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任澤平、熊柴 、白學松
中國各地區呈大國雁陣式發展，各地文化、體制、經濟活力、發展水準、創新能力等差異很大。2018年中國人均GDP達9700美元，逐漸接近人均GDP約13000美元的高收入經濟體門檻，正處於大國崛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品質發展的關鍵期。近期2018年地方經濟成績單陸續公布，誰主沉浮。
18年地方經濟：22省GDP增速下滑，東部出口拖累經濟，中西部高投資消費支撐高增長，東北持續低迷。1）2018年有22省經濟增速下滑，4省保持不變，僅有5省有所上升。隨著政績考核導向轉向高品質發展、統計執法趨嚴以及地區生產總值核算改革等，地方GDP合計與全國GDP的差距明顯縮小，2018年增速差距降至0.3個百分點。按照中央部署，2019年底將實施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2）東部地區經濟增速從2017年的7.2%下滑至2018年的6.7%，其中海南、山東下滑超過1個百分點，天津持續低迷。受中美貿易摩擦壓製中國高端製造影響，東部出口明顯下滑拖累經濟增長。2018年東部地區出口同比5.8%，較2017年下滑4個百分點，下滑幅度明顯高於全國平均水準。3）中部地區2018年GDP增長7.8%，位居四大地區之首，除山西外GDP增速均高於7.5%。在投資方面，中部地區2018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逆勢上升至10%，明顯高於東部的5.7%、西部的4.7%、東北的0.3%，且並非依賴地產投資拉動。在消費方面，中部地區2018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高達10.4%，明顯高於東部的8.2%、西部的9.3%、東北的6.1%。4）西部地區2018年GDP增長7.4%，但12省明顯分化，既有包攬全國經濟增速前三甲的藏黔雲，也有蒙疆渝甘4省增速低於全國平均水準。2018年西部地區投資增長4.7%，較2017年的8.5%下滑3.8個百分點，下滑幅度居四大地區之首；房地產開發投資從3.5%升至8.9%，意味著非地產投資下滑幅度更大。與中部地區一樣，西部地區經濟增長依賴投資驅動明顯，2018年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例分別為58%、93%、94%、52%，但西部較中部更依賴地產。5）東北三省2018年GDP增長5.5%、持續低迷，工業增長乏力、投資低位徘徊。東北地區房地產投資從2017年的1%升至2018年的17.5%，但仍無法阻擋其投資增速從2017年的2.8%下滑至2018年的0.3%。
京滬津蘇浙閩粵7省跨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東北三省或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1）中國內地2018年人均GDP已接近1萬美元，有望在未來3-5年整體跨入高收入經濟體，但離發達經濟體門檻仍遠、複興仍在路上。根據世界銀行標準，2017年高收入經濟體門檻為人均國民總收入（GNI）12055美元，有81個經濟體；高收入經濟體加權人均GDP超過4萬美元，人均GDP中位數為2.9萬美元，在中位數之上有31個經濟體。2）京滬津蘇浙閩粵7省跨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東北三省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中國內地有京滬津蘇浙閩粵7省進入高收入經濟體，其他24省均處於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行列。根據現實情況，我們將中國內地31省分為五類：一是京滬津蘇浙閩粵7省為高收入地區，人均GDP超過13000美元，基本實現從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2.9%，明顯超過全國平均的2.1%，超過OECD平均的2.5%。二是魯蒙鄂渝陝5省為準高收入地區，人均GDP在9500-12000美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為2.1%，但投資依賴度偏高、達85%，未來幾年有望陸續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三是寧湘瓊豫新等13省為追趕地區，人均GDP在5500-8500美元，主要指標均處於全國中等偏下水準。四是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東北三省，近年經濟持續低迷，創新能力弱，當前人均GDP在6500-9000美元。五是藏青甘3省生態功能區，生態環境保護優先於經濟發展，人均GDP均在7500美元以下。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五大建議：一是進一步消除要素流動障礙，促進城鄉區域間人、地、錢等要素自由流動，在集聚中推進高品質發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二是進一步完善區域合作互助機制、區際利益補償機制等，先富帶後富。三是建立高品質發展的考核體系，鼓勵地方試點，調動地方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的積極性。四是深化產權改革，大力度、大規模地放活服務業，切實解決民企與國企公平競爭問題。五是進一步推進對外開放，最大的改革就是開放。
