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關於當前經濟發展中的內循環的三點思考

　　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賈康

　　我們如認清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這樣的歷史唯物論原理的話，就要保持我們內循環為主而雙循環相互促進發展的戰略耐心和戰略定力，去全力追求和平崛起。

　　大家好！剛才蘇寧行長已經就“內循環”發表了非常好的意見，我以研究者定位，再談一些自己初步的思索和形成的看法，題目也是咱們這次會議邀請時的命題作文，就是關於當前經濟發展中“內循環”的幾個問題。我想從三個視角上談一下，分別是內循環提出的背景，它的學理邏輯和它與外循環的關係。

　　首先是第一個方面。各方現在熱議的內循環，中央的表述是內循環為主，內外循環相互促進。這樣一個指導方針提出的背景，可以從三個層次來加以勾畫。

　　第一層，就是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下行它表現出的整個過程中，其成因可以認為是三重因素的疊加。首先是2010年，當年報出的中國年度經濟增長速度是10.6%，在成功抵禦世界金融危機以後，再現了前面幾十年間如果算總账9.8%（四舍五入就是兩位數增長）這種高速增長特徵，但是那一年度接近年尾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地認為必須犧牲一些速度，提出了“穩”字當頭、穩中求進這樣帶有哲理意味的指導方針，要往下尋求一個軟著陸以後的中高速的高質量發展，以後又明確地表述為“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這個階段轉換，我們從研究的角度可以特別強調一下，它是在中國成為中等收入經濟體（2010年的時候人均國民收入四千美元，坐穩了中等收入經濟體這把交椅）之後，和其他的中等收入經濟體告別經濟起飛階段的粗放高速發展特徵大同小異的一個階段轉換。中國也必然經歷這樣一個轉換。

　　那麽往下的速度調整不能一低再低，中央的意圖後來以權威人士的名義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就是要完成一個L型的轉換，大寫的L這一豎往下走，走到一定的時候一定要拐出它的尾巴，形成一個以結構優化支撐的中高速的時間盡可能長的運行平台。這重因素它的演變，是在2010-2012年兩年間，我們的增長速度迅速回落到了8%以下，然後又經過三年回落到了7%以下。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長達12個季度，中國經濟其實是在一個6.7-6.9%很窄的GDP增速區間裡波動，已經有了L型轉換可以確認的基本狀態了。但是這後面緊跟著發生的，是不期而至的2018年一季度以後的貿易戰，當然也知道，現在這個所謂貿易戰是美國變為朝野空前一致要打壓中國，全面遏製中國，其實已經升級為科技戰、外交戰、金融戰，以及人文交流方面的一些不友好的、甚至是對抗的舉措，還有人們有些時候議論的可能“擦槍走火”的局部熱戰。這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就是使原來的6.7%的底線再次被擊穿，到了2019年年底，季度的速度是6.0%，全年的速度只有6.1%了。再往後，就是今年突發的新冠疫情，使我們經濟增速在一季度一落千丈，幾十年從來沒有出現過的-6.8%，二季度已經回調到1-6月總計是-1.6%，估計三四季度一定能夠把今年的增速扳到正值上。但是這個經濟的下行在三重因素疊加了以後，帶來的情況是市場預期不好，現實生活中間很多矛盾進一步凸顯，困難重重，大家都有感受。

　　這一層現象的後面，跟著我們就要說第二層：要做一個帶有前瞻性的分析，就是中央已經指出的，現在碰到的一些主要問題都有中長期特徵，當下這個形勢的複雜和嚴峻的特點聯繫到中長期“持久戰”的考慮，也可以做一個簡要的前瞻：如果從時間維度考察，我們繼續引領新常態顯然是個中長期的問題，我認為還要經過6-10年的努力，使我們的國民經濟以比6%的重心還要低一些的中高速狀態完成L型的轉換，依靠這個中高速的高質量發展平台，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國成為高收入經濟體，這是一個中長期的戰略性的任務；而貿易戰既然已經到來，那麽也必然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中長期過程，我們需要在一系列複雜的挑戰性問題的處理中，力求和美國方面鬥而不破，延續中國的和平發展和和平崛起的過程，這裡面的問題的複雜性也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說到戰勝新冠肺炎疫情，未來的前景也還有明顯的不確定性。我們雖然本土最嚴重的衝擊——短期衝擊特徵的這樣一段已經過去了，但是基於全球態勢和病毒演變大概率的考慮，對疫情抗禦的工作需要常態化，使經濟社會生活在很有可能的中長期與新冠病毒共存過程中，實現對疫情的有效控制、收斂和最終將它消滅。所以，把這些合在一起，所謂形勢的複雜嚴峻性質，是要看到中長期準備打“持久戰”。

　　那麽第三層，要說到在面臨中長期考驗我們的巨大的不確定性面前，我們怎麽把握好我們可選擇、應當正確把握的確定性？中央有一個基本判斷，領導人和有關部門也在不斷重申，就是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變。我們理解，這個方面客觀的條件，是說中國在幾十年的發展之後，國力明顯提升了，但是在國際地位上仍然是一個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新興市場經濟體，我們的工業化、城鎮化往前看，還有相當可觀的空間需要進一步完成。這個欠發達的二元經濟基本特徵在中國到底怎麽樣把它最後消除，還要經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既表達了我們的不足、我們整個發展離現代化的差距，同時也意味著我們還有非常可觀的成長性，我們的工業化和城鎮化伴隨在一起，相對高速的、可以處理為超常規發展態勢的這樣一個發展進程，至少經過努力以後，要體現在我們“新的兩步走”、一步一步往前推的整個推進現代化過程中。當然，我們也需要動態優化現代化的戰略策略的組合。那麽在利用中國自己的成長性，把握好我們的韌性、回旋余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用現代國家治理的制度創新帶出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和整個全要素生產率發展潛力的實現這個過程中，最值得我們把握住的，是自己可以挑選、可以做出正確選擇的確定性的因素：堅定不移地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在改革深水區攻堅克難，啃硬骨頭來解放生產力；而且要堅定不移地繼續擁抱全球化，化解那些逆全球化的不利影響。這是我所談的中央提出內循環為主新發展格局我認為必須涉及到的背景因素。

