛員陳小芬兼著搬運工，從車上把48個空桶搬下車，擺放在醫院暫存間的一邊，再與醫院的保潔人員一起，將裝滿醫廢的垃圾桶搬上車，全程一直有人對垃圾桶噴灑消毒。
只要與公共環境有接觸，就得消毒。
（總台央廣記者肖源攝）
與普通醫療廢物相比，包括一次性醫療用品器械、被病人血液、體液、排泄物汙染的廢棄的被服，以及隔離治療病人產生的生活垃圾在內的新冠肺炎相關醫療廢物具有更強的感染性，必須得到及時、有序、高效的無害化處置。而至關重要的，就是在收集、貯存、轉運和處置的每個環節，工作人員都要做足個人防護，對醫療廢物進行最嚴格的消殺。
背著噴霧機的保潔員張鳴放在漢氏公司作業樓前“攔下”陳小芬車上的醫廢桶，張鳴放說，噴霧機能裝45斤消毒液，20分鐘左右就能噴完。不管前期做了多少道消毒手續，在他這裡，還得消殺。“這是對自己負責，也對大家負責，不危害公共事物的安全”，他說。
漢氏公司的作業樓有兩部電梯，一部搭載滿桶上投料口，另一部搭載消過毒的空桶下樓，避免交叉。工人們把滿桶推到投料口，1100度以上的高溫，足以殺死殘存的一切病菌。至此，從護士李想身上脫下的這套防護服，就安全、徹底地消失了。
武漢市的醫廢處置有條不紊，至少，與一個多月前相比，是這樣的。
最艱難的日子，漢氏公司門口車輛排隊七八百米
2月25日，武漢市的醫療廢物產出高達225噸，此時，全市還有192噸的庫存未清。
生態環境部發布的《2019年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汙染環境防治年報》顯示，2018年，全國200個大、中城市醫療廢物產生總量為81.7萬噸，日均2238噸。也就是說，在一段時間裡，武漢全市醫廢的日產出量，佔到2018年全國200個大、中城市日均值的十分之一。
武漢漢氏環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楊帆，進入到醫療廢物處理行當，有20年了。他說，從未經歷過如此嚴重的挑戰。現在想起來，都覺得不真實。
“我們也是打了一個遭遇戰，元月初開始，我們提前進入了應急狀況，其實我們跟公眾獲得的信息是一致的，無非是我們覺得醫療廢物量比較反常”。楊帆說，醫療廢物量與就診量密切相關。
按以往的經驗，每年元月份開始，由於大量人員返鄉的緣故，醫療廢物量會呈現陸續下降的態勢。但今年不太一樣。“後面增長非常快，到元月23日就上升到了每天60噸，增長了20%。雖然我們平時也有應急儲備，但這增速遠遠超出了我的能力”。
而在武漢市的多家醫院，當時也出現了大範圍的醫療廢物積壓現象。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區總務處科長東軍回憶說：“在疫情之前，我們全院的醫廢日產量大概也就是30多桶，疫情開始以後，最高峰的時候達到180多桶，將近六倍的增量，而且很多醫廢桶的蓋子都蓋不上”。
來自生態環境部門的統計數據顯示，2月16日，武漢全市醫療廢物日產出115噸，十天后的2月26日，日產出240噸，此後，這個數據還在不斷上漲。楊帆說，人員、設備超負荷運轉，不知道後面還會有多少醫廢產出——這是他當時無力感的真正來源。
最多的時候，運輸醫廢的專用車，從廠內的上料口，一直排到廠區門外，綿延七八百米。
此時的漢氏公司，工人吃飯、上下班通勤都成了大問題，僅有的24輛醫廢轉運車晝夜不停地穿梭在市內各個醫院，3500個專用垃圾桶完全無法應付公司與醫院之間的周轉，不知能否起到防護作用的口罩、防護服不得不反覆使用。
“公司的排班完全亂了，97名員工，大部分住在廠裡了，除了吃飯睡覺的時間之外，都在乾活，”楊帆說，他和員工們一樣，從來沒有經歷過這麽忙亂的春節：“我們兩條生產線，通過提高爐溫、延長工作時間來加大醫廢的處理量。但我很清楚，這不是長久之計”。集團公司其它項目裡的人員、車輛、垃圾桶……楊帆說，漢氏公司調集了幾乎能調動的一切資源，但還是難以應對。
醫廢處置全線告急，漢氏公司一邊自救，一邊求援。1月21日，生態環境部下達《關於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醫療廢物環境管理工作的通知》，同一天，湖北省和武漢市環保部門來到漢氏公司實地了解情況。
“從2月3號開始，部領導就直接跟武漢市一對一召開了15次視頻調度會，直接指導督促地方加快提升醫療廢物的處置能力，並且派出工作組到武漢一線來指導幫扶。”生態環境部固體廢物與化學品司司長邱啟文說，“我們多條腿走路，千方百計地來支持湖北、支持武漢”。
全國一盤棋，多方馳援武漢醫廢處理
醫療廢物能否得到安全有效處置，事關疫情防控大局。一旦這些帶有感染源的垃圾處理不當，就有可能發生“物傳人”的情況。而要擺脫“處理不贏”的困境，提升處理能力是關鍵。
