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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文化工程,為何竟然被日本人完成?

2531幅高清圖片,120萬字專業解說,跨越14省曾經的古建文物風貌……很難想象,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竟出自近70年前兩位日本學者之手,這就是12卷本的《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名勝古跡圖集》(原名《支那文化史跡》,1975年再版時改稱《中國文化史跡》)。

這套書的價值在於:

首先,保留了大量中國古建築、古雕塑等的圖像資料,其中許多已消失,本書為修補工作提供了重要佐證。

其次,較完整呈現了中國古代建築、雕塑等方面的藝術成就,在同類著作中,本書製作最精、收羅最全。

其三,本書作者關野貞、常盤大定等都是著名學者,常年在中國實地考察,其研究方法、學術見解乃至敬業精神,值得後人學習。

《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名勝古跡圖集》呈現的雖是過去,卻指向未來。因為這裡有我們的“文化江山”,面對“何以中國”“何以中國人”之問,只有回到過去,才能得到解答。中國屬於愛它的歷史與文化,並從中獲得歸屬感的人們。如果不知道雲岡石窟,不曾為盧舍那大佛那迷人的微笑感動,不了解這片土地上,前輩曾創造過怎樣的輝煌……我們該如何獲得身份認同感,又如何為這一身份而感到驕傲呢?

認同始於了解之同情,並以敬畏的方式呈現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名勝古跡圖集》堪稱是現代國民的一堂必修課。

然而,《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名勝古跡圖集》中文版的出版卻經歷一番波折,因擔心經濟效益不足等原因,本書譯本曾被束之高閣近10年,直到2015年,中國畫報出版社接手,後推出其典藏版,今年,又推出了它的精裝版。

對於這套書的出版,著名學者樓宇烈先生稱讚說:“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關鍵是實現文化複興,而文獻的整理特別是早期影像資料的發掘整理尤為重要……斥資出版這一皇皇巨著,誠可謂功德無量。”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珍重自己的記憶,方能繼往開來。為此,特專訪了《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名勝古跡圖集》的主編張明傑先生。

大多數日本旅華遊記未能出版

問:您為何關注起當年日本人的旅華遊記?

張明傑:我主要關注日本近代與中國有關的書籍資料,特別是明治維新以後,正是在這一階段,中日兩國拉開了距離。

明治維新以後,有多少日本人來過中國?他們到過那些地方?做了些什麽?留下了什麽記錄?在日本產生過什麽影響……這些問題始終讓我感興趣。在國內時,也看過一些日本人寫的中國遊記,如岡千仞的《觀光紀遊》、芥川龍之介的《中國遊記》等。可我到日本後,發現這方面的資料異常豐富,絕大多數還沒介紹到國內,便刻意收集、整理這方面資料。目前我收集或過目的遊記資料,其數量在學界恐是首屈一指的。

日本確實是一個很善於記錄的民族,無論去哪兒,都有寫日記的習慣,他們來中國,留下很多記錄。在日本,除了正式出版的近代旅華遊記,還有一些手稿,此外還有許多遊記分散發表在各種報刊雜誌中,加起來數量相當大。這些資料在國內很少能看到。

從明治維新到1945年,日本人的旅華遊記,正式出版的大概在400種以上,但目前譯成中文的恐怕還不足20%。

十餘年前,經朋友介紹,在中華書局出版了一些,即“近代日本人中國遊記”叢書,為學界此領域的譯介和研究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算是點了把火。

問:在這些遊記中,能看到什麽不同的東西?

張明傑:通過這些遊記,當然可以看到許多過去看不到的側面,在學術上很有價值。

比如剛才提到的漢學家岡千仞,他在中法戰爭時期來華遊歷,著有《觀光紀遊》,其中與李鴻章、盛宣懷、王韜、俞樾、文廷式等眾多官紳名流往來筆談,從中既能窺知當時中國官民對待中法戰爭的態度,又可了解知識階層的思想狀況。

再如山本梅崖,他也是一位漢學者,他在甲午戰爭後來中國,時間是1897年,他從北京一直旅行到上海,見到了羅振玉、汪康年、梁啟超,還有張謇等人,通過筆談,大致了解到戊戌變法前夜中國思想界的動向。

對日本當年的野心,國人毫無提防

問:當時日本人為什麽這麽熱衷到中國來做調查?

