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者 夏春
美國總統拜登提出的“重建美好未來”藍圖有兩個組成部分，就業計劃和家庭計劃，總計10年投資3-4兆美元，通過分別向企業和富人增加所得稅來籌集所需資金。儘管美國民眾和政黨都高度認同兩項計劃支持的項目，但在增稅是否降低經濟增長與工作收入上的看法大相徑庭。
請忘掉經濟學教科書裡的催眠曲
各種民調都顯示，大部分人相信減稅會促進經濟增長，並且激勵富人（通常被認為創造力更高）更加努力地工作。例如，一項民調顯示，42%的美國人同意或者非常同意川普減稅將在未來5年促進經濟增長，持相反意見的只有20%。持讚同意見的人解釋自己的看法來自於經濟學家的觀點或者“第一性原理”，也就是不證自明的公理或者直覺。
出人意料的是，2017年同樣的問題擺在全球43位最頂尖的經濟學家面前時，只有1位表示讚同，52%表示反對或者強烈反對，剩下的36%表示不確定，10%沒有回答。
為什麽受教於經濟學家的民眾和頂尖經濟學家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如此截然不同？關鍵原因在於前者的知識來源於過去，而後者的知識來源於當下。
70年代崛起的“芝加哥學派”主張減稅促進經濟發展，激勵創新與勤奮工作，這一觀念既直接影響了政策制定，也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民眾。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70年代“芝加哥學派”崛起以前的1936-1964年，美國的個人所得邊際最高稅率一直高於77%，其中有一半時間高於90%，這段時間加稅的主要是共和黨政府，而減稅的主要是民主黨政府。這與1980年之後，兩黨對待稅率的態度和實際安排截然不同，由此可見“芝加哥學派”的影響力。
然而，70年代的經濟學家非常不重視數據研究（跟當時數據缺乏和計算機算力不足密切相關），很多觀點來源於“第一性原理”，不斷地重複就好比催眠曲一樣深入人心，現在要叫醒其支持者也並不容易。
但是，現在的經濟學是實證主導。新一代的經濟學家發現，在數據上，很難得出減稅促進經濟增長，加稅阻礙經濟增長的結論。
無論是美國還是其他OECD國家，經濟增長在長期內與企業和個人所得稅率之間的關係不存在統計顯著性。在美國，沒有證據顯示裡根減稅，克林頓加稅，小布什減稅對改變長期經濟增長有任何作用。
雖然2018年美國GDP增速2.9%是金融危機以來最好的一年，但是也沒有達到川普所謂的減稅將帶來至少3%的經濟增速。
就連美國國會研究服務局發布的報告也承認，考慮到美國從2015年開始進入到持續復甦階段，減稅並沒有帶來宏觀上的額外好處（只有當2018年GDP增速達到6.7%才能顯示出減稅的好處）。美國的工資和消費數據都看不到減稅帶來的影響，但有一點是明確的，減稅有利於企業和富人。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富人直接受益於減稅，但這並非來自於他們因為減稅而增加了工作時間和努力的程度。同樣，最新的研究顯示，對富人征稅，他們也不會減少工作時間和努力的程度（但是避稅行為明顯增加）。
其實大家只要想一想，美國對MBA球員和中國對演員發布“限薪令”後，籃球比賽和影視劇相比之前的精彩度並沒有下降，就會明白老一輩經濟學家認為的“薪酬高努力，薪酬低偷懶”不只是一種憑空想象，甚至可能是對美國分配制度破壞力最大的思想遺產。
同樣，企業股東和員工可以受益於企業所得稅率，但為什麽企業所得稅變化難以影響GDP？
三大核心原因
首先，美國的稅收主要來源於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佔GDP的比重並不高，二戰後的佔比最高約7%，隨後因為企業所得稅率的下降，1980年至今基本處在1-3%之間，2019年僅有1.1%。
與川普聲稱美國企業所得稅率過高相反的是，美國企業所得稅佔GDP的比重幾乎是OECD國家最低的，無論在減稅前還是減稅後。
美國的稅收主要來源於個人所得稅。二戰後儘管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同樣下降，但個人所得稅佔GDP比重維持在7-9%之間，2019年佔比8.1%。
類似地，企業所得稅佔美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在二戰後從40%逐年下降到2019年的6.6%，同期個人所得稅佔比從40%增加到49.6%。
如果說個人對所得稅率變化的行為反應都不大，那麽企業所得稅率的變化，對於企業行為的影響只會更小。
