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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奧古斯特:人與人之間的戲劇性,是我的興趣所在

比利·奧古斯特:1948年生,丹麥著名導演、編劇、製片人。1987年,他執導的劇情片《征服者佩爾》獲第41屆坎城電影節金棕櫚獎、第61屆奧斯卡金像獎。1992年,其執導的愛情片《善意的背叛》獲第45屆坎城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這也讓比利·奧古斯特由此成為坎城電影節史上第三個進入“雙金棕櫚俱樂部”的導演。

在不久前結束的北京國際電影節上,比利·奧古斯特的《幸運兒彼爾》獲得北京國際電影節天壇獎最佳影片。該片根據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丹麥作家亨瑞克·彭托皮丹的同名現實主義經典改編,描寫了一個純真的小鎮青年在新科學與舊倫理的矛盾中屢遭挫折的一生。

近日,由丹麥大使館與北京三裡屯CHAO聯手打造的“丹麥電影月”開啟,比利·奧古斯特應邀前來與影迷面對面,這也使我們有機會走近這位國際級大導演,聽他分享關於新作《幸運兒彼爾》的創造心路,和他對電影創作、代際關係、猶太族裔,以及前輩大師伯格曼的種種看法。

北青藝評:關於《幸運兒彼爾》,您為何要改編這樣一個故事?

比利·奧古斯特:《幸運兒彼爾》這個故事引發了我的強烈興趣,所以六年前我開始編寫這個劇本,並且決定把它拍出來。首先,我認為彼爾是一個很現代的角色,他以自我為中心,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也是這樣,如果你去看看社交媒體就會知道這一點,人們需要不斷通過獲得“點讚”來確認自己的存在。這裡面有一種共通性。其次,他的青年時代讓我想起了我自身的經歷,想起了我嚴厲的父親。和主人公彼爾相似,離開家庭、建立自己的生活對我來說也具有重要意義。最後,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棒的愛情故事,其中的很多細節都有著人性的溫度。

北青藝評:所以這是一個關於現在而並非是過去的電影?

比利·奧古斯特:我從未想過要拍攝一部“古裝作品”,對我來說,拍電影更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彼爾的性格,他和周圍人的關係,其實都是非常現代的。

北青藝評:雖然這麽說,但您的很多電影似乎都發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為何會偏愛這段時間?

比利·奧古斯特:這真的是個巧合。《征服者佩爾》確實也是發生在這段時間,也改編自一部小說。我個人很喜歡體量大的史詩電影,而世紀之交的這段時間,人們恰好也熱衷於書寫大體量的史詩小說。如果說《征服者佩爾》和《幸運兒彼爾》有什麽聯繫,只能說兩部電影都與父子之情有關,而它們又是截然相反的。

北青藝評:您的另一部金棕櫚影片《善意的背叛》也在描繪兩代人的關係,兩部電影有些許相似。

比利·奧古斯特:是的。總體上講,人與人之間總有著最大的戲劇性,這是我的興趣所在。我曾經收到過好萊塢的邀約,讓我去拍攝大型的動作電影,但我真的看不到其中有任何讓我感興趣的東西,這種戲劇性情節只在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中才能體現出來。

北青藝評:我注意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片中的猶太人家族雖然非常富有,但似乎並沒有受到尊重,他們的社會地位到底是怎樣的?

比利·奧古斯特:出於某些原因,丹麥的猶太人一直沒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我想這是因為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中,他們只能從事商業交換,而從沒有被真正接納過。其中一些變得很富有,就像片中的那個家族一樣,但他們又普遍將自己從社會中孤立出來,我認為這也是他們保護自己的一種方式。

我的剪輯助理曾經給我講過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她說前蘇聯解體之後,很多猶太人前往美國或者以色列,她的父母當時就去了美國。一個星期之內,他們就拿到了綠卡,找到了房子和工作,因為所有當地的猶太人都在幫助他們。我想無論是中國還是丹麥,人與人之間都沒有這麽強烈的紐帶關係,這就是他們的特點,他們會彼此扶持。

北青藝評:《幸運兒彼爾》中的演員都非常出色地探究了人性的幽微,您是如何進行選角的?

比利·奧古斯特:當我們有錢來拍這部電影時,製作人告訴我說,選你認為正確的人選,不要在乎明星什麽的。所以,我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很大規模的遴選。彼爾和雅科博(即男女主角)的扮演者受過良好的表演訓練,但並沒有什麽名氣,畢竟這個世界上演員太多了。如果你去洛杉磯,你會發現就連服務生都是演員。我很高興能和他們進行合作,與他們一起探尋角色本身,而不用在乎其他事情。

北青藝評:除了劇場版之外,《幸運兒彼爾》還有一個電視版,這二者之間有何區別?是出於什麽樣的考慮?

比利·奧古斯特:這兩個版本我都很喜歡,不過電視版更長,有四個小時。我們必須要製作這個版本,只有這樣才能找到投資。不過,我從一開始就知道會有這種情況,所以從頭開始就準備了兩個不同的劇本,清楚哪一場將隻出現在劇場版裡,哪裡隻出現在電視劇中。也正因如此,有些場景可能要拍攝兩遍。電影和電視劇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媒介,後者有其自身獨有的特點,每一集都有其弧線和戲劇性,我們需要明白如何結構它,否則就會變成流水账。

北青藝評:北歐很多導演似乎都會為一部作品拍攝或剪輯兩個版本,這是一種製片傳統嗎?

比利·奧古斯特:對我們來說主要是為了錢。這種體量的電影是很難找到投資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國家電視台出資,單獨拍攝劇情片是行不通的。而且由於這是一個純粹的丹麥故事,我們也並沒有去其他國家尋找過經費。

北青藝評:我個人很好奇您與伯格曼的關係,他也是您的作品《善意的背叛》的編劇,您二人是如何就這部影片進行合作的?

比利·奧古斯特:我有一個好朋友,他給我打電話的時候總是跟我開玩笑說,“你好,我是英格瑪·伯格曼”。結果有一天,我還以為是我的那個朋友開玩笑,但這回是真的英格瑪·伯格曼了。他對我說:“我寫了一個關於我父母的劇本,你的《征服者佩爾》我看過五遍,我想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不想再執導這部電影了。”

我當時很害怕自己會處在英格瑪的陰影裡,但還是去見了他。他對我說:“我拍過不下五十部電影,知道導演意圖的完整性多麽重要。劇本在這裡,你是導演,我絕不會干涉。”而他確實沒有干涉——除了女主角是他的選擇之外,而這個人後來也成了我的妻子(笑)。

我和英格瑪兩人一起在法羅島上工作了兩個月,主要是梳理劇本內容,互相給出想法。之後,我們總是在一點鍾的時候通電話,他很準時,說一點就一點。

我認為英格瑪·伯格曼是唯一能夠將現實和夢境完美融合的人,而他的方法一點也不複雜,簡單至極。這一點我非常欽佩。

北青藝評:您是否有新的電影拍攝計劃?

比利·奧古斯特:有一些,其中一個就在中國。我沒法向你透露更多,但我們很快就會知道了。

文 | 圓首的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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