2019年地方兩會釋放哪些信號？1）24省下調2019年經濟增長目標，5省不變，2省上調。在2018年，下調、不變、上調的省份分別為20、10、1個。與2018年實際增速相比，2019年分別下調、不變、上調經濟增長預期的省份分別有18、5、8個。而在2018年，下調、不變、上調分別為16、8、7個。2）在經濟下行和加大力度減稅降費背景下，2019年地方財政收入目標基本全線下調。在25個可比較財政收入目標的省份中，2019年下調、不變、上調的省份分別為23、2、0個。而在2018年26個公布目標的省份中，下調、不變、上調的省份分別為8、6、12個。3）投資目標大多向下，但投資增速或企穩。在17個可比較投資目標的省份中，2019年下調、不變、上調的省份分別為12、3、2個。而在2018年21省中，下調、不變、上調的省份分別為18、3、0個。下滑幅度最大的是新疆，2017年目標為50%以上，2018年為15%左右，2019年下調至5%左右。與2018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相比，去除未公布投資增長目標的地區外，2019年下調、上調的省份分別為8、10個；在2018年，下調、上調的省份分別為15、7個。
目錄
1 2018年地方經濟：22省增速下滑，東部出口拖累，中西部高投資高消費高增長，東北持續低迷
1.1 全國：22省經濟增速下滑，南快北慢格局明顯
1.2 東部：創新驅動轉型更新，出口下滑拖累經濟
1.3 中部：投資消費維持高位，支撐經濟高增長
1.4 西部：增長明顯分化，投資嚴重依賴
1.5 東北：經濟持續低迷，體制機制改革亟待推進
2 京滬津蘇浙閩粵7省跨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東北三省或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2.1 中國內地有望在未來3-5年跨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但距發達經濟體門檻仍遠
2.2 京滬津蘇浙閩粵7省跨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東北三省或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2.3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五大建議
3 2019年地方兩會釋放哪些信號？
3.1 24省下調2019年經濟增長目標，5省不變，2省上調
3.2 實施更大規模減稅降費，財政收入目標基本全線下調
3.3 投資目標大多向下，但投資增速或企穩
正文
1 2018年地方經濟：22省增速下滑，東部出口拖累，中西部高投資高消費高增長，東北持續低迷
1.1 全國：22省經濟增速下滑，南快北慢格局明顯
22省經濟增速下滑，藏貴雲增速持續居前，天津連續兩年墊底，南快北慢明顯。2018年中國經濟實際同比增長6.6%，較2017年的6.8%稍有下滑，創1991年以來新低。從分省的絕對水準看，2018年中國內地31個省（市、區）中有18個省經濟增速高於全國平均水準，有3個省持平，有10個省低於。其中，西藏、貴州、雲南、江西、福建、陝西、安徽、四川等8省經濟增長在8%以上，而天津、吉林、黑龍江、內蒙古、遼寧、海南在6%以下，天津更是連續兩年墊底，2017-2018年均為3.6%。從南北看，北方15省僅有5省經濟增速高於全國平均水準，而南方16省有13省高於全國平均水準，南快北慢局面明顯。從分省的邊際變化看，2018年有天津、河北、湖北、西藏等4省保持不變，僅有甘肅、遼寧、內蒙古、陝西、福建等5省有所上升，其他22省經濟增速下滑。其中，甘肅、遼寧、內蒙古2018年經濟增速分別為6.3%、5.7%、5.3%，較2017年分別上升2.7、1.5、1.3個百分點，主要為經濟數據擠水分後的修複。重慶2018年經濟增速大幅下滑達3.3個百分點至6%，從2017年全國第4名下滑至第24名，其中既有經濟數據擠水分因素，也有產業結構調整陣痛。
隨著政績考核導向轉向高品質發展、統計執法趨嚴以及地區生產總值核算改革等，地方GDP合計與全國GDP的差距明顯縮小，2018年增速差距降至0.3個百分點。長期以來，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以GDP及增長率為主，部分地區經濟數據注水嚴重，近幾年這一現象明顯改觀。在政績考核方面，中組部2013年《關於改進地方黨政長官班子和長官幹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要看全面工作，……，不能僅僅把地區生產總值及增長率作為考核評價政績的主要指標”。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必須加快形成推動高品質發展的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準體系、統計體系、績效評價、政績考核。