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重點：
早期的民營快遞，得不到客戶的認同，人們習慣於將這一發展階段稱為草莽期，一方面是因為從業者都出身草根，另一方面是因為行業內沒有成文的規定，各自佔山為王，甚至有時候為了“山頭”大打出手。做快遞的周睿在上海有十幾個同學，有自己做生意的，也有坐辦公室的白領，他們的工資一萬上下，真正到手還不如周睿。“我不羨慕白領”。根據前程無憂最近發布的白皮書，快遞員和房地產中介、行政文員、門市店長等一道被劃為“新藍領”，他們大多從事城市服務業，掌握一定技能，工作時間長，強度大，在一些大城市，快遞員的月薪也可以破萬。隨著通達系的陸續上市，當初跟隨他們走出大山的桐廬人也都獲得了豐厚的回報，鍾山鄉也從當年桐廬最窮的鄉鎮搖身一變成為最富裕的地方。
騰訊新聞《棱鏡》作者 羅鬆鬆
已過不惑之年的熊林，迄今為止最後悔的一件事是，自己過早的離開了快遞行業。
2000年，二十出頭的熊林離開桐廬老家，投奔自己上海的親戚，加入了當時剛成立不久的圓通，負責在上海閔行區一帶收件、派件。
僅僅三四年後，因為沒有足夠的資金承包網點，市場又被EMS壟斷，看不到希望，他一氣之下回了老家，現在在桐廬當一名網約車司機。只是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他轉行之後，快遞業不僅獲得了合法身份，而且在網購的推動之下開始一路狂飆，他以前的同行，紛紛借此發家致富，在老家蓋起了別墅。
位於浙江省西北部的熊林老家桐廬縣，被稱為“中國快遞之鄉”。最早創立民營快遞公司申通的正是桐廬人聶騰飛，從他之後，一大批桐廬人走出封閉的大山，遠走他鄉，在全國各地乾起了快遞，圓通、中通、韻達的創始人都來自於這座人口不到50萬的江南小城，人們也習慣將他們稱為“桐廬幫”。
這也帶動了龐大的快遞從業人員群體的產生。由第一財經商業數據中心（CBNData）與蘇寧易購聯合發布的《2018快遞員群體洞察報告》顯示，2016年至今，我國快遞業務量實現了57%的增長，預計2018年快遞業務量將達到490億件。另外，中國快遞員總數量已經突破300萬，平均工資在6200元左右。
而對於十幾年前便入行的熊林來說，他錯過的還不僅僅是高於自己網約車司機的薪資，而是上千萬的身家。
桐廬人的江湖歲月
在熊林看來，新世紀初的民營快遞行業和快遞員，都有一種舉步維艱的感覺。
受惠於外貿行業的發展，當時的大部分快件都是“信件”，比如報關單、發票以及樣品等，雖然業務量不多，但是利潤豐厚，“那個時候價格高，跟EMS差不多，江浙滬是15塊錢，現在市場競爭激烈，5塊錢還有人搶著做。”熊林回憶說。
1992年，鄧小平南巡進一步推動了市場經濟發展，民營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第二年，申通快遞在上海成立，順豐在廣東成立，而兩座城市所處的長三角和珠三角正是改革開放前沿，製造業風生水起，它們都想從EMS的口中分一杯羹。
但因為當時沒有一個合法的身份，公司的業務量很少，一個業務員一天最多只能收20多件，而且更讓他們頭疼的是EMS的壟斷。“他們會告訴你，發票不能寄，這個不能寄，那個不能寄，剩下的就沒什麽能寄的了，而且三天兩頭就來查，他們知道快遞公司在每個區都有網點，公司剛起步的時候真的很難。”
