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1年，美籍華人蔡美兒出版了《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虎媽戰歌）一書，分享自己把兩個女兒培養成為藤校高材生的經驗。書中描述的高壓教育方式，在美國和中國都引發了強烈的爭論，也讓“虎媽”這個詞成了2011年的網絡熱搜詞。
從那時候起，網絡上就流傳一個說法，說是美國父母已經開始向中國父母學習，反思以前的“放養式教育”是否真的對孩子的成長有利，甚至在美國也已經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虎媽”、“狼爸”。
在前段時間關於是否給學生“減負”的爭論中，也經常有反對“減負”的朋友以這個為論據，證明壓力下的教育對孩子的發展有更大的正面作用。
首先需要承認，美國確實是在反思“放養式教育”，並且“精心栽培型教育”也已經逐漸取代了“放養式教育”，成為教育模式的主流。
但是否就像我們認為的那樣，越來越多的美國父母變成了我們腦中的虎媽狼爸呢？我覺得首先需要搞清楚，“放養式教育”和“精心栽培型教育”這兩個名詞在美國社會的定義。
由於最近一直在研究美國教育的發展歷程，整理了一些相關的資料，加上前段時間看了羅伯特帕特南的《我們的孩子》，那本書的第三章對這個問題也有詳細討論。今天，就來簡單聊聊美國是如何反思“放養式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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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美國對“放養式教育”的反思和修正，並不是近幾年才出現的，真正的改變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九十年代。
美國人的教育觀念在過去六十年裡經歷過兩次巨大的轉變，每一次改變都是因為兒童心理學和腦科學發展出了新的成果。安妮特洛羅（Annette Lareau）將這兩次教育觀念的改變命名為“自然放養型（natural growth）”到“精心栽培型（concerted cultivation）”的轉變。
自然放養型教育興起於二戰結束時期，1946年，著名的兒科專家斯波克博士出版了一本顛覆傳統教育觀念的書：《Baby and Child Care》，這本書曾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論》、波伏娃的《第二性》等書一起，被《時代周刊》評為“影響20世紀人類思想進程的10本書”。
斯波克博士在書中明確提出了“放養式教育”的觀念—父母要相信自己，更要相信孩子。放手讓孩子自由發展，不要過度干涉孩子的成長，父母不要提前制定周密的教育計劃，總之，要相信孩子。
但同時，書中也強調了紀律的重要性，例如要制定明確的紀律—態度要堅決，特別是在他必須要做的事情上。不要給孩子講太多的理由，不要用他理解不了的思維去引導他…….等等。
這種放養式教育本意是讓孩子按照自己的節奏自由發展，不壓製孩子的天性和愛好，是一種放輕鬆的教育理念。但是在美國盛行了幾十年之後，逐漸被簡化成了規矩+大棒的模式：父母不參與孩子的成長過程，把孩子交給學校之後，就讓他們完全靠天分和運氣來成長，父母很少主動和學校配合，也很少密切關注孩子的日常表現，但很注重紀律和服從，要求孩子嚴格遵守家長制定的規則，一旦違反就會面臨嚴厲的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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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這種規矩+大棒的“放養式”教育首先在美國中產階級中被摒棄，新一代的父母開始轉向“精心栽培型”的教育模式。
“精心栽培型”的教育模式，要求父母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深謀遠慮為子女做教育投資，並且很早就有意識的培養孩子的認知能力、社交技巧和文化素養，密切關注孩子的發展，主動了解孩子在學校、在社區中的表現，合理挖掘孩子的潛能。但同時也更注重父母和孩子的平等關係，當孩子與父母觀念不一致的時候，父母應採用平等對話而不是粗暴懲罰的方式。
另外，強調了父母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同等重要的地位，要求爸爸媽媽都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家庭生活中，在日常生活裡與孩子多交流。這種教育方式也被社會學家弗蘭克弗斯騰伯格稱為“推進式教育策略”：在平等、善意的環境裡激發孩子的潛能。
可以看出，在美國社會的語境下，“放養式教育”中父母的態度是被動的，甚至是有些冷漠的，對子女的關注集中在紀律、服從方面。
而“精心栽培型教育”模式中，父母的態度更加積極，主動的關懷、平等的對話，這些是教育的基礎。這種模式“致力於培養獨立、自主、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下一代，讓子女自尊自強，有能力做出積極向上的選擇”。
所以，在美國家庭教育中，對“放養式教育”的修正，並不是給孩子報更多的課外班，或者給孩子布置更多的家庭作業，讓孩子承受高強度的課業壓力。而是更多平等的對話，更多主動的關心，有意識的激發孩子的認知能力（比如為孩子讀書的頻率），有意識的訓練孩子參與社會活動的能力（比如帶孩子多參加課外活動和社區事務）。
就連“虎媽”蔡美兒本人，在面對楊瀾的採訪時都表示，不能想象中國的孩子每天要從早上七八點一直學習到五六點，回到家後還要繼續做作業。她說“如果我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我一定會調整我的教育方式。”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放養式教育和精心栽培型教育，在美國呈現出了明顯的階級劃分。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更注重精心栽培型的教育，而處於社會底層的家庭則更偏愛放養式的教育。羅伯特帕特南在《我們的孩子》一書中說：“腦科學的最近研究業已證明，父母越是貧困，教育程度越低，在社會上越孤立無援，則他們就越可能對孩子更嚴格，更苛刻。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於父母自己也承受著生活施加的習慣性高壓。”
當我們對放養式教育的修正是給孩子報越來越多的課外班、讓孩子承擔更多的課業壓力的時候，有沒有想過高強度的壓力會給孩子的成長帶來些什麽？
其實早有科學研究表明，壓力會導致身體內部處於高效運轉的防禦機制之下，兒童如果長期處於高強度的壓力之下，大腦的發育會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並造成器質性損傷，具體會表現為很難集中注意力、很難控制衝動的行為，也不太服從管教。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士赫克曼（James Heckman)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如果成長於高強度壓力的環境內，則孩子長大後更可能出現健康狀況不佳、濫用精神藥物、工作和社會交往困難……總之，兩者之間存在著正相關的關係”。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士赫克曼
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生活精神病學家也已證明：即便父母（尤其母親影響更為明顯）只是在語言上長期虐待子女，都有可能導致孩子大腦組織的物理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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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希望給孩子真正的“精心栽培型教育”，那我們需要更主動的態度和更平等的關係。當然，在中國社會的畸形壓力下，父母承擔著養家的重擔，已經很難像美國家庭那樣給孩子分配更多的時間。但至少有三點我們是可以做到的，這三點也是研究中發現與孩子良好成長最具相關性的，他們分別是：家庭藏書的多少或帶孩子去圖書館的頻率、“睡前故事”的頻率和品質、以及“家庭晚餐”的頻率。
至於“家庭晚餐”，哥倫比亞大學的Jane Waldfogel教授在研究中證明，“那些每周和父母共進晚餐至少五次的青少年，在很多方面都有更佳的表現：吸煙、酗酒、吸大麻的比例更少，打架鬥毆、婚前性行為也很少發生，在學校的平均成績和大學畢業率也更高。”
至於單親家庭，一項數據統計顯示，叫外賣或吃快餐的頻率，與孩子的學校表現、學習成績以及成長之後的社交、工作狀況呈現明顯的負相關現象。也就是說，叫外賣或吃快餐的頻率越高，則孩子的表現越差。
有時候，良好的家庭教育可能並不是需要每一位父母都去讀海量的育兒書籍，也不體現在給孩子花了多少錢報課外班。那些主動的關懷和培養，更多體現在一餐一飯中，體現在每個晚上的睡前故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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