在統計執法方面，2016年以來中央先後印發了《關於深化統計管理體制改革提高統計數據真實性的意見》《統計違紀違法責任人處分處理建議辦法》等6部統計方面的重要檔案，2017年5月國務院頒布《統計實施條例》，2018年7月中央深改委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防範和懲治統計造假弄虛作假督察工作規定》等，均要求加大統計執法監督、強化問責。在統計核算改革方面，按照中央部署，2019年底省級生產總值將從之前的各算各账變為中央長官、省級參與的統一核算，2020年1月開始實施季度層面的統一核算。從數字看，2012年地方生產總值合計較全國多6.7%、地方加權平均實際增長為10.3%，較全國增速高2.4個百分點。2013、2015、2017年地方合計分別較全國多6.6%、4.9%、3.2%，經濟增速差距分別降至1.7、0.9、0.5個百分點。2018年地方生產總值合計較全國多約1.7%，經濟增速差距降至僅0.3個百分點。
1.2 東部：創新驅動轉型更新，出口下滑拖累經濟
東部地區經濟增速從2017年的7.2%下滑至2018年的6.7%，其中海南、山東下滑超過1個百分點，天津持續低迷。東部地區經濟總量佔全國超過50%，2018年東部地區加權平均GDP增速6.7%，較2017年下滑0.5個百分點，但對全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仍然達50.8%，僅較2017年下滑0.8個百分點。其中，海南在全域限購政策下，2018年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16.5%，拖累固定資產投資下降12.5%，GDP增速下滑1.2個百分點至5.8%。天津2018年工業增加值增速繼續低迷，僅小幅回升0.3%至2.6%，拖累經濟增速維持在3.6%的低位。此外，山東GDP增速下滑1個百分點至6.4%，廣東下滑0.7個百分點至6.8%，浙江下滑0.7個百分點至7.1%，江蘇下滑0.5個百分點至6.7%，福建逆勢上升0.2個百分點至8.3%。
東部地區創新驅動經濟轉型更新，引領中國高品質發展。東部地區是中國經濟創新發展的主體，引領高品質發展的希望在東部。僅北京、上海、江蘇、廣東和浙江東部五省市2017年研發投入佔全國的40%，發明專利授權量佔比達57%，高新技術企業和高技術產業企業數量佔比分別達到61%、52%。廣東省2018年新經濟增加值同比增長8.9%，增幅高於同期地區生產總值2.1個百分點，佔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25.5%；其中，先進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增速分別高於規模以上工業1.5、3.2個百分點，佔規模以上工業比重達56.4%和31.5%。江蘇省2018年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分別增長8.8%、11%，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高6個和2.9個百分點，佔比分別提高至32%、43.8%，產業更新趨勢明顯。
受中美貿易摩擦壓製中國高端製造影響，東部地區出口增速明顯下滑拖累經濟增長。2018年中國貨物出口增長7.1%（按人民幣計），較2017年下滑3.7個百分點，貿易順差比上年收窄18.3%，淨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從2017年的0.6%將為-0.6%。東部地區出口額佔全國比例超過80%，其中廣東、江蘇和浙江三省出口金額在全國位居前三，合計佔比接近60%。從產品結構看，2017年東部地區僅粵蘇滬三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就佔全國的66%，因此中美貿易摩擦對東部影響最大。2018年東部地區出口同比5.8%，較2017年下滑4個百分點，增速低於全國平均水準2.3個百分點。其中，2018年廣東、江蘇和上海三省市出口同比增速分別為6.7%、8.4%、4.2%，分別較2017年下滑5.5、8.5、4.3個百分點。而出口規模較大、但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佔比較小的浙江受影響就較小，2018年出口同比9%，較2017年下滑1個百分點。
1.3 中部：投資消費維持高位，支撐經濟高增長
中部地區2018年GDP增長7.8%，位居四大地區之首。除山西外，中部五省2018年均保持7.5%以上的高增長。其中，安徽2018年GDP增速下滑0.5個百分點至8%，山西下滑0.4個百分點至6.7%；江西、湖南、河南分別微降0.1、0.2、0.2個百分點分別至8.7%、7.8%、7.6%，湖北7.8%、持平於上年。在中部六省中，山西經濟增速明顯較低，主要問題在於資源型地區發展轉型。由於煤炭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加之經濟數據“擠水分”，2014-2016年山西GDP增速徘徊在3.1%-4.5%的低位。2017年因供給側改革去產能、煤炭價格大漲，煤炭工業增加值增長3.6%、較2016年上升6.7個百分點，推動山西GDP增速升至7.1%。2018年煤炭價格持續高位，山西煤炭工業增加值增長0.3%，工業增加值增速從上年的7%降至4.1%。
