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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書》專題︱孟彥弘談《隋書》與快速崩潰的隋朝

孟彥弘(蔣立冬繪)

孟彥弘,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歷史文獻學、隋唐史、法制史等研究,著有《出土文獻與漢唐典製研究》等,與吳玉貴先生共同承擔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隋書》的點校修訂工作。

隋朝國祚短促,前後三十七年;如果從統一全國算起,則不過二十九年。隋朝為什麽會快速崩潰?唐人編《隋書》有沒有刻意貶低隋朝的形象?身負罵名的隋煬帝有沒有被“冤枉”?孟彥弘先生在訪談中介紹了他的看法。

《隋書》

(修訂本)

[唐]魏徵等撰

汪紹楹、陰法魯 點校

吳玉貴、孟彥弘 修訂

中華書局

2019年1月出版

六冊,3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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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彭珊珊

《隋書》被認為是唐代官修正史的代表作,“官修”是否影響史書的立場?

孟彥弘:從史學史的角度,不少人強調唐代“官修”史書的特點。不過,唐初修前代史,好幾種其實在隋代已經著手。且雖是官方組織,但有好幾種實質是私修,如南史、北史。不必過於強調唐初修史的“官修”這一點。

修史,跟做別的事不一樣,非得能看到相關檔案資料才行。以私人身份撰史,也得有條件接觸、收集原始材料才行。至於說到回護、避諱、誣妄等等,任何史書都會有。過去常有人從編纂學的角度,評論某部史書體例是不是完善、遣詞造句是不是簡潔等等。像劉知幾《史通》主要就是這樣來談的。這其實是為將來修撰史書服務的,是討論“編修學”。我們研究歷史,主要是將它當作材料來看,是從史料學的角度來看,是不是保存了更多、更原始的材料。主要是要關注史料的價值,對編撰技術並不太關注。況且,不管它編得好不好,我們都得用它,沒得挑、沒得選。說它修得好還是壞,實際沒大意義。現在學術界有不少學者關注“書寫”問題,這很有意思,對我們把握、理解史料很有幫助。但也並不是每部史書、每個部分都別有深意,不要“擴大化”。

《隋書》的史料來源,主要還是官方檔案。比如《孝義傳》中的人物,大多是下詔褒獎或“表其門閭”的,他們的孝義行為是上報過朝廷的。這個類傳,主要依據的就是上報朝廷的材料。比如《隱逸傳》中的《李士謙傳》,明確說鄉人“條其行狀”,上報給尚書省,請求給他諡號。他的傳,當然主要就是根據尚書省存的這份行狀了。

無論是官修還是私修,一部大書,總會有種種問題。有的問題,比如一個人立了兩個傳,這當然是工作疏忽;有的問題,卻未必是書成眾手、工作疏忽所致,比如紀與傳、傳與傳之間的牴牾。這主要是因為所依據的史料各不相同,即“史源”不同。比如我們將某人的傳與該人的碑或墓志相比對,一些經歷、行事就對不上。就好像有的領導幹部改年齡、改履歷,這必然造成同一個人的不同檔案,填寫的內容就不一樣。這不是編撰學的問題,是史料學的問題。

有些觀點認為,唐人編《隋書》有刻意貶低隋朝形象的嫌疑,您怎麽看?唐初修纂者在修《隋書》時有沒有面臨建立自身的合法性的問題?

孟彥弘:過去我也有過類似的想法,但近來細想,似乎又不盡然。魏晉幾百年,政權更迭十分頻繁,人們其實不太把政權更迭當回事,這跟明末完全不同。既然不當回事,所以也就沒必要刻意“抹黑”。

另外,官方修史,操作性要強,更難反映個體的意見,越是集體工作,就越難以完全實現“抹黑”之類的事情(局部的刪削、篡改是可能的)。《隋書》主要還是依據官府檔案加以編排,當然不排除對個別人、個別事,有特別留心,或者加一個比較特別的史臣的按語之類。

