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半夏的革命滄桑

一春半夏的革命滄桑

裴多菲說你愛的是春天，陳淑樺唱到春去春又回。故此先開的是櫻桃花，細碎嬌艷的花朵，趕在桃花盛開之前，它們已經偷偷地擋住了春天的視線，沒有蜜蜂幫忙，果實裡的甜蜜，有冬天的雪花與冰凌。

自由與愛情的關係，被左聯作家殷夫譯成五言律詩，作者裴多菲以及譯者殷夫都與革命關係匪淺。後來的傳播，這其中魯迅先生功不可沒，在殷夫付出年輕的生命之後，魯迅先生「忍看朋輩成新鬼」，直到兩年後的《為了忘卻的紀念》，自由與愛情都煙消雲散。

同樣說自己是一個懷有愛情的人，裴多菲二十三歲開始了初戀。向遠處看，世界那麼大。從安逸的現在向前瞧，我們的風塵庸碌，塗滿了眼睛。個體的生命與自由唇齒相依，唯有一次，愛情屬於璀璨星空的額外贈予。

曾經仔細讀過詩人革命者殷夫寫於1928年的《別了，哥哥》，那是一種無限痛心的訣別，自願把自己置於圍牆之下，「想做個普羅米修士偷給人間以光明」，憧憬黑白世界裡的彩色繽紛。

有一個姑娘暗自垂淚，有一個兄長痛徹心脾，詩人用革命情緒送給姑娘刀吻，與哥哥決裂，然後便消失在黑暗最黑處。裴多菲的鬥志昂揚與殷夫有諸多相似，他們都有徐錫麟「隻解沙場為國死，何須馬革裹屍還」的氣魄。

與革命相向而行的丁玲，去世十多年之後，她的複雜性仍然與文學是個費解迷。王蒙談及此「不簡單」，「深深地為了人們沒有紀念和談論丁玲而悲傷而不平」。有種紀念，低到塵埃裡，是文字的魔力，譬如張愛玲。

張愛玲在其反傳奇的《傳奇》扉頁上題有「在傳奇裡面尋找普通人，在普通人裡尋找傳奇」，就像夏志清之於張愛玲，卻類似錦灰堆的傳奇了。才女抑或革命者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從某種意義上說，丁玲的革命浪漫主義，就是瞿秋白所言的「飛蛾撲火」。

恰合的是，陳子善的《從魯迅到張愛玲》勾勒了丁玲與張愛玲鮮有的交集。張愛玲曾寫過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短小書評，革命使更多人南轅北轍。還是夏志清另一句關於丁玲的話耐人尋味，「丁玲的一生比她的作品有興趣。」

毋庸諱言，革命與溫柔的情感有點相離相悖，少之又少的愛情亦是。愛情本是閑暇誇張的花朵，經不起鏗鏘有力的捶打。真愛這種東西奢侈，又容易糊弄自己。在孤獨的盡頭，往往剩下的唯有自己。

春天除了是所欲萌動的開始，也是所欲萌動的結束。希梅內斯有一首象徵意味的詩歌《春天》，紅塵男女之間稱頌的開始，其實意味著某種隔閡的開始，當詩人窮極了「玫瑰」、「星星」、「夜鶯」，想獲得愛情之外，還想同時獲得詩歌的靈感，未免有點所求過高之嫌。

與詩人殷夫同時赴難的五人中，殷夫年齡最輕，柔石年齡最長。他們都是真正有信仰的革命作家，記著一個人是多麼不容易，文學作品是被記住的方式之一。《二月》水中花似的彷徨，正是柔石自己的苦惱，沒有革命這支花朵的燃燒，愛情都蒼白無力。

不過我們到底能記住萍水相逢的別人多久？一小會？一天？一年？還是很多年。春寒料峭，一場間歇的春雨，打落了滿地櫻桃花。白雲浮動，河水奔騰。最艱難的路，就在周而復始的春天。

【 作品： 納撒尼爾·馬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