最先“搭手”的，是武漢北湖雲峰環保科技有限公司，這是一家專門處理工業危險廢物的企業。武漢市生態環境局實地了解之後，雲峰公司將原先處理工業危廢的生產線停下來，經改造後接收、處理醫廢。
“醫療廢物與工業危廢最大的不同就是易感染，所以，當時對於我們來說，最大的困難就是怎麽解決消殺和人員防護的問題”，雲峰公司總經理梅鋼說，公司40多名員工全員投入一線，三班倒。
剛開始，出現過“設備等醫廢”的現象，本以為形勢不那麽嚴重的梅鋼，了解之後才反應過來：沒有專門的密閉式轉運車輛，醫院裡源源不斷產生以及此前積壓的醫廢，不會自己跑到焚燒爐前。
“醫廢的處置，至少需要人力、運力、處置能力、防護物資四個方面的協調配置，否則，任何一個環節掉鏈子，都會影響整個工作”，梅鋼說，後期，隨著運力的大幅提升，雲峰公司的日處置能力穩定在10到15噸之間。
那時，漢氏公司僅有24台醫療廢物運輸車輛，而疫情以來，一次性防護服、棉紗等廢物體積大、重量輕、產生量大的特點，對運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漢氏公司醫廢運輸車司機張祖祥回憶說，最忙的那些天，早七點到晚11點，無論去哪家定點醫院，只要車到了，就馬上能裝滿。一天跑七八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湖北省內的援軍到了——1月29日開始，襄陽的湖北中油優藝公司加入到武漢醫廢處置當中。湖北省生態環境廳副廳長李瑞勤說：“在武漢醫療廢物最緊張的時候，他們出車、出人，防護設施都是自己帶來的，白天收，晚上連夜拖到襄陽處理。包括鹹寧、黃石的處置中心，總共幫武漢應急外運處置醫廢330多噸，其中中油優藝協同處置的最多，266噸”。
全國的支援力量也陸續“參戰”。1月16日剛剛揭牌成立的中節能生態環境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國節能環保集團旗下專門從事危廢無害化處理的企業。總經理類鳴說，2月初接到任務後，公司從江蘇、遼寧、山東、四川、廣西的五個分公司緊急抽調最精乾的力量，自駕車來到武漢。花了半個月時間，於2月下旬建成中節能公司醫療廢物應急處置中心，以高溫蒸煮工藝，形成了日處理30噸的穩定能力。
採用類似處理工藝的啟迪環境公司，花了兩天兩夜，在協和江南醫院組裝起了撬裝可移動式醫廢處理系統，專門承接這家醫院每天產生的醫廢。啟迪環境固廢及再生資源中心副總經理趙燕妮說，最近，協和江南醫院的醫廢量明顯下降。如果其它醫院有應急之需，整個處理系統吊裝到需要的地方，接通水電，立即就能形成穩定的處置能力。
生態環境部千方百計從全國各地協調39台移動式醫廢處置設施，每天的醫廢處理能力可達到70余噸。目前，武漢市醫療廢物運輸車輛達到84台，醫療廢物專用垃圾桶兩萬多個……
各個戰線上的力量，匯聚在武漢這個主戰場，短時間內迅速達到生態環境部要求的260噸/天的處理能力。
生態環境部固體廢物與化學品司司長邱啟文說，“當時部裡要做出這個決策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處理能力搞少了，解決不了問題；搞多了可能會造成浪費，但是現在來看，幸虧當時保守決策，這非常關鍵”。
醫廢成分折射出的疫情形勢信息
目前，武漢市醫療廢物處置能力可達265.6噸/天，處置能力已經從“緊平衡”轉為“產處平衡”，從3月2日至今，武漢市的醫療廢物實現“日產日清”。
在中節能公司醫療廢物應急處置中心的處置現場，不少來自方艙醫院的被褥等生活用品等待處理，總經理類鳴說，在這些醫廢當中，甚至還有廢棄的微波爐、保溫瓶等東西。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形勢變化，從醫廢處置企業這個終端，也能一窺端倪。武漢北湖雲峰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梅鋼說，公司從1月25日介入醫廢處置以來，醫廢成分變化呈現出大致清晰的脈絡——
疫情爆發之初，針頭、點滴管、尿不濕等醫療用品是主流，防護服很少；
大年初七左右，防護服陸續多了；
2月中旬開始，一次性便當、礦泉水瓶等成了醫廢的最主要成分；
3月中旬，被褥、毛巾、枕頭為主。
“可能方艙醫院都關了，出院的病人多了，他們使用過的這些東西也都作為醫廢處理”，梅鋼說。
被褥、毛巾、剩飯剩菜都是作為生活垃圾處理，但這次新冠病毒的強傳染性，使得這些與新冠疫情密切相關的醫院和隔離點等產生的生活垃圾，都從嚴作為醫療廢物處理。
湖北省生態環境廳副廳長李瑞勤說：“這在當時醫廢處理能力不足的情況下，也是導致我們壓力倍增的原因之一。但回頭看，嚴格管理、嚴格處置，是正確的選擇”。