其次，企業所得稅率對GDP影響不大的另外一個關鍵原因在於，只有大企業才是影響GDP的主要力量，但他們的數量佔比極少，而佔絕對多數的中小企業對GDP的影響非常有限。2018年，美國企業總數約600萬，而標普500強公司的利潤就佔了總數的55%。
絕大部分的稅率變化，無論增減，通常幅度相對有限，基本不會改變大企業的行為。因為大企業的創始人或者關鍵人才選擇創業或者繼續留在大企業，要比加入中小企業更具有吸引力，通常他們的利益與企業規模成正比。拜登的企業稅方案公布後，亞馬遜的創始人貝索斯就表示支持。
雖然中小企業對稅率更加敏感，加稅可能讓有才華的個人放棄創業，加入已有的中小企業，
但他們行為的改變，和中小企業數量的變化對GDP的影響甚微。
在川普減稅前，美國企業聯邦所得采取從15%至35%的累進稅率，但因為各種稅收抵扣優惠，有利潤的大企業實際繳納的有效稅率甚至低於15%，例如2010年這一數字為12.6%，甚至低於這類企業在全球的有效稅率16.9%。
換言之，類似貝索斯這樣的天才早就已經創立或者加入了大型企業，即使川普進一步減稅，也找不到這樣的天才，自然也就沒辦法促進經濟加速成長。
現實中，美國企業所得稅率變化通常幅度有限，川普減稅和拜登加稅，以平均有效稅率衡量，增減幅度都在三成左右。但如果變化巨大，結果就會相當不同。
中國在1978年之前，限制民間投資創業，相當於民企要繳納100%的所得稅。一旦改革放開，就會激發民間巨大的創造力，極大促進GDP增長。
第三，企業所得稅率的變化並非隨機產生，往往是對經濟增長的反應，是“果”而不是“因”。例如，經濟因為結構性原因持續低增長，政府采取減稅應對，即使減稅可以激勵企業家創新和雇員努力工作（實證證據不多），但可能結構性原因更加強大，阻礙減稅發揮效力。
在多數國家，這樣的結構性原因可能是人口老齡化，技術進步緩慢（例如電力與內燃機的發明對經濟增長貢獻遠遠大於互聯網，未來新知識發現會越來越難），或者貧富差距的擴大。
美國經濟的惡果如何種下？如何摘除？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全球貧富差距的擴大恰恰開始於“芝加哥學派”的企業與個人減稅主張從1980年開始在歐美成功執行。減稅幅度越大的國家，經濟不平等程度也越大。
一開始減稅只是影響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但因為資本市場上複利的“滾雪球”力量和全球化的擴大，逐步轉化成為財富上的巨大差距。
研究發現資本越多的個人账戶，投資回報率越高（這在A股市場格外明顯），教育投入，資本抱團，家庭聯姻，財富傳承都可以合理化放大貧富差距。
原本集中在製造業的全球化，因為互聯網的力量，發展到服務業，無論個人還是企業，“流量和明星效應”加劇了贏家通吃，貧富差距擴大的分配格局。
全球化還為企業和個人避稅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加劇了政府間的稅制競爭。為了吸引跨國公司到本國投資，各國政府爭相降低企業所得稅，減少了政府調節收入分配的能力。
此外，全球化使得國家間扶持本國企業與外國企業的競爭加劇，降低了政府反壟斷的動力，造就了一批國際超級大公司。
可惜的是，美國極少數大企業蓬勃發展，雖然有利於與之合作的中小企業，但並未拉動足夠數量的企業共贏，反而造成“擠出效應”，壓低社會總需求。這不僅帶來經濟低增長，就連比資本和勞動對經濟增長貢獻更大的“全要素生產率”，目前也處在歷史相對低位。
相反，在1950-1980年美國收入和貧富差距不斷縮小的年代，恰好對應了一個總需求旺盛，經濟高速成長的年代。
經濟學的另外一個重大失誤是認為勞動和資本的收入在市場競爭下，分別由勞動和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決定，因此無需政府進行分配調節。
現實是雙方的以價能力決定收入分配，全球化使得工會的力量被瓦解，勞動不再具備與資本進行談判的力量，“芝加哥學派”認為市場的自動糾錯機制就明顯失效了。
必須強調的是，全球化拉動各國整體經濟收入上升，沒有絕對的輸家。是各國內部不合理的分配機制，產生相對的輸家。
從拜登和耶倫的就職演說來看，美國經濟的惡果在50年前種下。無論加征企業和富人所得稅，以及針對大型企業的反壟斷罰款，都意味著一個“大逆轉”的時代即將到來。
相對川普，拜登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並不聲稱加稅計劃將在短期內直接促進經濟增長，但只要能夠強化美國的基礎設施，科研能力，促進家庭健康，改革分配機制，縮小貧富差距，為重建美好未來打下堅實基礎，經濟增長就會水到渠成。
(本文作者介紹：諾亞控股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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