在2009年的新《郵政法》頒布之前，民營快遞公司的經營需要遵守1986年頒布的法律，其中一條明確規定：“信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質物品的寄遞業務由郵政企業專營”，當時的郵政企業指的正是EMS。
因此，當時，那些件量多的大公司都不信任熊林他們的民營快遞。熊林記得很清楚，在閔行開發區有一家“生產阿爾卑斯糖的公司每天都有兩打的檔案要寄”，熊林他們都很眼紅，想拿下這個大客戶，但談了很多次都談不下來。因為這家公司明確表態，不跟圓通這些民營快遞企業合作。
人們習慣於將早期快遞行業的發展階段稱為草莽期，一方面是因為包括創始人在內的從業者都出身草根，另一方面是因為行業內沒有成文的規定，民營快遞各自佔山為王，甚至有時候為了“山頭”大打出手。
在上海幹了兩年快遞之後，因為沒有承包到區域，熊林回家待了一陣子。2003年，一個朋友讓他去天津乾快遞，在那裡，他見識到了行業發展初期的一些刀光劍影，“那個時候亂的不得了，跟黑社會一樣”。
當時他朋友花了260萬承包了圓通天津地區的業務，當業務開展起來之後，本地的一些地頭蛇開始找上門，覺得他們搶了地盤，要求劃分利益，甚至差點爆發一場械鬥。
一天晚上，兩派的人坐在一個小房間裡開始談判，樓下停了十幾輛本地人的車，而熊林這些桐廬人也在另一個房間安排了30多個人，準備在談判破裂的時候大乾一場。多年之後，熊林仍清晰的記得那一晚緊張的氛圍，“心髒都快跳出來了”。所幸的是，最後雙方並沒有打起來。
無論是最早成立的申通，還是後來的圓通、韻達和中通，它們的創業過程中都有一些過程相似的崢嶸歲月，但也正是在他們的號召下，一批又一批的年輕人走出大山，闖蕩江湖，頑強立足，逆天改命。
“在桐廬，基本上所有40多歲的人都乾過快遞行業。全國大部分的快遞公司，只要是大城市，好地盤，肯定有我們桐廬人，只有偏僻一些的地方才會完全交給外地人乾，快遞行業基本掌握在桐廬人手裡。”對此，熊林頗為自豪。
從現在的業務量來看，來自於桐廬的“三通一達”已經佔據中國快遞行業的大半壁江山，而隨著這些公司的陸續上市，當初走出大山的桐廬人也都獲得了豐厚的回報，鍾山鄉也從當年桐廬最窮的鄉鎮搖身一變成為最富裕的地方。
談到這裡，熊林有些懊喪，他本有機會搭上快遞行業這列高速列車，完成對自己命運的改寫。2002年，他的親戚想讓他把閔行區下面的梅隴鎮承包下來，買斷經營權，他粗略計算一下，買車、買設備、租場地，起步資金需要30萬元。
“當時打死也想不到快遞行業會發展到今天這個程度，現在想想很後悔，當初沒有狠下心，不願意搞，心裡也沒底。那個時候，稍微有個穩定工作，工資一兩千的人，對這個行業根本不感興趣，殺他的頭他都不願意乾快遞，當時這個行業在別人眼裡就是旁門左道，如果那個片區我之前承包下來了，前期的虧損我扛住了，現在至少值上千萬。”熊林歎了口氣。
熊林說，現在桐廬的年輕人已經很少再去從事快遞行業了，一方面是因為投資網點的門檻從過去的幾十萬已經漲到現在的上百萬，另一方面是因為不少公司在桐廬開辦了工廠，有些年輕人也願意留下來，或者是去附近的杭州等地打工。
“我不羨慕白領”
經過20多年的摸爬滾打，民營快遞企業從EMS的圍剿中殺出了一條血路，早已今非昔比。2017年，中國快遞行業的收入達到4957億元，對GDP的貢獻率超過千分之六，大到中國經濟，小到人們的生活方式，都已經深深地刻上了快遞行業的烙印。
江湖已遠，各自安好。
周睿來自於河南，今年32歲，上個月剛入職位於上海虹口區的順豐營業點。在成為一名快遞員之前，他乾過廚師，進過工廠，開過飯館，賣過燒烤，送過外賣。如今，快遞員的工作讓他感到安穩，至少可以讓一家三口不用擔心吃穿。