張明傑: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其中很大一個原因是日本文化深受中國文化影響。要做日本文化研究,必然要先搞清它的源頭。去日本奈良參觀,就會發現,那裡的一些雕塑很像中國隋唐時期的作品。法隆寺的建築結構,也明顯受中國影響。

另外,日本學者來中國做調查,也是為了在國際漢學研究領域趕超歐美。近代早期西方人士的來華探險活動、敦煌經卷文書的流失等,都給日本學界以很大刺激。

還有就是與日本的對外擴張政策有關。受此國策影響,日本人積極投身到中國調查活動中來,調查形式和內容也多種多樣,包括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

明治維新後,中國曾被日本視為假想敵國,除軍方派遣的諜報人員之外,來華調查的日本人中也不乏刺探情報者,甚至連內藤湖南這樣的著名學者也充當過這類角色。

從軍人的來華遊記,比如海軍軍官曾根俊虎的《北中國紀行》《清國漫遊志》等可以看到,當時中國對日本幾乎沒有提防。曾根俊虎到天津,把大沽炮台附近偵察得一清二楚,他看到有民工運送砂石,就知道哪裡正在新建炮台。當時日本人到中國來做偵探,只需目測,或使用很簡單的測試儀,就能畫出地圖來,甚至將炮台的情況都畫出來。事後驗證,這些地圖還比較準確。

可以說,對當時中國的情況,日本人做了非常徹底、詳細的調查。

不應忽視明治維新的另一面

問:中日歷史上曾長期友好往來,為何明治維新後,日本竟以中國為假想敵?

張明傑:這恐怕是日本國策使然。當然,早期也受西方列強的刺激。可以看一下《1862年上海日記》。1862年,日本派出官方商船“千歲丸”來中國上海,名義上是為貿易而來,實則考察了解中國國情。這是自1854年實施開國政策以來,日本幕府首次向中國派遣官船。

同船來的50餘位日本人中,包括高杉晉作等維新志士,他們考察了當時上海的社會狀況,尤其是看到西洋人趾高氣揚,中國人反被奴役的情景後,深受刺激。並從中得出值得警醒的結論:如果日本不能從清國很好地吸取教訓,日本很可能會成為第二個清朝,遭受西方列強的蹂躪。

明治維新對日本近代化的貢獻毋庸多言,但對我們中國而言,明治維新還有另一面,即在“中日提攜”等口號與各種目的的興亞思潮泛濫的背後,軍方及政府對華采取的則是實實在在的行動,即有組織、有計劃的軍事偵探和戰爭準備。

明治政府成立後,一方面試圖修改與歐美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另一方面,又為歐美列強闖入中國並獲得諸多權益所刺激,將擴張的矛頭指向中國。從1873年始,便定期向中國大陸及香港派遣軍事間諜。從明治維新到甲午開戰的短短20多年時間中,日本早已形成舉國體制,自上而下,以各種形式開展對華諜報活動和實地調查。明治維新的擴張本質,曾深刻影響的中國的命運,也值得我們當下深入思考。

編這套書是為了完成多年來的一個心願

問:您是如何關注到《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名勝古跡圖集》這套書的呢?

張明傑:我剛到日本就開始關注這套書了。在搜集日本人旅華遊記時,只要涉華,各領域的書我都要看一看,所以也關注了當年日本人在中國進行的學術調查。發現《支那文化史跡》(即《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名勝古跡圖集》,關野貞、常盤大定合著)極有價值,影響也非常深遠,日本學界至今還在利用書中的一些內容。反倒是在中國,很多人不知道這套書,近幾年才引起人們注意。

中國近代學科的導入和建構起步較晚,初期只能向日本學習。回頭來看,今天我們使用的許多學術概念都來自日本,在不同專業中,都存在這樣的情況。所以,把日本近代早期的中國學術文獻,包括涉華學術調查介紹到中國來,是我多年來的一個心願。

