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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資管徐高:2019經濟能否企穩取決於去杠杆政策的調整

記者|胡穎君

“2018年中國巨集觀經濟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就是‘去杠杆’政策,2019年中國經濟的走向,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去杠杆’政策是不是能夠得以調整。”1月17日,在由鴻儒金融教育基金會、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聯合主辦的第138期鴻儒論道論壇上,光證資管首席經濟學家徐高作出如此表述。

從去杠杆政策背景來看,徐高指出,關於中國債務危機已經非常嚴重的論斷是站不住腳的,事實是中國的儲蓄率是其他國家地區的平均水準的2倍,而從跨國債務比較來看,中國的債務也僅僅處於全球各個國家的中游水平。

中國債務的產生的核心原因是儲蓄比較多,而儲蓄就是收入減去消費,所以消費少,儲蓄就多,因此削減債務的根本措施是增加消費。徐高認為,在消費轉型進展有限的情況下,通過基建和地產這兩個“消費型投資”來拉動經濟總需求有其合理性。

“去杠杆”政策第一個表現是對地方政府融資的緊縮。除此之外,2017年經濟工作會議之後,系列金融強監管政策的推進明顯擠壓了影子銀行的擴張。需要指出的是,非標融資固然有很多風險,但是同時要承認這些非標融資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尤其滿足了民營企業的融資需求,對於這些非標融資的擠壓,事實上阻斷了很多實體企業投放融資的管道。因此,這一系列政策最後導致的結果是貨幣政策傳導路徑的受阻,實體經濟融資難。

央行最新數據顯示,中國12月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200.75兆元,同比增長9.8%。2018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為19.26兆元,比上年減少3.14兆元。

而當社融減少的同時,民企的融資成本卻逆勢攀升。在徐高看來,這是去杠杆的後遺症之一,即在經濟減速過程中,經濟結構並未得到顯著改善。“現在民企相對國企的信用利差已經處在了歷史的高位,所以民企是很艱難的,去杠杆把社融搞下來之後,民企受的壓力格外得大。”

“因此去杠杆政策需要調整,也正在被調整,巨集觀政策已經更多偏向於穩增長,從‘去杠杆’到‘穩杠杆’,需要通過放鬆‘去杠杆’政策,疏通貨幣政策傳導路徑,消除實體經濟融資難的狀況,從而帶來經濟增長的企穩。”徐高說。

對於2019年的巨集觀經濟走勢,徐高認為,如果要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2019年GDP至少需要6.2%的增速。這是個鐵底,它是社會信心的穩定器。

基於這一判斷,徐高對各類資產的配置方向給予了建議:首先從債券市場來看,債券牛市基本上快到尾聲了,但因為貨幣政策還比較寬鬆,還沒到拋售債券的時候,但是要做好準備轉變頭寸。“現在利率很低了,但是信用利差很多,比如城投債,民營企業信用利差都很大,最後還是要靠基建穩增長,同時又在支持民營企業融資,所以這兩個信用利差收窄是必然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信用債配置價值比較高。”

對於股票市場而言,萬得全A市盈率歷史低位,不過歷史低位不代表不能再進一步跌了,但如果經濟已經到底部區域,這個估值就很低了,並且有相當的吸引力了。從股債配比來說,股票配置價值現在比債券市場更大。

徐高認為,今年大宗商品進入熊市的概率較大。綜合CRB工業原料指數和M1來看,M1處於低位,牛市基本不可能;此外,2016年供給側改革帶來上遊高價格,增加了下遊成本壓力,所以限產政策本身也開始調整。

最後是匯市。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和美元指數高度掛鉤,美元強,人民幣就要對美元貶,但是美國想一直一枝獨秀不太可能,因為它的金融市場戰略釋放出了一些警示信號,比如美股下行壓力比較大等。“我預計今年美國經濟景氣沒那麽強,美聯儲還會加息,但是會持續走弱,美元已經差不多到它的階段性頂部了,因為它開始往下走了。因此,若不考慮行政因素,今年人民幣匯率基本上在7這個水準上。”徐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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