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老子》到《道德經》

漢代對《老子》的改造

漢代曾對先秦典籍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改造，其中，對《老子》一書的改造就很典型。《老子》因為既有一些傳世的“古本”，又有新出土的帛書本和竹簡本，材料相當豐富。從各種本子的比較看，文字的不同是多方面的，而且不止一次地變來變去。其篇章、結構的變化也很明顯，可以斷言的是，傳世本《老子》的基本面貌，是在漢代定型的，《老子》書名變成《道德經》，也應該是在漢代。

《老子》文本究竟多少字，許多本子都不相同，有5000多的，也有4999的，除去“也”、“之”、“其”、“夫”等字有無之外，也有整句增減不同的，還有一些佚文，因而很難得出一個具體統一的數字。文句的不同，以帛書本和傳世本相比較，二者差異的文句達140多句（參見尹振環《帛書老子釋析》）。其中的確有一字之差導致文義迥異的情況，很難說哪些是《老子》本義，哪些經過了後人的篡改。這些不同可以比較出來，而不同的原因卻很值得研究。從帛書本到傳世本的比較看，文句的變化應該主要在漢代，因為漢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與王弼的《老子注》基本一致（當然這兩個本子本身在流傳過程中也多少有些變化）。漢代人對《老子》文句的改造，有無意的，也有有意而為的。當時的傳誦和抄寫並非那麽“規範”，多或者少個把“也”、“之”等虛詞、助詞本屬平常，錯誤或者增減一兩個字也在所難免，而有意改字或者增刪的情況則涉及到更改人的思想意圖，甚至與當時的時代思潮有一定關係，這在《河上注》與《想爾注》中有不少事例（許多研究均有指出，此不列舉）。

再說篇章結構，帛書本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與傳世本的順序剛好顛倒。西漢末年《老子指歸論》的順序與帛書相同，而東漢（至少是中後期）的《老子河上公章句》與傳世本相同，說明這個變化是在漢代完成的，其主要篇幅結構是在漢代定型的。至於《韓非子》的《解老》、《喻老》，新出土的郭店竹簡本的篇章，無論怎樣理解，都不但不會影響這個結論，相反卻更能證明漢代定型之說。

《老子》書名《道德經》，也是從漢代開始逐漸形成的。《老子》在漢代以前已經成書，帛書本、竹簡本《老子》的出土便是證明，漢初人稱之為《老子》，所以《史記》、《漢書》中普遍用的是“讀《老子》”、“問《老子》”、“好《老子》”、“通《老子》”等說法。從《漢書·藝文誌》著錄《老子鄰氏經傳》、《老子傅氏經說》、《老子徐氏經說》、《劉向說老子》四部書的情況來看，已有《老子》傳人尊之為經典。至於《太平禦覽》卷191引揚雄《蜀王本紀》所說“老子為關尹喜著《道德經》”一句，其可靠性有多大且不說，在時間上也已是西漢末年的事情了。到了東漢時期，分別有《道經》、《德經》之說，《想爾注》中已有記載，所以顏師古注《漢書》時廣泛使用了“《老子道經》之言”及其注文。從東漢到魏晉，隨著道教的形成和發展，《老子道德經》之書名也就形成了，這一變化無疑是漢代人所為。

漢代人對《老子》的創造性詮釋

對《老子》的詮釋，現在能見到的最明顯最早的是韓非子的《解老》、《喻老》。他是用講道理、引述事實的方法來進行詮釋和解說《老子》的，當然更主要的是為了表達他自己的思想。這種根據《老子》中某些文字來表達自己思想的方法在漢代得到廣泛運用，《淮南子》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據統計，81章《老子》有70章的文字被其明確引用過（參考蒙文通《老子徵文》），而其中的《道應訓》，完全是另一篇《解老》、《喻老》，全篇56段文字有53段的結語都是引用《老子》的文句，實際上也應該是一種形式的《老子》注。當然和儒家注解《五經》一樣，經、傳分開和章句形式的《老子》注都有，其詮釋的內容非常豐富，而且有很大的創造性，可以擇其要者舉證一二。

