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用物資頻頻告急，奮戰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一線的醫務人員，他們在經歷怎樣的生活？
他們中，有人被確診感染後寫下了遺書，有人在床邊崩潰大哭，有人被家屬奉勸不要去一線……當醫護人員被感染變成患者時，他們會和普通武漢市民一樣恐懼、脆弱、不知明天將如何到來；但當懷抱著“救死扶傷”這個神聖的使命時，又總是重拾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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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
39歲的劉麗萍是武漢市某二甲醫院的主治醫生。2020年1月21日，她和丈夫孩子回老家宜昌看望長輩。第二天，她收到通知說即日起醫護人員不得離開武漢。當天她趕回武漢並開始發燒。她知道自己大概率是被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了。
1月23日，武漢宣布封城。這天，劉麗萍開始寫遺書。此時她的孩子開始有發燒症狀，因此在遺書的開頭她先向家人表達了愧疚之情。接著，她說，媽媽雖然不能陪著你長大，但媽媽會一直愛你。而後，她到醫院排隊做CT檢查，雙肺呈毛玻璃狀病灶。沒有核酸檢測名額，她獨自在家居家隔離。此時，她的醫生身份讓位於了一個普通武漢市民的身份：恐懼、脆弱、不知明天將如何到來。
恐懼也是羅琴得知自己被感染後的第一反應。“腦子已經木掉了，那一瞬間自己有點不能接受。”羅琴是和劉麗萍同家醫院的醫師，2003年起就在目前的科室工作。1月21日下午5點，CT顯示她的雙肺呈現斑片造影。1月23日，核酸檢測為陽性，她被確診。她很忐忑。17號收治重症病人後，她很警惕地讓丈夫、孩子搬到了公婆家，不過那幾天，她和同事同吃同住，沒有任何隔離措施。之後密切接觸的同事陸續做了CT檢查，均沒有異常。由於病毒有潛伏期，此時其實依然無法判定同事們的安全，但羅琴說：“現在大家都在一線上，沒辦法下來。”
對於該醫院的很多醫護人員而言，參與這次疫情防控是一次臨危受命。1月21日，該醫院被武漢市衛健委定為發熱患者定點診療醫院之一，並接受武漢一家三甲醫院定點支援。
該院59歲的門診護士方麗娟回憶說當時發熱門診每天都有一千多個病人，她為他們分診、測量體溫、送到醫生辦公室。走完這個流程得二十多分鐘，而她當時只有醫用外科口罩，沒有護目鏡。1月30日，方麗娟被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目前她正與同院另一名感染護士住在同一病房接受治療。
▲一線醫護人員。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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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
居家隔離的一周，劉麗萍根據自己的醫學知識給自己吃藥。孩子燒退了，丈夫又開始發燒。劉麗萍本是個積極樂觀的人，可那段時間她精神接近崩潰。她天天失眠，不開電視、不看手機，每天睜著眼睛看天花板，甚至打過心理求助熱線尋求幫助。
1月30日，服用完阿奇霉素和奧司他韋兩種藥後，她感覺腦袋一崩，之後就失去了意識。不知過了多久她才醒過來，全身無力地在地板上躺了一個多小時後，她向院方發出了求救信號。她被帶到醫院，兩次核酸檢測都為陽性後，她被確診。此時床位已相當緊張，必須等有人出院才有空缺。
劉麗萍是在給病人做檢查時被感染的。當時醫院收了幾個直接住進ICU的重症患者，為了解病人情況，劉麗萍須到病人床邊做檢查。雖然當時官方宣稱新型冠狀病毒不會人傳人，但一線的醫生早就發現了問題。劉麗萍有做防護的意識，但她沒有設備。“去的時候我心裡就有數了，但沒有辦法，病人來了你不能不管。”因病人體重較大不易操作，她近距離接觸了病人的身體。“你在這個崗位上，你不去誰去啊？”
幾乎所有接受採訪的被感染醫護人員都知道他們是與病毒正面交鋒的人。門診護士方麗娟說四個給發熱病人測體溫的護士有兩個被感染，而在用壓舌板為病人檢查咽喉情況時，病人呼出來的氣體會直接噴在護士的臉上。
這種可見的危險讓羅琴的丈夫徐樹很擔心。徐樹是武漢某高校老師，有不少高中同學在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以下簡稱同濟醫院）和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以下簡稱協和醫院）工作。根據同學們反饋的一線情況，他一度想讓體質較差的妻子打退堂鼓。“哪怕不要這份工作了也無所謂。”他說。但隨著疫情發展，他意識到這是當時武漢所有醫院和所有醫護人員都必須要面臨的危險時，他沒有再勸妻子。
妻子被感染時，徐樹正好在閱讀2003年非典型肺炎時期的報導。他想到了最壞的結局。2003年時很多醫護工作者被感染、被隔離，直到去世都沒再與親人相見。徐樹決定暫時不告訴羅琴的父母。
羅琴是1月17日被感染的。那天值班時，她接待了三個確診病人。其中有一個呼吸衰竭，進來就被判定為病危，抽完血後羅琴和家屬談了話並參加了院裡的會診。她原本下午五點就應該下班，但那天直到九點多才忙完。她很累，直接住在了醫院。
▲確診那天，同事給羅琴送去的牛肉粉。受訪者供圖
羅琴所在的科室，因為科室性質，醫護人員的防護意識比其它科室稍強些，接診時她穿了兩層隔離衣、戴了N95口罩和帽子。她的疏漏發生在和家屬談話時。當時人們對病毒潛伏期的感染能力知之甚少。