中部地區2018年投資增速逆勢上升至10%，明顯高於東部的5.7%、西部的4.7%、東北的0.3%，且並非依賴地產投資拉動。2018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5.9%，較2017年下滑1.3個百分點；但中部地區2018年固定資產投資同比10%，較2017年上升3.1個百分點，逆勢上升。從分省數據看，2017年除山西固定資產投資僅增長6.3%外，其他五省增速均在10%以上，這意味著國家統計局在核算2017年中部地區投資時存在一些數據調整。2018年山西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降至5.7%，河南從10.4%降至8.1%，其他四省均維持10%以上的高增長。在房地產投資方面，中部地區從2017年的11.6%降至2018年的5.4%，這意味著中部地區的高投資增速並非由地產拉動，而主要在製造業投資和基建等領域。從與製造業投資相關的工業生產看，2018年安徽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速高達9.3%、位居全國第四位，江西為8.9%，湖南、河南、湖北均在7%以上，遠高於全國規上工業同比增速6.2%。
中部地區2018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高達10.4%，明顯高於東部的8.2%、西部的9.3%、東北的6.1%。除山西外，中部其余5省社零同比均在全國前10，是消費增長最快的區域。其中，安徽、江西2018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分別增長11.6%、11%，分別位居全國第2、5名；湖北、河南、湖南也均在10%以上，而同期全國平均增速僅為9%。中部地區消費快速增長與經濟高增長帶動居民消費密不可分，當然與東部相比也存在基數小的影響。
1.4 西部：增長明顯分化，投資嚴重依賴
西部12省經濟增長明顯分化，既有包攬全國經濟增速前三甲的藏黔雲，也有蒙疆渝甘4省增速低於全國平均水準。貴州近幾年大力發展基礎設施，打造大數據發展高地，2018年GDP增速雖有所下滑但仍居9.1%的高位；其中，電子信息製造業增加值增長11.2%，規模以上軟體和資訊技術服務業、互聯網和相關服務營業收入分別增長21.5%和75.8%。重慶GDP增速從2017年9.3%的高位跌至2018年6%，其中工業增加值增速從9.6%大幅降至0.5%；這既有經濟數據“擠水分”因素，也受累於工業支柱汽車行業整體不景氣及本地汽車產業“老化”問題，2018年汽車製造業增加值同比下降17.3%，遠低於全國平均的4.9%。
西部地區2018年投資增長4.7%，較2017年的8.5%下滑3.8個百分點，下滑幅度居四大地區之首，並且非地產投資下滑幅度更大。在地產方面，西部地區房地產開發投資從3.5%升至8.9%，這意味著非地產投資下滑更為嚴重。基建是西部地區發展的短板，2018年貴州、重慶、雲南、廣西4省基礎設施投資同比分別高達15.8%、11.5%、10.9%、9.8%，分別較2017年下滑9.7、4.3、21.4、3.9個百分點，但仍遠高於全國平均的2.0%。2019年是西部大開發20周年，西部發展或迎來新的機遇。
與中部地區一樣，西部地區經濟增長依賴投資驅動明顯，但西部更為依賴地產。2018年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例分別為58%、93%、94%、52%，儘管較2016年的109%、177%、191%、128%均大幅下滑，但中西部仍處高位。不過，正如前文談到，中部地區對地產投資依賴有所減弱，而西部地區還在上升。分省看，2018年藏青黔雲桂陝6省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例超過100%，另兩個超過100%的省份為安徽、江西。長期高度依賴投資特別是基建投資等造成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加大。從地方政府債務餘額與GDP比值來看，2017年超過30%的至少有7省，除海南和遼寧外均為西部省份。其中，貴州、雲南分列前2名，地方政府性債務與GDP比值分別高達63.6%、41.1%；內蒙古、寧夏、新疆均在30%-40%之間。如果考慮未納入統計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各省的債務規模則更為龐大。
1.5 東北：經濟持續低迷，體制機制改革亟待推進
東北三省近年來經濟增長持續低迷，工業增長乏力、投資低位徘徊。從GDP增速看，在經濟數據“擠水分”後，遼寧GDP增速在2016年-2.5%的低基數上連續兩年回升至2018年的5.7%，吉林連續兩年下滑至4.5%，黑龍江下滑1.4個百分點至5%，均低於全國平均水準。從投資看，2018年東部地區非地產投資為負增長。東北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2017年的2.8%下滑至2018年的0.3%。其中，遼寧從0.1%升至3.7%，吉林從1.4%升至1.6%，黑龍江從6.2%大幅下滑至-4.7%。房地產投資對東北投資形成明顯支撐，從2017年的1%升至2018年的17.5%，簡單測算發現東北三省扣除地產外的投資均為負增長。從工業看，遼寧2018年工業增加值增速為9.8%，而2016、2017年分別為-15.2%、4.4%；吉林連續兩年下滑跌至5%，黑龍江較上年微升至3%。