“前兩年在崇明島賣燒烤，賺了錢在老婆老家買了一套房子，但是因為拆遷，後來就沒幹了。去年兒子出生，聽親戚說送外賣的時間比較靈活，就去杭州做美團了，因為是兼職，接不到好的訂單，一天收入也就一兩百塊錢，幹了不到4個月就沒做了，後來看到順豐招人，就進來了。”周睿告訴騰訊《棱鏡》。
周睿每個月有3500塊的房貸，母親身體不太好，前兩年又查出乳腺癌，每年需要複查；老婆的父母身體也不是太好，在老家還有地，沒人幫忙帶孩子，老婆只能不工作，“壓力挺大的”。
在他看來，順豐給的待遇不錯，轉正之前月薪6000，之後可以有提成，公司安排集體宿舍，每天有15塊錢餐補，有社保，工作節奏是每天早上7點半到達網點，開會之後開始分揀包裹，然後派送，中午可以休息1-2個小時，大概晚上8點鍾可以收工。
“以前乾廚師的時候，一個月可以拿七千塊錢，但是工作不穩定，想要當廚師長手下必須有人，技術再好也沒用。我現在的夢想是收入達到八千到一萬，難度不大，幹了五年十年的老員工基本上都能拿到這個數，如果有老員工調走或者離職，那麽可能會調新員工去負責，如果碰上每天可以發上百件的大客戶，那收入就更高了。”周睿說。
《2018快遞員群體洞察報告》顯示，對於快遞員的收入，此前經常見諸媒體的“月薪過萬”目前尚未成為普遍現象。但快遞員的工資主要由底薪加提成構成，平均工資在6200元左右。80%的快遞員工作會超過8小時，通過更多的送件，來提高工資收入。
對於這份工作，周睿還有自己的期待，“培訓的時候，老師說順豐的中層長官全部都是從一線業務員做起的，都是從基層提拔上來的，讓你聽起來覺得有盼頭，做順豐比做廚師更有前途一些。現在我都準備介紹親戚朋友來做，如果老爸不是年紀大了點，我都想讓他來做。”
雖然周睿只有高中畢業，但是他並不羨慕身邊那些讀了大學，坐在辦公室裡的白領。同學聚會的時候，他對於”快遞員“的身份也是直言不諱，“可能說出來不太好聽，人家會說你就是一個送快遞的，但我覺得挺好的，我沒覺得有什麽丟人的，從來沒有哪個職業是低賤的”。
周睿在上海有十幾個同學，有自己做生意的，也有坐辦公室的白領，他們的工資一萬上下，真正到手還不如周睿。“他們的公司不管吃，不管住，市區住不起，只能住到更遠的地方去，浪費在路上的時間就兩個多小時。我不抽煙，不喝酒，也不賭博，每個月賺7000，可以剩6000，他們一個月賺一萬，可能到手只剩下5000。”
城市新藍領崛起
藍領是一個起源於西方的概念，對其的普遍定義是，從事體力和技術勞動的工作者，特別指工作時間要求穿工作服的階層，他們一般拿“周薪”或“時薪”。在人們的印象中，藍領工人在中國的典型代表是製造業工廠裡的流水線工人，或者是建築工地上的工人，這也是人們對於第一代農民工的普遍印象。
然而，這樣的概念已經很難定義日益龐大的快遞員群體。根據前程無憂最近發布的白皮書，快遞員和房地產中介、行政文員、商務司機、門市店長等職業一道被劃為“新藍領”，他們大多從事城市服務業，掌握一定技能，工作時間長，強度大，收入差異大，在一些大城市，快遞員的月薪也可以破萬。
“在行業發展初期，它的勞動力構成比較複雜，有農民工，也有其他各行各業的人加入，隨著產業的更新，尤其是快遞行業的技術含量不斷增加，我們需要具備一定技能的員工來做收派員，他們需要學習使用巴槍（快遞業務手持采集終端設備,俗稱“巴槍”），熟悉電子面單。”順豐速運集團副總裁、人力資源總裁陳啟明告訴騰訊《棱鏡》。