1月19日，羅琴開始頭疼、腹瀉、食欲不振。由於這不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感染者的典型症狀，她沒將自己的病症同肺炎聯繫起來。19日她排夜班，下午她就在病房點滴，晚上正常工作。當天晚上她又收治了三個發熱病人，其中一個後來轉診。在醫院工作十七年，她從沒遇到這麽忙的情況。
21日下午，羅琴依然沒有出現呼吸道問題，不過頭疼加劇了。科室裡有四十年臨床經驗的老主任建議她做個CT，羅琴很猶豫。她體質較差，有輕微的重症肌無力。那段時間不明肺炎很多，雖然CT室在每個病人走後都會做一小時的消毒，但在沒有完備的防護設備的情況下，醫護人員並不願意去。1月21日開始，她獨自住院。1月25日她第一次複查CT，從一樓走到二樓時感到氣促、心慌、胸悶。2月2日下午四點，兩次核酸檢驗都是陰性後，羅琴出院回家。保險起見，丈夫和孩子依然住在公婆家，她獨自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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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
“其它疾病你都知道怎麽治，但這個真的太未知了。”談起拍完CT沒做核酸測試、無法確診因而無法住院的那一周時，劉麗萍說。2月2日，羅琴出院的那天，劉麗萍獲得了一張床位。
回到熟悉的環境，她的安全感增強了不少。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發燒、咳嗽、胸痛、腹瀉這些症狀都有所緩解，食欲也正在恢復。另一個好消息是丈夫退燒了。雖然目前他仍在家中自我隔離，但至少沒有生命危險。重懷希望的劉麗萍刪掉了絕望時留下的遺書。
她現在比較擔心的是科室另一位高燒不退的男同事。他不久前才做了心髒支架手術，仍在恢復期，也因為重症病人做檢查而被感染。她說現在醫護人員被感染的情況很嚴重，因為超負荷工作，他們的免疫力也在下降。在醫院，劉麗萍時常能見到一些生命的逝去。病人去世後，她得到床邊為之做心電圖以證明其死亡。世事無常是她很早就認清的事。“能健康地活著太不容易了。原來自己可能很看重的一些事，在生死面前都不算什麽。”
劉麗萍2005年畢業於武漢大學醫學院，次年開始在醫院工作。談及當初為何選擇做醫生時，她說：“醫生能救死扶傷，是很神聖的事。”
這也是羅琴行醫17年的理念。她說自己從不收紅包、從不求感激，只因“這是我的職責，我只是在做我應該做的事”。這幾年醫患關係緊張，她時常覺得傷心，但每次得到病人的信任時，她又覺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義。
出院後，羅琴一直在幫醫院聯繫海外捐助物資，經常忙到深夜。從一線“病退”至二線後，羅琴一直在考慮如何幫助同事。她超負荷工作的同事曾因壓力太大到她病床前大哭。“現在有很多很多的病人，但醫院的救治力量、醫療資源就這麽多，他們住不進來，心裡就真的特別難過。”羅琴哽咽著說她的很多同事都是24小時上班，“大家都想快一點，搶時間”。
▲一線醫護人員。受訪者供圖
據羅琴了解，目前該醫院的物資依然十分緊缺。醫護人員上午開始工作後，要一直等做完全部事情才出病區，因為中途一旦外出，防護服就須換掉、N95口罩就沒用了。由於缺乏口罩，現在很多醫生都是不符合防護標準的口罩和外科醫用口罩疊加使用。在病床上時，羅琴就曾在校友群幫助協調物資，甚至請做生意的親戚幫忙捐贈。她曾聯繫到廣西一家願意將物資直接捐贈到一線的公司，對方在馬來西亞買到一個貨櫃的N95口罩，結果馬來西亞的賣方一聽到是運到中國的就毀約了。後來這家公司又重新尋找貨源，捐贈了270件防護衣，第二批物資60箱防護衣也將上路。
現在，羅琴最早期的頭痛、腹瀉症狀早已消失，不過依然氣短。她谘詢了呼吸科主任，對方說肺部還需時間修複，眼下能做的只有等待。她擔心自己是假陰性，打算過幾天再做次檢查——她已迫不及待重回崗位，而上前線的前提是她已確定痊愈、確定不會感染別人。
這一次，徐樹決定支持她。他說妻子恢復後一定會去工作，他能做的就是幫她“穩定後方”。比如照顧兩歲多的孩子，比如說服希望女兒多休息的嶽父嶽母，比如貢獻出自己的圖書館账號供妻子查閱與呼吸系統相關的醫學知識。
1月25日，字節跳動向中國紅十字基金會捐贈2億設立醫務保障基金後不久，徐樹加入了“幫醫護人員做點什麽”的行動中。迄今為止，他已為醫院十多位被感染的醫護人員提交了資助申請。他坦承：“之前都想打退堂鼓，但真到了這份上，我們都還有熱血去做點事。”
（文中醫務工作者均為“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字節跳動醫務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受助人。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均為化名。
2020年1月25日，今日頭條、抖音、西瓜視頻母公司字節跳動向中國紅十字基金會捐贈2億元人民幣，設立“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字節跳動醫務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為抗擊疫情一線醫務工作者提供保障。
截至2月12日，全國已經有209位疫情防控一線醫務工作者獲得資助。其中204位因抗擊疫情而不幸感染的一線醫務人員，每人獲資助10萬元；5位因抗擊疫情而不幸殉職的一線醫務人員，每個家庭獲資助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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