東北經濟持續低迷的根源是體制機制問題。東北產業結構以汽車製造、采礦、化學原料、石油加工等傳統重工業為主，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發展不足。多年來東北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緩慢、人才大量流失的根本原因在於體制機制問題。振興東北經濟，必須抓好轉變政府職能和國企改革兩件大事。當地應樹立服務型政府的理念，大力改善營商環境和投資環境；要加快推進國企混改，重點整治僵屍企業問題，打破壟斷，引入市場競爭機制。
2 京滬津蘇浙閩粵7省跨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東北三省或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2.1 中國內地有望在未來3-5年跨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但距發達經濟體門檻仍遠
中國內地2018年人均GDP已接近1萬美元，有望在未來3-5年整體跨入高收入經濟體，但離發達經濟體門檻仍遠、複興仍在路上。世界銀行從1987年開始劃分不同收入類型的經濟體標準，2017年中等偏上收入、高收入經濟體門檻分別為人均國民總收入（GNI）3896、12055美元（2013年分別為4126、12745美元）；GNI與GDP大體接近，差額為來自境外的要素收入淨額。比如，按照世界銀行統計，2013-2017年中國人均GNI為人均GDP的98.5%。中國於1998年摘掉“低收入經濟體”帽子，進入中等偏下收入經濟體行列，2010年進入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行列。2018年中國內地人均GDP超過9700美元，仍處於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行列。按照當前發展趨勢，中國內地將在未來3-5年整體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從進入中等收入經濟體到進入高收入經濟體，中國將歷時23-25年，這與日本、韓國的速度大致接近。
但需注意的是，當前世界銀行劃分的高收入經濟體標準偏低，與發達經濟體標準尚有較大差距。世界銀行劃分的高收入經濟體個數從1987年的41個上升至2000年的52個，2010年升至71個，2017年再升至81個，佔比從25.2%升至37.2%。在2017年81個高收入經濟體中，既包括波蘭、匈牙利等人均GDP在1.3萬-2萬美元的部分中東歐國家，也包括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等不少新興經濟體以及10多個加勒比海地區小型經濟體，還包括阿聯酋、沙特阿拉伯等中東石油富國。其中，曾經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智利、烏拉圭均於2012年跨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阿根廷於2017年跨入，三國2017年人均GDP分別為15346、16246、14398美元，但仍存在經濟結構不合理、貿易結構單一等問題，仍有跌出高收入經濟體行列的風險。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17年高收入經濟體人均GDP超過4萬美元，人均GDP中位數為2.9萬美元，在中位數之上有31個經濟體。其中，美國人均GDP接近6萬美元、日本為3.8萬美元、韓國接近3萬美元。
2.2 京滬津蘇浙閩粵7省跨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東北三省或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廣東經濟規模接近韓國，江蘇超過澳大利亞，粵蘇魯浙豫5省經濟規模超過全球前二十大經濟體門檻。1978-2018年，中國內地經濟總量佔全球份額從1.8%增至接近16%，排名從第11名升至第2名。當前各省經濟總量可分為四檔：一是超過5兆元的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其中廣東、江蘇超過9兆；二是介於3-5兆元的河南、四川、上海、北京等9省；三是介於1-3兆元的遼寧、陝西、重慶等13省；四是低於1兆元的甘肅、海南、寧夏、青海、西藏等5省。對比世界銀行統計的2017年全球經濟體經濟規模，中國內地已有5省經濟規模超過全球前二十大經濟體門檻（瑞士，0.68兆美元），13省超過全球前三十大經濟體門檻（阿聯酋，0.38兆美元），25省超過全球前五十大經濟體門檻（秘魯，0.21兆美元）。其中，2018年廣東、江甦生產總值折合美元分別為1.47、1.40兆美元，介於全球第12名的韓國（1.53兆美元）和第13名的澳大利亞（1.32兆美元）之間；山東超過第15名的墨西哥，浙江相當於第17名的土耳其，河南超過第19名的沙特阿拉伯；全國排名第25名的貴州相當於全球第46名的越南。此外，中國台灣1993年經濟總量相當於中國內地的比例達52.9%，2000年降至27.4%，2018年再降至4.4%，如果放進中國內地31個省排名2018年僅位居第7。