《2018快遞員群體洞察報告》顯示，快遞員整體學歷水準以大專、高中、職高、職業學校畢業生為主。隨著隊伍的逐漸壯大，整體學歷水準伴隨穩步提升，大專以上學歷保持穩步增長。蘇寧物流數據顯示，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南京本科學歷快遞員的增長鋼彈92.53%。
從藍領到新藍領，雖然只有一字之差，背後折射的卻是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從過去的出口主導到現在的拉動內需，高等教育從精英化變成大眾化。“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城市服務業迅猛發展，因而出現如快遞物流、餐飲等一大批基層用工崗位，從側面折射出經濟結構持續優化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58英才研究院院長李妍告訴騰訊《棱鏡》。
而前述報告顯示，2016年至2018年，中國快遞員數量增長了50%，總數量已經突破300萬。
從收入來看，以快遞員為代表的新藍領階層絲毫並不遜色於傳統白領。根據前程無憂的白皮書，上海快遞員月薪的中位數已經達到8364元，低於置業顧問、課程顧問以及門市店長，但是要遠高於導購、行政文員以及在線客服等工作。
“在德邦，新人的收入在3000-5000元之間，入職後隨著服務意識增強和技能的提升，一般六個月後都可以拿到6000元—10000元的收入，一個月2萬的收入也不少見。”德邦快遞人力資源副總裁林志彬告訴騰訊《棱鏡》。
蘇寧物流數據顯示，2017年雙十一，無錫快遞員平均薪資超過1.1萬元，其中一名快遞員最高薪酬達到2萬元。
“勞動強度比較大的藍領階層，他們的收入高於普通白領已經是趨勢了，而且這種差距會越來越明顯，而且大家已經接受了這種變化。”前程無憂首席人力資源專家馮麗娟告訴騰訊《棱鏡》。
在陳啟明看來，藍領和白領在經濟收入的差別已經不明顯，差別在於未來的發展方向，藍領是以技能為導向，而白領是以管理為導向。
林志彬認為，近年來快遞員的社會認同感有明顯提高。在西方，藍領的社會地位並不比白領差，中國的快遞員，高效、勤懇、服務越來越好，伴隨服務業的發展並獲得有競爭力的薪酬，慢慢讓他們的價值得以體現。
但是，中國的快遞行業和國外不同的是，除了順豐和德邦這樣的直營公司，絕大部分民營快遞企業都是通過加盟製發展而來，管理松散、標準不統一，服務意識不強，工作強度大，流動性高，快遞員的職業認同感不強，這也是整個行業需要正視的問題。
在人口紅利消失的大背景之下，人力成本成為勞動密集型行業最大的挑戰。
對快遞公司來說，他們要做的，一方面是通過更新技術來提高效率，集中體現在轉運站中心的自動化和收派的效率，而有些公司還在研發無人機、無人車、無人配送機器人。但是對於快遞行業來說，最後一公里對於傳統勞動力的依賴，可能在短期之內還無法被機器人所取代，快遞員的需求仍然會不斷增加。
另一方面是通過系統的培訓和技術提高一線快遞員的效率，降低他們的工作強度，提升他們的忠誠度，減少流失率。
“每一個角色只是分工不同，分工的不同擔當的責任不同，但都是我們的員工，都應該去關注，去服務好。在未來的分工方面，藍領和白領之間的界限會越來越模糊，越來越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陳啟明說。
（文中熊林、周睿為化名）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