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斯科爾斯：比特幣沒有持有價值，希望AI不是救世主
澎湃新聞記者 周炎炎 來源：澎湃新聞
名家講堂現場。
5月24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倫·斯科爾斯（Myron Samuel Scholes）在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主辦的SAIF-CAFR名家講堂上表示，區塊鏈技術能極大減少交易結算成本，但是比特幣沒有持有的價值，更不要在加密貨幣上做期權產品。
斯科爾斯教授1983年開始在斯坦福大學執教至今。他被稱為現代期權奠基者，他與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共同分享了1997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兩位教授與已故經濟學家費希爾·布萊克（Fisher Black）教授在金融衍生產品定價理論及金融市場風險管理研究領域都作出了傑出貢獻及前沿性研究。
下文為澎湃新聞整理的斯科爾斯教授在演講和圓桌環節的觀點。
區塊鏈雖好，比特幣期權要不得
“請大家不要把期權和加密貨幣聯繫在一起，如果有一天大家發現存在比特幣期權的話，會歸責到我頭上。大家總說我是期權之父，我覺得風險太高，我對和加密貨幣相關的期權是反對的。”斯科爾斯教授在演講中直呼要與加密貨幣期權劃清“楚河漢界”。
作為已經上市比特幣期貨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曾經的顧問委員會成員，斯科爾斯教授指出，比特幣的價值波動得如此劇烈，它不是一種貨幣，因為它沒有持有的價值了。
“就相當於這一輛車的價格今天是10塊，明天就飆到200塊，所以作為一個貨幣，它沒有價值。”斯科爾斯表示，一些市場監管方也想限制這些加密貨幣的發展，“我感覺這些所謂的加密貨幣是不是全新的旁氏騙局，吸引人進來投資，結果價格上去了，新進來的人就等於是接盤了。”
至於會出現什麽樣的風險，斯科爾斯教授坦言，是欺詐，“現在ICO很多人的發行說明書其實就抄抄前人的，因為大家都看到了比特幣非常成功，就感覺我下一個貨幣也可以成功。但是就好像把一塊比特幣掰兩半，掰成更多塊進行投資，都期待它的價值能夠一飛衝天，但是我覺得這是對市場的負面的衝擊。”
斯科爾斯教授說，數字加密貨幣不是一種貨幣，而是一種非常昂貴的技術，必須要有人不斷挖礦。中國以前有很多人挖礦的，現在在冰島也有很多人在挖礦。還有很多的黑客黑進了比特幣的交易所，甚至是黑到了人們的電子貨幣錢包，損失可以高達上千萬美元，所以這不是小問題。
但對於區塊鏈技術，斯科爾斯教授是看好的。
他舉例稱，我們當前進行交易的清算，相當於買家和賣家的交易用一個快照的方式保留下來了，只能保存一幀的快照，現在通過區塊鏈要變成電影全部連接起來。這樣的話就可以減少很多的固定成本。因為現在有很多交易，其實都是一個交易序列中的，如果能用電腦來進行處理，有一個內部的驗證體系的話，那交易的清算、結算速度就會更快、更有效。
此外，這當中會涉及到政府和欺詐者之間的博弈，可以說區塊鏈是非常有價值的技術，可以幫助政府很好地解決欺詐的問題。
他認為，監管對區塊鏈的懷疑在於匿名性。我們現在有加密貨幣，這個加密貨幣可以對交易進行驗證。包括你也可以以區塊鏈的方式，在一個受信任的網絡去對交易進行驗證，而且是匿名進行驗證。然而中國政府比較反對的就是這個匿名性，如果可以秘密進行轉移，而不受政府監管，那麽監管部門就會比較擔憂。如果政府可以有一定的監管，知道在這個可信任的網絡裡可以發生什麽，那麽政府是願意見到這樣的技術發展的。
關注“尾部風險”
斯科爾斯教授表示，在金融系統中應該更加關注尾部風險，不要過於依賴過去的數據，而要抓大放小，多預測未來。