從城市層面看，2018年GDP兆元俱樂部成員達17個。上海、北京、廣州GDP分別在2006年、2008年、2010年突破兆；2011年，深圳、重慶、天津、蘇州的GDP突破兆；2014年，成都、武漢GDP突破兆；2015年，杭州GDP突破兆；2016年，南京和青島GDP超過兆；2017年，無錫和長沙GDP均突破兆；2018年寧波、鄭州、佛山GDP突破兆。並且，2018年北京GDP首超3兆元，為繼上海之後第二個超過該規模的城市；重慶首超2兆元，為繼上海、北京、深圳、廣州之後第五個超過該規模的城市。當前17個城市GDP合計佔比超32%，常住人口佔比約16%。
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中國內地有京滬津蘇浙閩粵7省進入高收入經濟體，其他24省均處於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行列。但中國內地區域差異很大，既有人均GDP超過20000美元的京滬，也有人均GDP不到7000美元的甘雲貴桂藏黑晉7省，甘肅最低、僅略超4700美元。根據現實情況，我們將中國內地31省分為五類：
1）高收入地區：京滬津蘇浙閩粵7省人均GDP超過13000美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2.9%，基本實現從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當人均GDP發展到10000美元左右時，除天津外的京滬江浙閩粵六省都出現了經濟增長平台切換，經濟增長逐漸趨穩，這背後是新舊動能轉換。從三產增加值比重看，京滬津江浙閩粵7省市2018年加權平均為56.4%，明顯高於全國平均的52.2%。從研發經費投入強度看，2017年7省市加權平均為2.9%，明顯高於全國平均的2.1%，與德國相當，超過美國的2.7%、OECD平均水準的2.5%。2017年7省高新技術企業數和高新技術從業人員分別佔全國的66%、59.2%，發明專利授權量佔比達61.6%。從萬元GDP能耗看，2016年7省市加權平均為0.41，較全國平均低31%。從投資依賴度看，2017年7省市固定資產投資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加權平均為51.8%，大幅低於全國的70.9%。從全國民營企業500強分布看，2017年7省合計佔全國近60%，且浙江、江蘇、廣東的500強企業數明顯高於其他省市。
2）準高收入地區：魯蒙鄂渝陝等5省2018年人均GDP在9500-12000美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2.1%，但投資依賴度偏高、達85%，未來幾年或陸續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魯蒙鄂渝陝等5省離高收入門檻較近，有望於5年內陸續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當前這些地區投資依賴度依舊偏高，創新驅動有待進一步推進。2017年5省投資依賴度加權平均值為85.1%，遠高於高收入地區平均值的51.8%。2016年5省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佔比加權平均值為37%，稍低於全國平均的38.5%，但仍明顯高於高收入地區水準的28.8%，民營經濟活力仍待釋放。2016年5省萬元GDP能耗加權平均為0.62，與高收入地區差距較大，但顯著優於其他地區。
3）追趕地區：寧湘瓊豫新等13省2018年人均GDP在5500-8500美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僅1.3%，其他主要指標也均處於全國中等偏下水準。從城鎮化率看，寧湘瓊豫新等13省加權平均為52.0%，低於全國平均水準7.6個百分點。從投資依賴度看，2017年13省加權平均為96.3%，遠高於高收入地區，僅較生態功能區低4.5個百分點。從研發經費投入強度看，13省加權平均為1.3%，較全國平均水準低0.8個百分點。13省合計發明專利授權量佔全國18.7%，與高收入地區、準高收入地區比均差距巨大。從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佔比看，2016年13省加權平均為44%，較全國平均水準高5.5個百分點。13省三產比重佔比為47.5%，比全國平均水準低4.7個百分點，服務業提升空間較大。
4）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地區：東北三省近年經濟持續低迷，創新能力弱，當前人均GDP在6500-9000美元。從經濟增長看，東北三省不但遠低於其他省份，而且大起大落，表明尚未找到可持續的經濟驅動力。從研發投入看，東北三省合計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僅1.3%，明顯低於全國平均2.1%。從城鎮化進程來看，東北三省作為我國老工業基地，城鎮化率從建國初至2000年多數時期高於全國平均水準10-15個百分點，近年來城鎮化進程緩慢，吉林2017年為56.7%、在全國平均水準之下，黑龍江2017年為59.4%、僅略高於全國平均水準，遼寧2014-2017年城鎮化率僅上升不到0.5個百分點至67.5%。