當時的人對所謂“合法性”或“正統”的問題,並不太重視。他們也講五德,也講天命,但總的來說,忠君、忠於一家一姓的觀念也不強烈,對“合法性”也沒有太多的強調。武則天移唐祚而立周,李唐又重建,易代之際,也沒有發生過大的政治動蕩、沒有進行過大的政治清洗。安史之亂中,對張巡死守睢陽,唐人也有不同看法。對出仕安史政權的李唐大臣的處置、對安史叛將的處理,都沒有上升到非人道的高度。同時,隋煬帝死在江都,越王侗在洛陽繼立,成為一個政治中心。李淵、李世民父子是從山西起兵,入關中,佔長安,也不需要特別證明自己的合法性。

唐初君臣反省:隋朝那麽富、那麽強,怎麽說垮就垮了?他們認為主要原因,是濫用民力、勞財傷民。但唐初史臣是不是刻意把隋煬帝的勞民傷敗、濫用民力,予以強化呢?也有可能。但這不是為了證明李唐合法化,這大概可以肯定。

《隋書》對所謂“合法性”沒有太多的強調,似乎並不需要把隋朝講得一團漆黑,李唐王朝才有改朝換代的“合法性”。《隋書》卷七十楊玄感李密傳之末,有很長的一段“史臣曰”,就是談煬帝的過失。對抗大唐的堯君素仍收入《隋書》卷七一的《誠節傳》,“史臣曰”還將他與獨孤盛、元文都、盧楚並列,說他們“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興”,“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但還是比“苟免之徒”要強。獨孤盛是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殺的,元文都、盧楚是在東都被王世充殺的,堯君素是對抗唐軍的,但唐初史臣卻把他們放到了維護楊隋王朝的同一撥人中。

人們不太把政權更迭當回事。比如李崇,聽到隋文帝控制了政權,將行禪代之事,說“合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複何面目處天地間乎!”想要呼應尉遲迥,但聽說控制並州的叔父李穆已經決定支持隋文帝,自己也就改變了主意,“亦歸心焉”。李安得知其叔父想要謀劃除掉隋文帝,於是告密,叔父一家被殺。隋文帝要封賞他,他婉辭,隋文帝也替他保密,沒有大肆宣揚他的“大義滅親”。宇文化及在江都發動政變,殺了隋煬帝,當時在江都的官員都到朝堂表示支持,惟獨許善心不去,他侄子騎馬去催他前往,勸他說:“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鹹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善心不肯隨去。他侄子哭著說:“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這跟後代,很不一樣。

對易代的反應特別大,大概是宋以後吧。特別是明末,表現得最激烈。但也主要是士大夫,特別是江南計程車大夫。這跟學校的普及、理學的傳播,特別是清軍的血腥高壓,大概都有些關係。普通老百姓大概比較漠然吧。誰坐天下,他們都是草民,都要納糧當差。

天下是一家一姓的天下,這個意識很強烈。比如隋文帝晚年,太子楊勇、蜀王楊秀被廢,高熲也被廢黜,大臣裴肅上書勸誡。隋文帝對楊素說:“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蜀王楊秀被征,裝病不來,源師勸楊秀從命,楊秀很生氣,說“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

隋文帝對自己利用禪讓的形式取周建隋,也覺得有種種偶然性。隋文帝要巡幸岐州,王誼就進諫,說:“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文帝說:“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為臣,或當恥愧。是行也,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這雖是句玩笑話,但說明隋文帝並沒有把他當皇帝、建立隋朝當成天命所歸。當時的人,也不覺得楊堅稱帝是天命所歸。宇文忻就對梁士彥說:“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是。”能支持楊堅稱帝,也能支持別人稱帝。

正因為這樣,隋文帝對功臣大開殺戒,手段有時也幾近下作。比如,聽說李徹有怨言,“上聞而召之,入臥內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鴆而卒”,下毒殺了他。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為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殺得連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對太子解釋說:“微劉昉、鄭譯及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眾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

《隋書》卷四十“史臣曰”,對高祖誅功臣,基本是各打五十板。“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

一般通史類著作對隋朝往往匆匆帶過,人們也習慣“隋唐”並稱,隋有沒有隱沒在唐的光環之下?

