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法：用“漢隸十二品”重建經典在當今時代的書學意義

文/張法

“漢隸十二品”是漢隸經典化的新啟動。漢隸經典化，是在清代碑學基礎和當今書法現實的雙重背景下，對中國書法史的重寫，即進一步認識二王帖學之法與隸篆古法，以及二種法後面的中國書法整體的統一之法，具有重要意義。帖碑之別，乃筆帖之法與刀碑之法的區別，從刀碑之法進入後面的中國書法整體的統一之法，對當前中國書法和審美文化中的流俗傾向具有矯正作用。

“漢隸十二品”這一名稱的醞釀和提出，意味著開啟了漢隸經典化的新路。在當今的中國與世界，漢隸的經典化將會開拓一系列既與書法相關又超越書法的重大美學問題。

嚴格地講，提出將漢隸經典化，在清代碑學潮流的浪濤翻滾中就開始了，從翁方綱、朱彝尊到阮元、康有為，討論熱烈。但在清代的議論迭出中，一是何為漢隸的最優作品，未成共識；二是經典品數應為多少，也未總體提出。本來，在二王帖學佔據中國書法主流的1000多年後，篆隸的經典化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不妨以龍門魏碑的經典化過程做參照。乾隆年間提出龍門四品，到同治年間達到龍門十品，後定為二十品，後又歷百多年，二十品擴展到五十品、一百五十品，整個魏碑經典化和體系化的工作現代還在進行。經過這樣的比較，可以感受到，漢隸十二品所開啟的漢隸經典化進程，同樣會面臨不少的困難與艱辛比如這次提出的漢隸十二品：《史晨碑》《乙瑛碑》《禮器碑》《張遷碑》《曹全碑》《鮮於璜碑》《西狹頌摩崖》《石門頌摩崖》《華山廟碑》《衡方碑》《大開通褒斜道摩崖》《封龍山頌》，對於熟悉清代碑學歷史的學人來講，在選品上或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當然，由於古今方方面面的差異，不完全相合很正常。

在中國書法史上，漢隸的經典化，比魏碑的經典化，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如果說魏碑的經典化及其美學解釋對於南北朝時代的北碑南帖的書法具有重要意義；那麽，漢隸的經典化將改變中國書法史的整體面貌。中國書法，從甲骨文、金文、大小篆，通過漢隸，展開為楷、行、草。而南朝以來到唐宋，確立了二王和帖學正統地位，整個南朝隋唐宋元明清的書法史成為二王帖學的書法史。這樣的書法史產生了巨大成就，但也有自清代碑學以來就不斷被指出的固有局限。這就是從二王帖學而來的理論體系，其基本理論難以完全說明漢隸，更難以完全說明大小篆、金文、甲骨文。在中國書法史中，漢隸是從甲、金、篆到二王帖學轉變的中介，真正地理解了隸書與二王帖學的關係，對中國書法整體應當進行怎樣理解的玄奧之門，方可真正打開。

認識漢隸的工作，主要是由清代碑學發起和進行的，清代碑學對漢隸的發掘、梳理、評品、研究，做了很多基礎性和理論性的工作，清人的很多論點，都是現代論者的前提。然而，清人的基本思想與現代人是不一樣的。清人認為，真理為古代聖人所掌握，聖人的思想內蘊在六經四書之中，因此，只要用正確的方法識古字、讀古書，就可以獲得真理。可以說，清代的金石學、文字學、注疏工作，都圍繞著這一中心。而碑學在清代突然高揚，除書法自己的演進運行規律外，從古代文字中尋找真理，成為碑學興起的重大學術動因。唐宋以來從書法上要尋找的隸篆古意，在清代的意識形態中被神聖化了，並在這一過程中，推動了從尋隸篆古意到求隸篆古法的演進。總之，清代碑學的漢隸研究，以一種文化退化論為基礎，先分碑帖，進而尊碑貶帖或引碑入帖。現代以來，思想界的基本思維方式是發展論和進化論，現代學人對書法史的本體認知和思維方式，與清代學人有原則性的不同。因此，今天研究漢隸，認清我們與清人的歷史區別和理論原則區別，不但對更好地讀解清人的漢隸理論，在認知上是重要的，而且對於我們自己是在用一種什麽知識體系和思維方式去認識和研究漢隸，會有一種思想自覺。這對於應當怎樣進行漢隸經典化研究，以及在經典化之後如何展開，也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