此外，山西等省份經濟增速一度出現大幅下滑，雖然近兩年經濟增速逐漸企穩，但仍存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5）生態功能區：藏青甘3省生態環境保護優先於經濟發展，2018年人均GDP均在7500美元以下。根據2010年國務院《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重點生態功能區由於生態系統脆弱或生態功能重要，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較低，限制或禁止開發。西藏、青海、甘肅3省區的生態功能區範圍大，經濟發展程度較低。2018年西藏、青海、甘肅GDP總量排名分別居全國倒數第一、第二、第五，三省GDP合計僅1.26兆元、相當於城市兆GDP俱樂部中的第13名南京市；人均GDP分別為6461美元、7233美元、4723美元，分別居全國倒數第五、第十、第一。城鎮化率在全國最低，2017年末加權平均僅46%，較全國平均低12.5個百分點。上述地區應淡化對經濟發展指標的關注，把工作重點放在生態環境保護上。
2.3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五大建議
中國地域廣闊，不同地區經濟狀況、資源稟賦差異巨大，各地區跨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的時間必然差距較大，少數地區甚至可能無法跨入高收入經濟體。但好在中國是一個巨大的統一市場，人錢物流動性強，並且中央政府具有高度權威。為促進中國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們提出以下五點建議：
一是進一步消除要素流動障礙，促進城鄉區域間人、地、錢等要素自由流動，在集聚中推進高品質發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順應產業遷移和人口流動規律，以城市群為主體、以大都市圈為核心、以中心城市為引領推進中國高品質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深化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寬城市落戶條件，進一步消除人口自由遷徙的枷鎖，優化人力資源優化配置，並做好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勞動就業等基本公共服務跨城鄉跨區域流轉銜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進一步推進土地資源的跨區域、跨省優化配置。消除區域市場壁壘，打破行政性壟斷，清理和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
二是進一步完善區域合作互助機制、區際利益補償機制等，先富帶後富。包括完善多元化橫向生態補償機制、建立糧食主產區與主銷區之間利益補償機制、健全資源輸出地與輸入地之間利益補償機制等，引導發達地區支持欠發達地區加快補齊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生態環境、產業發展等短板。
三是建立高品質發展的考核體系，鼓勵地方試點，調動地方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的積極性。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方法論可以概括為六個字：漸進、增量、試點。漸進式改革符合人的認識規律。因為中國幅員遼闊，一些問題到了不同的地方就變得錯綜複雜，需要鼓勵各地結合自身實際開展相關試驗。過去，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國企改革“抓大放小”等，無一不最早來自於基層的實踐和智慧。當前一些地方執行層面存在“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不敢改、不願改、不會改”問題，應堅持過去“漸進+增量+試點”成功經驗，改革舉措與法治建設的配套銜接，建立地方政府的容錯、糾錯和“豁免”機制，調動地方政府的改革熱情和積極性。
四是深化產權改革，大力度、大規模地放活服務業，切實解決民企與國企公平競爭問題。分行業看，當前我國製造業基本開放，以民營企業為主，市場競爭充分、國際競爭力強，但上遊要素市場國企佔比較高，市場效率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同時服務業開放、競爭程度依然相對較低、國際競爭力低。分地區看，跨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創新能力強的地區多是民營經濟活躍、市場化及開放程度高的地區。應取消所有製分類的區別對待，強調競爭中性，不要動輒上綱上線、陷入意識形態爭論，要以黑貓白貓的實用主義標準衡量。應繼續推行國企分類製改革，對於競爭性領域，全面放開市場準入、優勝劣汰。
