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與明朝的商稅收入為什麽差距那麽大？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的商稅務

宋代是一個重商的時代。宋王朝為什麽重商？從官府的立場來看，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可以徵收到誘人的商稅。與農業稅相比，工商稅課利更厚，征稅成本更低。

宋政府在京師設有都商稅院，在各州縣均設立了商稅務：“凡州縣皆置務，關鎮或有焉，大則專置官監臨（景德二年詔：諸路商稅年額及三萬貫以上，審官院選親民官臨蒞）；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也就是說，一個縣至少有一個商稅務。

再據台灣學者雷家聖博士的統計，熙寧十年（1077）之前，全國官設商稅務多達1846處，酒務1861處，坑冶場務271處。 另據大陸學者苗書梅教授的統計，熙寧十年前有官設稅務1857處，熙寧十年時增至2011 處，元豐年間宋朝境內置有1235個縣，平均每縣有1.6 處商稅務。還有大量場務通過“買撲”承包給了私人，尚未計算在內。

明代是一個輕商、賤商的時代，國家將賦稅的重心是田賦與力役，對商稅、禁榷收入、金融收益都不怎麽重視。

儘管朱元璋也在各州縣設立稅課司局，徵收商稅，但明代稅課司局的數目遠少於宋朝商稅務，據《明史?食貨志》，“稅課司局，京城諸門及各府州縣市集多有之，凡四百餘所，其後以次裁並十之七。”而宋代的商稅務多達1800多處。

明代稅課司局的課利額也很不成氣候，洪武十三年（1380），吏部奏：“稅課司局歲收額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處，宜罷之。”也就是說，明王朝設立的400多所稅課司局中，有364所的年征稅額居然不及500石米（從中我們還可以發現，明初商稅也是徵收實物）。按明初兩浙及京畿官田以銀折收稅糧的官定標準，“銀每兩準米二石” ，500石米約可折銀1000兩，折錢1000貫。在宋代，年課利額1000貫以下的商稅務，屬於微小型場務，通常是承包給私人的：“許人認定年額買撲，更不差官監管” 。

晚明之前，明王朝的商稅總額也是微不足道的，“弘治時，商稅課鈔，共四千六百一十八萬九千貫”，聽起來似乎是一個大數目，但弘治年間大明寶鈔已經嚴重貶值，“每鈔一貫折收銀三厘，是四千六百餘萬貫以銀計之，不過一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兩有奇耳”。全國一年的商稅收入，不足13萬兩白銀。

宋代呢？“至道中，歲入稅課錢四百萬貫；天禧末，增八百四萬貫”；“皇祐中，歲課緡錢七百八十六萬三千九百”，北宋天禧之後，商稅年額大約為800萬貫，是明初商稅總額的60倍（按銀一兩折錢一貫計算）。熙寧十年（1077），華亭縣轄下的青龍鎮，商稅收入為1.5萬貫，相當於明初全國商稅總額的十分之一強。這裡的商稅，指商稅務對市場商品徵收的“過稅”與“住稅”，並未包括茶鹽酒的禁榷稅與市舶收入，據李華瑞先生統計，宋代單酒稅（含專營收入）方面的收入，就常年保持在每年1200萬貫以上。

宋明商稅收入反差這麽大，是因為宋朝商稅率太高而明朝商稅率超低嗎？原因當然不可能這麽簡單。宋代“過稅”的稅率為2%，“住稅”為3%，合計5%；明代商稅率為“三十稅一”，只是略低於宋朝。在實際的征稅過程中，宋明兩朝都存在橫征暴斂的問題，但橫征暴斂解釋不了宋明商稅的60倍反差。只能說，明前期的商業極為凋敝。

不過沒關係，明王朝的稅基是田賦。據黃仁宇統計，1502年（弘治十五年），田賦正額為16799341石糧；1570—1590年期間（隆慶—萬歷年間），鈔關稅、商稅、蕃船抽分、房地契稅、竹木抽分、礦銀、漁課等收入，合計943000兩銀；役與土貢折色1687000兩銀。 工商稅在國家稅收中的比重，不足5%。而在宋代，來自工商稅與禁榷方面的收入，貢獻了70%以上的財政歲入。

清代的財政收入結構要比明王朝更“現代”一點。晚清之前，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由田賦、鹽稅、關稅（鹽、關稅均為工商稅）三大塊組成，其中田賦在三大稅種中的比重佔70%以上，鹽稅與關稅之和，尚不到30%；晚清時開始加征厘金，工商稅的比重逐漸上升，至1911年（宣統三年），厘金、鹽稅、關稅三者的比重已佔國家財政收入的70%以上，田賦的比重下降至30%以下。正好恢復到宋朝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