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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的長期增長模式是什麽?

文 | 沈聯濤

經過一個凜冬,當北半球的氣象開始變暖,人們則在擔心世界正面臨同步的全球經濟放緩。這與僅僅一年前的情形適成巨大反差,當時的共識很樂觀,即全球經濟將同步復甦。

這種放緩主要是人為造成——最大的阻礙來自美中貿易緊張,這又加劇了推行旨在控制債務積壓改革所造成的經濟放緩。隨著英國脫歐從悲劇轉向鬧劇,當民粹主義引發的動蕩激起關於如何應對新未知數的大規模內部爭論時,歐洲經濟也放緩了。

與此同時,新興市場在承受重大選舉或領導層變更的陣痛,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正在進行大選。隨著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和葉門爆發內戰,中東和北非的緊張局勢進一步惡化。

目前,東亞和南亞仍然在全球GDP增長中名列前茅,年增長率在5%以上,但也有跡象顯示增長開始趨緩。世界貿易組織預測,2019年全球貿易增長率為2.6%,這將低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的3.3%的全球GDP增幅——經濟衰退呼之欲出。

一段時間以來,亞洲的出口增長模式明顯已接近捉襟見肘。事實上,隨著機器人得到應用,加以保護主義崛起,亞洲已無法再依賴“廉價勞動力+出口驅動”的模式。美國和歐洲市場的消費能力已經達到成熟,而保護主義和生產自動化預示著製造業正回歸國內市場。因此,亞洲經濟體必須轉而依靠自己的國內消費以保持增長。但出於種種原因,大多數亞洲國家政府還沒有準備好推動這一重大政策轉變。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及太平洋部,合作推出了一本名為《邁向亞洲新的長期增長模式(PIIE,2018)》的書。面對發達國家陷入長期停滯,亞洲的政策選擇和增長模式是什麽?

首先,歐洲和美國長期停滯的跡象在日本和韓國已顯現,日本和韓國的贍養比率都較高(現有勞動力需要養活更多退休人員),而勞動力則在縮水。利率下降、國內債務負擔加重以及國內投資不足,都指向生產率水準下跌,而這表明未來增長率會降低。

在過去30年裡,亞洲也開始出現自由市場中金融業痼疾所引發的不斷增長的不平等狀況。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從為勞動力支付更多報酬,轉向了讓資本和短期投機獲利。舉例來說,在1973年至2013年間,美國的生產率上升了74.4%,而每小時工資僅上漲了9.2%。這意味著工人獲得微不足道,而企業利潤(以及首席執行官的工資)則不成比例地飆升。托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和其他人表示,歷史上的不平等大多是由金融和地產等資產的集中所導致。

亞洲人曾在過去40年裡將最好的產品和最優秀的人才輸送到美國,而今卻被迫重新思考自己的優先利益。出售貨物以換取美元是一回事,被侮辱和貶低為美國人困境的淵藪,則呼喚對現有政策作出重大調整。

這些政策轉變已經在亞洲全球供應鏈的微妙變化中有所展現。首先,不只是中國通過對外投資實現多元化,而目前在中國的許多製造商已經轉向低工資的生產中心,如越南、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以對衝地緣風險。

其次,幾乎所有人都開始進行數字化升級,亞洲自己的數字平台成為先行者,如阿里巴巴、騰訊和印度尼西亞的Go-Jek。亞洲全球供應鏈正在變得更加以服務為導向,更注重區域網絡的構建,因為增長的主要動力已從向西方出口,轉為向亞洲內部擴大出口。國內消費增長顯然是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人口大國的主要戰略,但人口達到1億級的經濟體——孟加拉國、菲律賓和越南也將受益於本土市場的優勢。這使得較小的經濟體需要在新的多極化、多元化和政治分裂的世界中努力探尋生機。

如果這一觀察存在盲點,那就是未能充分了解氣候變化和向低碳經濟轉型,將如何從根本上改變整個亞洲的消費和生產模式。無可辯駁的大局是,隨著能源從化石燃料轉向替代能源,權勢將從以前的原油生產國轉移到最節能的經濟體。

簡言之,隨著中國和印度進入中等收入消費水準,自然資源將面臨更大壓力。那些最快走上綠色發展道路者,將有能力提供人們所需的商品和服務,並應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最嚴重影響。正確的路徑只有在多樣化的競爭和創新中找到,而不存在任何中央計劃的解決方案。多元化才是亞洲的力量。

亞洲消費增長既是機遇,也是威脅,特別是由於我們自然資源稀缺。每個經濟體如何適應氣候變化惡化的新環境,並為所有人提供就業和食物的需求,將是亞洲面臨的主要挑戰。

(作者為香港大學亞洲全球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香港證監會前主席。翻譯:臧博,編輯:袁滿)

(本文首刊於2019年4月15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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