五是進一步推進對外開放，最大的改革就是開放。中國40發展經驗表明，開放促進競爭，競爭提升效率，對外開放時間早、程度高的部分東部沿海省份已成功跨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應加大開放，降低關稅、放開投資限制、減少負面清單、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尊重並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並且凡是對外企開放的都要對民企開放。
3 2019年地方兩會釋放哪些信號？
3.1 24省下調2019年經濟增長目標，5省不變，2省上調
經濟下行壓力加大，24省下調2019年經濟增長預期目標。與2018年目標相比，中國內地31個省（市、區）上調、不變、下調的省份分別為2、5、24個。在2018年，上調、不變、下調的省份分別為1、10、20個。在下調省份中，18省下調幅度在0.5個百分點之內，4省為1個百分點之內，還有2省超過1個百分點。重慶將經濟增長目標從2018年的8.5%左右下調至6%，新疆從7%左右下調至5.5%左右。此外，2019年有14個省以更具彈性的區間值作為經濟增長預期目標，而2018年僅有1個省使用區間值，大部分以“左右”設定目標。在上調省份中，海南、湖北均從2018年的7%左右上調為2019年的7%-7.5%。海南省統計局認為房地產行業主動調控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將在2019年趨弱，同時總部經濟引進將成為拉動經濟的利好因素。湖北省2018年GDP增長7.8%，高於預期發展目標0.3個百分點，抑製了連續7年單邊下滑的態勢。
與2018年實際增速相比，2019年分別上調、不變、下調經濟增長預期的省份分別有8、5、18個。而在2018年，上調、不變、下調分別為7、8、16個。
3.2 實施更大規模減稅降費，財政收入目標基本全線下調
根據財政部數據，2018年中國減稅減費約1.3兆元。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2019年1月9日國務院常委會議決定，對小微企業推出一批新的普惠性減稅措施，實施期限暫定三年，預計每年可再為小微企業減負約2000億元。並規定，為彌補因大規模減稅降費形成的地方財力缺口，中央財政將加大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
在經濟下行和加大力度減稅降費背景下，2019年地方財政收入目標基本全線下調。2019年有5省未公布地方財政收入預期目標，多於2017年的2個、2018年的4個。再扣除1個2018年未公布財政收入目標導致無法比較外，在25個可比較財政收入目標的省份中，2019年上調、不變、下調的省份分別為0、2、23個。而在2018年26個公布目標的省份中，上調、不變、下調的省份分別為12、6、8個。
與2018年實際情況相比，去除未公布財政收入增長目標或上年未公布導致無法比較的地區外，2019年分別上調、不變、下調財政收入增速預期目標的省份分別有4、0、22個。而在2018年，上調、不變、下調分別為8、0、18個。
3.3 投資目標大多向下，但投資增速或企穩
2018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六穩”中要求“穩投資”，“激勵幹部擔當作為”，當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除繼續強調穩投資外還指出，“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在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方面提出“要發揮投資關鍵作用”，主要包括技術改革和設備更新、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區域交通物流基礎設施以及補短板領域等。
2019年有14省未公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預期目標，多於2018年的10個。在17個可比較投資目標的省份中，2019年上調、不變、下調的省份分別為2、3、12個。而在2018年上調、不變、下調的省份分別為0、3、18個。其中，天津投資增長目標從2018年的6%左右上調至2019年的8%以上，河北從6%左右微調至6%以上。下滑幅度最大的是新疆，2017年目標為50%以上，2018年為15%左右，2019年下調至5%左右。
與2018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相比，去除未公布投資增長目標或上年未公布導致無法比較的地區外，2019年上調、不變、下調的省份分別為10、0、8個；在2018年，上調、不變、下調的省份分別為7、0、15個。
(本文作者介紹：恆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恆大經濟研究院院長。曾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巨集觀部研究室副主任、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董事總經理、首席巨集觀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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