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局外人》到《鼠疫》：記住，就不失為一種反抗

希臘神話裡，眾神為了懲罰西西弗，叫他將一塊巨石推向山頂。因為太重，巨石從山頂滾落，西西弗就得重新將它推上去，日複一日，年複一年，西西弗的生命全部耗費在巨石上。眾神認為，再也沒有比這種無望的勞動更殘酷的懲罰了。

世人多對西西弗抱以同情，聲討眾神的冷血。這種情感的潛意識裡，有道德的自覺，有對苦難的哀憐，當弱者和強者對立起來，我們情願跟弱者站在一起。阿爾貝·加繆卻看到了西西弗與我們之間超出情感的關聯。在自己的著作《西西弗神話》裡，他作了這樣的對比：“假如他（西西弗）每走一步都有成功的希望支持著，那他的苦難又從何談起呢？當今的工人一輩子天天做同樣的活計，其命運不失為荒誕。”

這樣看來，西西弗成了我們的化身，他在無限的生命裡做著無用功，我們在有限的生命裡重複大抵相同的動作，區別在於，西西弗意識到命運的荒誕後，沒有逃避，以遵從作為反抗，我們未必可以。也由此，西西弗成為加繆筆下的荒誕英雄：“他確信一切人事皆有人的根源，就像渴望光明並知道黑夜無盡頭的盲人永遠在前進。岩石照舊滾動。”這其中有西西弗對眾神的藐視，對死亡的仇恨，還有加繆的荒誕哲學中最重要的激情。

需要指出的是，荒誕並不是加繆對人生予以否定的悲觀看法，而是個體與世界共存時的常態，用他的話來說：“荒誕不在於人，也不在於世界，而在於兩者的共同存在。眼下，荒誕是統合兩者的唯一聯繫。”所以，當西西弗遭遇巨石、當工人或者別的什麽人面對重複的日常，荒誕就開始了。

加繆的處女作《局外人》，可以看身為常人的你我，在最終的醒悟後成為西西弗的過程。

小說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默爾索的小職員，故事開頭，他收到母親去世的消息。在葬禮期間，默爾索沒有流淚，沒有瞻仰母親的遺容，也記不得母親多少歲。葬禮結束後，默爾索覺得，“這又是一個忙忙亂亂的星期天，媽媽已經下葬入土，而我明天又該上班了，生活仍是老樣子，沒有任何變化。”

這種對母親的死看起來漠不關心的態度，是默爾索精神與生活狀態的寫照之一。隨著小說繼續進行，默爾索將自己“局外人”的身份逐漸展現出來，老闆打算派駐他去外地工作時，他覺得可有可無；情人瑪麗問他是否想結婚時，他回答結不結都可以，如果要結的話就結。默爾索對自身生活的“旁觀”都建立在這樣的看法之上：“人們永遠也無法改變生活，什麽樣的生活都差不多，而我在這裡的生活並不使我厭煩。”

這是默爾索還未成為西西弗的時候，也可以看作他成為西西弗邁出的第一步，首先認出那塊巨石就是自己正在經歷的生活，只是他並沒有選擇一次又一次推動它。仿佛精神超出了身體，默爾索只是站在一旁，任由巨石碾過肉身。

轉折點來自一次意外，默爾索在海灘上誤殺了一個阿拉伯人，被投進監獄。當默爾索被帶上法庭接受審判時，站在台下的是一個沉默、自知、因意外成為罪犯的青年，台上是緊握權力和法律的審判者們，在這種對立的關係裡，加繆所說的荒誕開始上演。

檢察官對默爾索的指控超出了案件本身，他在默爾索的日常生活中尋找“破綻”，默爾索在母親葬禮上沒有流淚、默哀，在葬禮第二天后和情人瑪麗約會、看電影等等，都成了他被指控的罪名，最終讓他成為檢察官和眾人眼裡道德敗壞、無視社會法制、沒有絲毫人性的罪人。“在這張臉孔上，我除了看見有殘忍外，別無任何其他的東西。”檢察官這樣評論默爾索。

在這些莫須有的指控面前，默爾索隱約覺得自己有罪，但他並沒有機會講出來，人們在完全撇開他的情況下進行這場判決。默爾索身為局外人的身份再次披露，只不過這次是被動的，這樣的被動裡，一個對自己命運擁有掌控權的人無法為自己辯解，只能看著他人對自己的生活被隨意歪曲。加繆所要表現的正是這種矛盾，他無意批判默爾索，也沒有指責審判者，默爾索的軟弱與漠視，審判者以正義和道德為名的越界，在他看來都是現實自然組成的一部分。他感興趣的是，這種遭遇產生的矛盾，會激發默爾索反抗的激情，還是繼續讓自己被審判者所象徵的世界壓倒。而無論是哪種結果，荒誕都是不可避免的，反抗時，默爾索成為向西西弗一樣的荒誕英雄；順從時，他便被荒誕吞噬。