中華書局的那套近代日本人中國遊記叢書進入出版階段,我就開始策劃另一套書,即“中國藝文圖志”叢書,主要是日本建築、考古、宗教、美術等領域的頂級學者,如伊東忠太、鳥居龍藏、關野貞、常盤大定、大村西崖等,當年到中國考察後留下的學術著作或圖錄。他們的記錄非常詳細,還拍攝了大量照片,製作了不少碑碣拓片等。雖然他們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客觀上,也替我們保留了許多文化記憶,從這一點看,我覺得這些書的價值都非常大。現出版的《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名勝古跡圖集》只是“中國藝文圖志”叢書中的一種。

關野貞、常盤大定當年為編好這套書,多次來中國實地考察,收集了大量一手資料,照片拍得也特別清晰,為我們留下了清末民初時期中國各地的文化勝跡,尤其是古建築、碑石雕刻等。受後來多次戰爭、運動等影響,許多遺跡如今已面目全非,甚至不少已蕩然無存,書中這些照片就變得非常珍貴。

日本學者當年在學術方法上更領先

問:這些文物都在中國,為什麽當時中國學者不去研究,反而是日本學者能拿出一流成果呢?

張明傑:當時中國連年戰亂,政局不穩,我們的學者多是根據文獻,居家做學問,很少去一線進行學術調查。包括梁思成先生,初期也是如此,他在講授《中國雕塑史》時,用的多是海外的圖片和資料。

此外,日本是亞洲最早引進西方近代學科的,東京大學創立(1877年)不久,便請來蘭克學派的學者利斯傳授史學和史學方法,所以後來那珂通世寫出了《支那通史》,桑原騭藏編出了《中等東洋史》等。當初我國學堂用的歷史教科書都是日本人編的,有的直接翻印,有的翻譯過來,作為教材。包括最早的中國文學史,應該是古城貞吉編寫的《支那文學史》,初版於1897年。可以說,近代我們的諸多學科都是借助日本這個渠道,憑借日本人的著述而建構起來的。

當時我感到很奇怪,既然當初中國學科建設以日本為源頭,可相關著述在中國為什麽沒有翻譯呢?我本不是學歷史的,也不是搞美術的,雖有疑惑,卻也不敢輕易動手去翻譯。後來我也問了很多人,大家多回答,因為懂日語的不太懂專業,懂專業的不太懂日語。簡單來說,還是學科壁壘在作祟。

在讀圖和解圖上,我們與世界有差距

問:《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名勝古跡圖集》有非常多的圖片,我們的研究似乎不太注重圖片,為什麽?

張明傑:我發現,在我們的某些歷史研究中,演繹成分太多了,事實上,有時一張照片就能解決很多問題。清末民初時,日本人來到中國,開展實地調查,拍攝了很多照片。近代早期就有一些日本人來到京滬等城市開設了照相館,也留下大量珍貴圖片。比如1897年,日本人山本讃七郎在北京開了山本照相館(日本在京的第一家照相館),除人物肖像之外,還拍了很多北京及其周邊名勝古跡的照片。

當時日本很注意收集中國資料,還給各地編地方志。以北京的地方志編寫為例,自明代《順天府志》後,長期中斷,可日本明治時期,委託正在京師大學堂任教的服部宇之吉編成《北京志》,裡面有很多照片,拍得非常好。除《北京志》外,日本人還編了《天津志》《武漢志》等,裡面的照片都很好。

多年來,國內經常有人去日本買古書,他們認為這個很重要,卻很少有人關注日本早期涉華照片。後來,老照片在拍賣公司不斷被拍出高價,一些人紛紛去日本搶購,那是為了商業利益。

我想說的是,我們對歷史圖像的重視遠遠不夠。1949年後的教育,在學生的解圖能力、讀圖能力培養上,相對於西方國家,我覺得是比較弱的。

文/唐山

張明傑: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主要是中日近代文學比較和以遊記為主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出版的主要譯著有:桑原騭藏著《考史遊記》(中華書局《近代日本人中國遊記叢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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