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時期，經歷了與遼國高梁河、岐溝關之役的危殆，西夏又趁機崛起，西北和北方邊境多事，太宗深知無力收回燕雲十六州，也無力討平西夏，只好勤修內政，專心以安民、富民為治國的主軸，民生經濟獲得初步發展的空間。再經真宗朝與遼國訂立澶淵之盟，同時又與西夏談和，和北方民族建立起和平的關係。
雖然和談條件宋廷需要歲納銀絹予遼、夏二國，表面上似乎有損國力，然而中原獲得長時間的安定，人民可以不受干擾地恢復生產，安心地來往各地互通有無，商業活動愈加頻繁。從真宗朝後期，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總共將近五十年，我們可以視為北宋的中期。人口迅速增長而往都市集中，城市經濟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詞”這種附屬於娛樂場合的文學更加流行，逐漸的由通俗文學走上士大夫文學的台面。
晚唐、五代以“豔情”為主流的詞風，因為士大夫的染指，逐漸地被改造，衝淡了“豔情”的外貌，改造出蘊含“文雅素養”的體質。不但如此，這個時期的詞還表現出一種富貴的天氣，這當然和時代風氣有著一定的關聯。
與詞的雅化風尚相伴而來的，就是此期詞風所具有的富貴氣息，這當然和此期詞人的社會地位有著絕對的關係。宋朝朝廷重文輕武，特別禮遇文人，薪俸優渥，所以由科舉登上仕途者，由貴而富是必然的，富貴而優遊卒歲，正是這群士大夫階層的生活模式。
宋朝經過數十年將養休息，與遼、夏保持友好關係數十年，經濟日益繁榮，人口蕃庶，逐漸向都市集中，當時的大都城人口數十萬者不在少數。如蘇州在宋初有三萬五千戶以上，到大中祥符四年（1011）已增至六萬六千一百三十九戶，七十多年後，至元豐三年，增至十九萬戶以上。
關於宋元時期蘇州、杭州發展的狀況，前者由農業經濟帶動了商業繁盛，“商業繁盛促進了城市發展”；後者則是南宋時期政治因素造成的繁盛。蘇、杭的繁盛是江南城市經濟發達的典範，當然還有廣陵（今揚州）、金陵（今南京）、成都等，都是繁華之地。
揚州－金陵是南國另一個文化中心和歌詞創作基地。城市經濟發達，對南唐歌詞的發展所產生的钜大影響。進入北宋之後，持續了百年的太平歲月，會是什麽樣的狀態，可以推理而知，更何況當時百官聚集的北宋都城汴京呢！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自序》描述汴京繁華之日道：
以上所描述的是徽宗崇寧二年（1103）的升平景象，汴京從宋朝初年定都一直到此時，前後將近一百四十年，既無兵燹，又無水旱之憂。因為宋初的中央集權政策執行得很徹底，而且國都是首善之區，一切財富集中在此，累積到徽宗之時，京城的繁華富庶就如上引的描述這般，讓人目不暇給。推想回宋朝前期，京師的繁盛也應該達到相當類似的地步才是。
京城的百姓生活都如此的侈靡了，那麽達官貴人可想見必是窮奢極泰。比如真宗宰相寇準生活的奢靡，史不絕筆，筆記小說也隨處可見。《夢溪筆談》說：
《宋人軼事匯編》卷四引《歸田錄》也談到寇準的奢侈情形，說：
又如魏泰《東軒筆錄》說宋祁：
整個生活情境是這般模樣，等到他們在創作娛樂文學時，難免會表現這種富貴的氣息，但是所表現的富貴氣息不是庸俗的，而是高雅的，大晏自矜的正是如此。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五記載：
又歐陽修《歸田錄》卷二記載：
詩詞之中的富貴氣，不是在遣詞造句使用富貴人家的用品或生活環境的詞匯，主要是真的能夠感受那種富貴人家生活的內涵、氣氛，並用很高雅的文字表達出來，這就是“高雅的富貴氣”。大晏講究的是這個境界，同時的詞家也都在不知不覺地共同追求此種趨勢。如晁補之讚揚晏殊詞道：“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住三家邨也。”
上述所引詞句，其實為晏幾道＜鷓鴣天＞詞之一聯。晁補之是北宋後期的人，在他的印象裡，晏殊的詞風自然帶有富貴氣，鄉野鄙夫寫不出這樣風調閑雅的詞。歐陽修的詞風也具有此格調，楊海明《唐宋詞史》說：
歐陽修所處的時代，也基本同於晏殊所處的時代。加上歐陽修持有前述那種“文體分工”的觀念，所以他的詞中（特別其慢詞）也就帶有了相當程度的“富貴”、“升平”的時代氣息。
他接下來舉歐公的作品＜豐樂亭記＞，文中所描述人民樂生送死這“太平景象”，來說明歐公心理上的“輕鬆感”；並舉出十首＜采桑子＞詞中二首，用詞中的美景和民眾生活的歡樂，以映襯出當時社會的繁華富貴狀態，作為歐公心態的“閑適”和“富貴氣息”的直接證據。
與之同時的宋祁，其詞作較少，但風調其實也可以歸之為諷詠富貴生活的一格，如其＜玉樓春＞：
內容完全在描寫士大夫才可能具有的生活情趣，尤其是“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那裡是販夫走卒血汗營生之下所想得到的境界。由以上的敘述可以得知士大夫主導下的詞壇，表現出的生活形態多是沉浸在富貴享樂的氣息當中。
參考文獻：
《太平寰宇記》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吳郡圖經續記》
《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
《唐宋詞流派史》
《筆記小說大觀》
《夢溪筆談》
《宋人軼事匯編》
《東軒筆錄》
《青箱雜記》
《歸田錄》
《歐陽修全集》
《唐宋詞史》
《全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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