孟彥弘:隋朝是唐朝的一個過門,一個上橋的匝道。從歷史發展來看,我覺得從隋統一到唐武則天,應該歸為一個階段、一個時期。在我們看來,就是如何在政治上解決一個地方政權轉變為中央政權的問題。

577年,北周滅北齊,統一北方;589年,隋朝征服陳朝,統一了中國。統一後執政者采取高壓政治,並且有很強的地域歧視心態,行動上也確實有地域防範的舉措。比如隋煬帝一方面將政治中心往洛陽移,同時又環洛陽修了一圈溝塹。北周滅北齊、隋滅陳,是西北一隅的落後地區對先進地區的征服,同時也是一個實現從落後到先進的轉變過程。這兩個轉變,實際上要到武則天時期才算是完成了。所以,隋和唐前期同屬一個大的階段。學術界也沒有低估隋朝的歷史。

隋朝備受詬病的事件主要發生在隋煬帝身上:征高麗、開運河、多次巡遊、役民無度。但近些年學界似乎有一些“翻案”的聲音?學界對這些事件如何評價?

孟彥弘:隋朝一共才不到四十年,煬帝執政十三四年。他執政後期出現了全面的社會動蕩,主要原因確實是擾民、濫用民力。

他一上台就營建東都、顯仁宮,動用的勞力達百餘萬。開鑿運河、修直道、修長城、環東都掘塹,動員人力少者十數萬,多者幾十、上百萬。他執政的前半段,屢屢巡幸,一次有時要持續好幾個月、小半年。比如,他上台的第四年(607)四月至八月,沿黃河西岸,北上至榆林,入樓煩關,至太原,返東都。608年三月至八月,至五原,祠恆嶽,返東都。609年二月,自東都返京師。三月,巡行隴右,沿洮河西上,在今劉家峽附近渡黃河,至今青海樂都;經祁連,至張掖,九月入長安。十一月幸東都。他出巡,地方就得接待,所到之處,都要求當地官員豐盛接待,常常將自己認為接待得不隆重的官員加以懲處。比如,大業五年(609)征吐谷渾,民苦勞役,時任天水太守的乞伏慧“坐為道不整,獻食疏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發,乃釋,除名為民”。大業九年他到上谷,“以供費不給,上大怒,免太守虞荷等官”。

煬帝執政的後半段,612、613、614年,連續三年攻打高麗。動員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為了造船,民工長時間泡在水裡,腰以下都有生蛆的。

持續這麽做,老百姓負擔很重,過得很苦。這是激起民變的直接原因。《張須陀傳》稱:“會興遼東之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饑,谷米踴貴。”《楊善會傳》稱:“山東饑饉,百姓相聚為盜。”

有學者認為他開鑿運河、巡幸,是要改變此前的“關中本位政策”,並不是他個人追求享樂。我想,目的是一回事,結果又是另一回事。即使煬帝巡幸有他的政治目的,但客觀的結果,是老百姓負擔陡然加重,生活很困頓。無論他的目的是什麽,無論要體現怎樣的國家利益,事實上老百姓因此而過得很不好,甚至不得不鋌而走險,這總不能說是好事。運河開鑿,確實起到了便利運輸的作用,但在當時並不是只有這一項工程,而是有許多工程在做,是許多工程中的一項。把這項工程從許多工程中抽出來,談其價值和效果,就變成了只是對這項工程如何評價的問題。這能說明什麽呢?說明很有必要?很有價值?其實沒有人否定它的價值。