先看對“道論”的發揮。“道”是《老子》一書根本性的內容，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思想，確實是一種宇宙生成的思想。而究竟什麽是“道”，它如何創造天地萬物？《老子》雖有幾句高度概括的文字，卻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所以人們就可以、也需要“多為之辭，博為之說”。《淮南子》首篇《原道訓》就試圖給道作一番描述性的說明，同時指出其性質、作用及其對人世的意義等（文字較長，可參見該文）。嚴遵講《老子》之“指歸”，也作了較具體的解說。例如講道如何生萬物：“故諸有形之徒皆屬於物類。物有所宗，類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於氣，氣因於和，和因於神明，神明因於道德，道德因於自然：萬物以存。”把虛無之道如何生出實有之物，作了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略為具體的表述，加入了“神明”、“太和”、“氣”這樣一些概念，並且在各個地方反覆加以說明。《河上注》解釋《老子》“衝氣以為和”一句時說：“萬物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這些都成為後人理解“道化萬物”的依據。在漢代人的注釋中，對道的虛無、清靜、自然等基本特性，進行了很多闡述，並且都緊密聯繫社會、政治、人生，其中既有理論性的闡釋，如《老子指歸》中對“道化萬物”之反覆論述，又有具體的解說，如《河上注》之處處提醒。

再看漢代人的《老子注》，雖然都是圍繞“道論”展開的，但也有一些比較具體的內容，例如關於對仁義禮樂的態度、關於“無為”的理解等等，人們對《老子》本義的發揮，也是有所不同的。《老子》中是否反對“仁義”，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從《老子》本文較難看出其反對仁義，而通行本的“絕仁棄義”，在竹簡本中恰恰沒有，因此，這個問題眾說紛紜，長期未能取得定論。

漢代人作注，依據的本子不同，往往會引出不同的理解和發揮。例如，通行本57章有一句“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河上公本、帛書本以及竹簡本，均為“法物滋彰”，嚴遵就按照“罰峻刑嚴”的“法令”來發揮，而河上公則解釋說：“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饑寒並至，故盜賊多有也。”再如，“無以為”和“無不為”的不同，“有靜”與“不爭”的區別等等（參考《帛書老子釋析》），這些問題既關係到文本，也關係到如何理解和闡釋。而漢以後的人大多是按漢代人的定本和解釋來進行闡釋和發揮的。

漢代人“注老”和“解老”的意義

第一，漢代人“注老”、“解老”形成了“漢《老子》”，後世所見到的主要是“漢《老子》”，和其他先秦典籍一樣，傳世本是經過漢代人整理和改造的。其改造的痕跡比其他典籍更為清晰，除了有先秦的《韓非子》、《文子》以及其他黃老著作可作比較之外，新出土的帛書和竹簡《老子》以及其他道家文獻也是有力的實證。

第二，漢代人“注老”、“解老”，既有傳統思想作為依據，又受到時代思潮發展的影響。當時的道家傳統思想主要有兩個大的系統：一個是可以稱為“黃老之學”的系統；一個是以《莊子》為代表的莊學系統。漢注《老子》中保留了這兩種思想的痕跡，甚至有時明顯表現出雙方的某些矛盾，例如對待“仁義”的態度就是如此。個中情況十分明顯是受到當時的時代思潮的影響。漢初實行黃老政治，漢初《老子》實際上就是“黃老”的同義語；東漢普遍注重養生，《老子》的“長生久視”之道就得到大力的敷陳；道教產生之後，五千文成為其主要經典，《想爾注》便應運而生，在漢代人一般“道論”的基礎上，把“道”人格化和神格化，“一者道也”，“一散形為氣，聚形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的化身。

第三，漢代人所注《老子》及其闡釋，直接影響了後世各種思想理論的發展。此後的各種發揮，都是在漢代人闡釋的基礎上進行的。例如，魏晉玄學倡導虛無，王弼之注《老子》是其突出表現，他倡導“以無為本”，正是得到漢代人論述的啟發和影響。正如宋儒晁說之所說：“王弼《老子道德經二卷》真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從中也可看出，漢代人對《老子》的闡釋，的確有較大的創造性，從而對後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如需參與古籍相關交流，請回復【善本古籍】公眾號消息：群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