尾部風險，指不太可能發生但一旦發生則代價相當高的風險。
斯科爾斯教授表示，整個銀行界的風險控制系統其實都是去更多關注尾部風險，但是他個人提出的批判性的思考是，在做尾部風險分析當中，人們用的都是歷史的數據，並且過度依賴，而不是去進行未來的預測、預估，所以沒有辦法對尾部做出一個非常精準的預測，“這就相當於你開車的時候只看後照鏡開車，不看前方的路。”
“無論是巴菲特還是索羅斯，他們已經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投資者了，他們往往會關注這些尾部風險。而大部分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噪音上面，隻關注均值回報。”斯科爾斯教授稱。
希望AI不是救世主
對於人工智能，斯科爾斯教授坦言，“我希望AI不是我們的救世主”。
“如果AI什麽都做得來的話，我們就要遷移到別的星球去了，因為地球將會變成一個非常枯燥的地方。但是我們不覺得未來是非常枯燥的，這不是大自然創造我們的本意。”他表示。
斯科爾斯教授表示，未來的創新主要依靠數據創新的引擎來驅動。他認為，AI人工智能是需要算法和模型的，也需要輸入大量的數據，而且需要運算能力非常高的電腦。運作得越快，數據越扎實，就會越智能。這些都是工具，但是人工智能並不等於算法加數據加電腦，這當中很大的一個問題所在就是數據，因為現在這些大型公司所產生的資訊只有10%得到了保留，而且這些都是通用的數據，但是接下來這些數據需要個性化、定製化。
“阿爾法狗在圍棋中勝出還有既定規則可尋，但使用金融數據要進行動態的調整和數據的核準，我們收集的數據是源自歷史的，這是有時間序列的，但手頭所有的數據到底能不能很好地對未來做出預測，這方面我們需要精準分析。”斯科爾斯教授稱。
此外，還要嚴防欺詐者反向利用這些數據模型，而這些模型是有謬誤的，如果我們繼續堅持原有的模型不校準的話，競爭對手會抓住我們的錯誤。“你以為你有一個成功的模型，結果這個模型成了你的敵人，因為很多人識別出你的模型的錯誤，利用你的錯誤掙錢，這就是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 斯科爾斯教授說。
監管者和創新者永遠在兩個孤島上
斯科爾斯教授堅持認為監管永遠遲滯於創新。他表示，美國的摩根大通與中國的工商銀行現在所做的事情與十年前完全不同，而監管的職能沒有發生變化。各個金融機構本身都會受到約束，他們都是有壁壘的。但是如何在這個壁壘之間進行改變，去突破這些壁壘，這就是創新的來源。
斯科爾斯教授表示：“在美國也好，在中國也好，監管的一些措施想要的不是做得快，而是要做得慢，他們不想做獨特的事情，他們想做的是通用型的事情。這正好與我們的願望是相反的，我們希望靈活，可是這些規定希望的是不靈活，不變。所以我們全球社會必須要控制這些阻礙創新的力量，也就是那種阻礙創新的限制力量。雖然我們知道我們需要控制，我們需要監管，但是我們要劃一條線以便於它不阻礙創新。”
斯科爾斯教授形容監管者和企業裡的創新者“處在兩個孤島上”。如果監管過度的話就很難進行創新，監管就是獵人，創新就是農夫，兩者之間總是會有衝突。就像每一個父母在養孩子的時候都會回答這個問題，我得對孩子有多大的約束，另一方面又要給他們多大的自由度，整個社會對待創新的態度也該這樣。施加約束的話，成本會有哪些，代價是哪些，如果成本太高的話，創新就會在這些製約因素外面發生。
“如果你製止銀行做這件事情，那麽創新就在別的地方發生了。這個事情在中國已經發生過了，利率在中國很長時間是受到控制的，所以就出現了重量級影子銀行的活動。所以這個事情非常重要，如果對企業有過度製約，那就意味著某些人處於困境中無法冒險，無法把風險轉移給創新者，而創新者沒辦法創新，沒辦法為社會創造價值。”斯科爾斯教授表示。
責任編輯：何凱玲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