默爾索的反抗來得太晚。在被判決死刑、即將行刑的前夜，神父來到默爾索面前，想讓他皈依上帝，寬恕他的罪過。

加繆

“得不到滿足的真實性。荒誕人堅決不要說教。”加繆在《西西弗神話》裡寫道。默爾索對神父的咄咄逼人終於感到厭倦，甚至激憤，“好像我身上有什麽東西爆裂開來，我扯著嗓子直嚷，我叫他不要為我祈禱，我抓住他長袍的領子，把我內心深處的喜怒哀樂猛地一股腦兒傾倒在他頭上。”

這是默爾索臨終前的覺醒時刻，也是反抗時刻。就像他在海灘上向亮出尖刀的阿拉伯人開槍一樣，因為反抗，所以感到幸福。加繆在此為默爾索寫下了近兩頁的內心獨白，對自己荒誕生活的第一次完整的審視後，默爾索感到兩手空空的自己對生命有了把握，他理解了母親的死，也做好準備迎接自己的死——

現在我面對著這個充滿了星光與默示的夜，第一次向這個冷漠的世界敞開了我的心扉。我體驗到這個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愛融洽，覺得自己過去曾經是幸福的，現在仍然是幸福的。為了善始善終，功德圓滿，為了不感到自己屬於另類，我期望處決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來看熱鬧，他們都向我發出仇恨的叫喊聲。

在最終時刻成為向命運反抗的西西弗，對默爾索來說這一刻既來得晚，也來得恰到好處。1940年寫完《局外人》後，加繆在1941年完成了《西西弗神話》，西西弗以完全的反抗者形象出現在書裡，他身上那份推動巨石的激情中，多少有一部分來自死去的默爾索。1946年，在完成的《鼠疫》裡，加繆塑造了一群積極對抗命運的人，如同地獄之中的西西弗和默爾索重回人間，前來“教人以否定神祇舉起巨石的至高無上的忠誠”。

小說《鼠疫》以編年史展開，作家“我”以“局外人”的視角嘗試客觀公正地記錄194x年發生在法國小城的鼠疫災難，主要人物有醫生裡厄、本地公務員格朗、來自外地的記者朗貝爾和一位名為塔魯的外地人。

從鼠疫爆發之際，醫生裡厄始終站在前線，他是小說中第一個西西弗式的人物，在他的引導下，原本唯唯諾諾、藏著小心思和小幻想的公務員格朗加入進來，一開始只想著逃出城與妻子相見的記者朗貝爾也選擇留下來。塔魯則是小說中較為神秘的人物，鼠疫爆發前，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和目的，他像是一位無所事事的觀光客，鼠疫爆發後，他主動向防疫力量不足的當局提出組建防疫志願組織。

在主題和情節上，《鼠疫》有一些和《局外人》呼應的地方。被投入監獄的默爾索斷了和外界的聯繫，依靠過往的記憶度日。因鼠疫困在城內的市民們面臨著跟默爾索相似的處境，“他們感受著所有囚犯、所有放逐犯的深切痛苦，這種痛苦就是生活在毫無益處的記憶之中”。從一個人到一座城，加繆在《鼠疫》中想考驗的，大概是作為龐大的生命聚合體的城市能否經受住這樣的考驗。

另一處呼應在於塔魯。在與裡厄醫生交談中，塔魯說出了自己如何在父親主導的庭審現場，看到默爾索被判處死刑。默爾索的死讓塔魯明白自己一直都是精神上的鼠疫患者，他曾經的漠視讚成、促成了許多人的死，這些人的死和默爾索的死一樣，原本都有著正確的動機和原則。可以說塔魯就是重生的默爾索，借著默爾索的死迎來醒悟時刻，也決定全心全意與鼠疫鬥爭。

好像壓在世人頭頂的巨石憑空消失，這場漫長的鼠疫在來年突然消退，城市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得到勝利，代價卻是西西弗們將承載更加沉重的苦難，吞下所有苦果，在鼠疫消退時，塔魯倒下了。當記錄者的視線從城市的街道、房屋收縮到塔魯的病床時，這種視線的轉變因屋外為勝利的歡呼變得凝重，“霍亂已不在這個城市的上空興風作浪了，但卻在這個房間沉悶的空氣裡輕輕地噓噓作響”。

默爾索站在法庭，承受審判者施加給自己額外的罪名。裡厄站在窗前，聽著這個與自己共同經歷過鼠疫的城市慶祝歡呼，卻無人跟他一起分擔塔魯死去的傷痛。被過度關照的和被完全漠視的，到底哪一個更荒誕？《鼠疫》的結局裡，不再全是西西弗式的激情，荒誕英雄背對世人留下困惑和悲情，裡厄知道自己再也無法獲得安寧。

或許，英雄只想、也只能成為自己人生的英雄，英雄能為世人做到的始終是“教人以否定神祇舉起巨石的至高無上的忠誠”。像塔魯從默爾索的死中獲得反抗的信念，前提是找到他、看到他、不遺余力地記住他，就不失為一種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