我們研究歷史的人,常常是從事後看,從國家利益來著眼,其實,我們還是要站在當時、普通人的立場來看。要以人為本。許倬雲說,二十世紀許多壞事,都是打著國家、民族的旗號乾的。他隻認兩頭,一頭是人類,一頭是個體。我很認同。我們確實要以人為本來看問題。同時,我們也要用監視者的立場來審視歷史,不能總是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場、站在朝廷的立場、站在某個民族某種文化的立場來看。這很容易變成國家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甚至種族主義者,這不好。

就隋煬帝個人來看,他確實是一個好虛榮、好顯擺的人,比如他很愛寫詩,寫得也不錯,但對寫得比他還好的人,就很煩。他好大喜功、喜歡粉飾太平。他覺得隋朝很厲害,要給人誇耀隋朝很富裕,營造四夷來朝的氣氛,讓裴矩在武威、張掖引誘西域胡人來中原。大業六年(610),“諸夷大獻方物。突厥啟民以下,皆國主親來朝賀。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內凡有奇伎,無不總萃。崇侈器玩,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罽絺繡。其營費巨億萬……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振古無比”,“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為神仙”。這個營造出來的盛世,是要花錢的。615年正月初一,周邊近三十個小國派使者來朝,有學者懷疑,這些其實並不都是使者,很可能是來隋朝做生意的商人裝扮的。

當然,隋煬帝對江南有好感,曾長期住在江都(今揚州)。他的這個態度,,是有益於削弱乃至打破關隴人對關東、江南的地域歧視的。但隋末的社會動蕩,並不是這個原因所導致的。

如何看待隋末出現的大動亂?這一時期的動亂在中國歷史上也頗具轉折意義,如果不是隋煬帝的個人作為所能解釋,還有哪些因素值得探討?

孟彥弘:秦吞並六國,西晉結束三國,隋統一中國,這三個結束分裂、實現統一的王朝,都很短命。宋以後,不存在“分裂—統一”這樣的問題。這是偶然的,還是有什麽更深層的原因呢?一個政權,怎麽才能穩定?從分裂到統一,是不是要有一個穩定期?這個危險期有多長?北周滅北齊、隋滅陳,對原北齊、陳,實行了高壓政策。史書上常說,這些地區原來的官員,很多“久不得調”。《顏氏家訓》裡說,自己不能決然引退,怕被人指為不合作。但蒙古人、滿清南下,都很殘酷,也沒有導致政權很快崩潰。前面已經提過,一個地方性的政權,隨著武力征服,變成了一個全國性的政權,如何完成這個轉變,確實是一個問題。所謂關隴集團、關中本位政策,也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談的。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有多種可能性,不是必然就要崩潰。事實上,唐朝建立伊始,也面臨著這個問題,但直到武則天時期,才算是完成了這個轉變。這大概需要一代人的時間。但隋朝的崩潰,主要還是濫用民力、民不聊生的問題。如果不是隋煬帝這樣一位胡折騰的君主,也許可以較為順利地完成這個轉變,至少不會導致社會的全面動蕩。在集權體制下,真是一人興邦、一人喪邦。特別是在一個社會轉型期,遇上這樣一位君主,真是一個悲劇。在這樣的體制下,也只能寄希望於出明君。這是無可奈何的。

唐初期,尤其是貞觀年間,君臣論治常常探討隋朝忽亡的歷史教訓。唐朝的開國君臣,是目睹了、經歷了隋朝末年的社會大動蕩,是眼看著一個強大的厲害的隋王朝,很快就走向了崩潰,而這個崩潰,並不是有實力的集團導致的。楊玄感起兵,很快就被鎮壓了。這個崩潰,是普通民眾的暴動導致的。所以李世民才會說,老百姓就是水,朝廷是船,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君臣論政,就是要以剛剛滅亡的隋朝為借鑒,不能犯隋朝那樣的錯誤。貞觀之治,並不是說唐初社會經濟有多好,社會有多富裕,而是認認真真地要以隋亡為鑒,愛惜民力,不折騰,休養生息,社會復甦。以隋亡為鑒,以人為本、愛惜民力,才是貞觀之治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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