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得在平、戰之間找平衡
醫廢處置是疫情防控的最後一道關口，容不得半點疏忽。
回過頭來看這近三個月的經歷，生態環境部固體廢物與化學品司司長邱啟文認為，面對如此大的疫情，還是有必要進行認真總結：
首先思想上高度重視，真正把疫情防控作為頭等大事。武漢勝則湖北勝，湖北勝則全國勝。生態環境部從一開始就以湖北為重點，武漢為重中之重，盯緊武漢的醫廢收集、轉運、處置各個環節，牢固樹立底線思維，未雨綢繆，保守決策。
“如果當初部黨組沒有及時決策提出讓湖北12個地州抓緊倍增能力，武漢要達到260噸的能力，如果當初沒有緊急搭建臨時儲存庫，沒有集全國之力支援武漢、支援湖北，後果不堪設想”。
此外，“一杆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也值得遵循。邱啟文表示，部、省、市、區四級聯動，每天通過視頻例會的形式，調度研判，現場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實際上歸結到一點，就是“目標導向、問題導向、結果導向”。
他說：“這樣才能真正實現部黨組提出‘兩個100%’工作要求——所有醫療機構及設施環境監管與服務100%全覆蓋；醫療廢物、醫療汙水及時有效收集轉運和處理處置100%全落實。”
雖然沒有人希望這樣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重演，但這場突如其來的“遭遇戰”，給了生態環境主管部門一些啟示——如何用平戰結合的方式，應對類似危機——平時有活兒乾，戰時拉得出來打得響，既不會造成資源的閑置浪費，又能保證應急處理中有足夠的力量。
如果將這場疫情中的醫廢處理工作，比作一次戰爭，像漢氏公司這樣有資質的醫廢處理企業就像“常規軍”，無論平、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必要時跨地區協同作戰；而像雲峰公司等工業危險廢物處置企業，則像“預備役”，“常規軍”不足以完勝時，“預備役”就得緊急應召，投入“戰鬥”當中。
讓主管部門有啟發的，還有中節能應急處置中心在這次疫情當中的作為。生態環境部固體廢物與化學品司司長邱啟文說，平時與戰時怎麽來結合？關鍵在於應急狀態下如何能快速地提升能力。
應急處置的承擔主體規模太小太散的話，關鍵時候形不成拳頭。“只有比較大的有實力的公司，並且平常它的業務不僅是醫療廢物這塊，他可能還有工業危廢的處置、生活垃圾的處置。遇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它可以經過相應的技術改造，協同處置醫療廢物”。
專業處理工業危廢的雲峰公司總經理梅鋼說，此前，公司被定為武漢市的環保應急企業，主管部門也會定時撥發比如防護服類的物資。也正是因為這一點，雲峰公司才能在短時間內投入醫廢應急處置當中，並迅速形成處置能力。
梅鋼希望，未來，企業自身留點兒這方面的心思，政府也能適當加大這方面的預算投入，在政府和企業之間形成一種共同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機制。
邱啟文認可這一點。他說，主管部門也在考慮，未來醫廢應急處置的發展方向和模式：“今後可以考慮新建的一些危廢焚燒處置企業和垃圾焚燒處理企業，相應地配套能夠處置醫療廢物的投料口和裝置。平常它就乾它的危廢、生活垃圾處置，也不會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戰時的時候，它的體量很大，能力很強，平常有一常態化的運轉隊伍，到關鍵時候它就能頂得上去”。
目前武漢市正在規劃建設循環經濟產業園，就是朝這個方向努力。未來建成後，這裡將綜合處理建築垃圾、工業危廢、生活垃圾、醫療廢物等等。
邱啟文說，這次疫情當中的醫廢處置，從另一個側面也印證了“無廢城市建設”的必要和緊迫：“無廢城市建設就是想辦法把某個城市在生產、生活等方面產生的固體廢物，吃乾榨淨，綜合循環利用。比如說垃圾焚燒發電的、建築垃圾綜合利用的、危險廢物處理處置的，還有醫療廢物處理處置的，還有填埋場類，把這些集中在一塊，作為一個循環經濟產業園區，科學規劃，合理布局，相互形成一個產業的鏈條，真正做到吃乾榨淨，最後無害化的處理處置，最終朝著無廢城市方向去發展。”
總台央廣記者：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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