　　第二個相關方面的問題就是對內循環的學理邏輯怎麽理解，要講三點。

　　第一，內循環為主與穩中求進，擴大內需的方針是一脈相承的。2010年提出“穩中求進”一直到現在，年年如此在強調，這個過程中“擴大內需”也耳熟能詳，大家都接受了。這個擴大內需我的理解，它是從我們已經形成具有規模特徵的大市場這樣一個基本國情出發，考慮到在經濟低迷的運行過程中，我們有可能也應該利用一系列的政策組合手段，調動內部需求而得到有效供給對它的回應。其實在經濟學的解釋上來說，擴大內需以後，就是使形成以供給的有效性這種狀態來回應需求的一種循環，而現在直接把它表述在“內循環”上，實際上是把原來所說的這個循環裡面基於本土的這一部分更強調了，而有了這樣一種合乎邏輯的認識和表述的延伸。擴大內需以後，首先形成的是本土上我們的市場潛力所支持的對於需求的有效供給的回應。當然，內需得到有效供給的回應，也必然伴隨著我們堅定不移推進開放所帶來的外部的回應。中國以後彌合二元經濟的過程，就是一輪一輪的擴大建成區，接納從農村進入城鎮區域的我們所稱原來的農村人口，一輪一輪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升級換代，一輪一輪的產業結構優化互動和產業升級，一輪一輪的人力資本培育，不斷釋放巨量的需求而得到本土和外部的所有可能的有效供給的回應，來支撐這個經濟循環。那麽在這樣的一個表述上，本來這個經濟的供需互動的“循環”，是經濟生活的一種自然機理，現在無非是在表述上，把它更明確地表達在文字上。

　　第二，我想強調的學理邏輯就是，內循環為主是對我國本土雄厚市場潛力的釋放更為倚重的一個認識框架。我們現在也有必要更多依靠我們自己已經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形成的市場潛力這個客觀條件，來進一步“做好自己的事情”。，這合乎改革開放解放生產力發展壯大起來這個過程中間，我們動力體系升級的順序和利用客觀的支持條件這樣一種通盤考慮。當年王建同志提國際大循環，那個時候的基本情況是國內的市場發育還非常初步，我們自己內循環這方面可以調動的潛力是比較有限的，那麽先兩頭在外，什麽“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不僅是帶來了生意可做，而且帶來了的是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和商品經濟的意識，也培育了本土的原始積累過程。現在已經是今非昔比，我們有了非常可觀的市場發育——當然還要進一步完善它，但是畢竟有了這樣一個在繼續維護國際大循環的同時，把內循環作為主體的可依靠的這樣一個基本盤這樣一個客觀條件，這時候雙循環還是相互促進的，但是合乎邏輯的是，國際大循環的分量要調減，內循環的份量要提升。

　　再有第三，我覺得在學理邏輯上可以說清楚，內循環為主體現了更好把握防風險、穩增長、追求升級發展主動權的這種戰略思維。我們做好自己的事情，當然就要考量一下這個主動權怎麽更好地把握在我們這個主體的手中。我們相對有把握去調控的一些內部因素，是首選，利用我們內循環為主的這樣一個經濟運行，加上雙循環和它們的相互促進，當然是一個升級了的更明確表述的戰略指導方針下的這樣一個新發展格局。

　　如果說把前面所談的這兩個層次——背景和學理邏輯放在一起，我覺得無非是使我們可以更清楚地認知“內循環為主”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下面還有第三個方面，談一下怎麽認識內循環與外循環的關係。中央強調是相互促進的，我們可以認為就是相得益彰的，這是一個完整的框架，即講內循環的時候不要忘了外循環。但是內循環為主，它也確有這方面非常明確的份量上不一樣的把握，有結構特徵的把握。而且，這種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雙循環，是應該放在改革開放求發展的系統工程之內來理解的。在這個問題上我也談三點。

　　第一點，注重內循環為主決不意味著重回閉關鎖國，而是追求在堅定不移擴大開放的道路上，更有風險耐受力的行穩致遠。前面所講的，也是在論述我們怎麽樣更好地掌握主動權而追求行穩致遠。

　　第二點，注重內循環為主，是以供給側改革為主線，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過程中間尋求高質量發展的動力體系升級，需要外循環對深化改革的進一步催化和倒逼。這也是這幾年中央特別看重的新舊動力轉換裡的一個命題。這個動力體系的升級，離不開繼續以全面的開放來催化和倒逼改革在深水區的攻堅克難。在很多討論場合大家並不諱言：改革到了深水區以後步履維艱，文件非常多，多到甚至讀不過來，但真正的攻堅克難，往往在這方面我們還並沒有取得中央所說的決定性的成果，而開放它客觀上就是在催化和倒逼改革。中央如此看重自貿區概念，要求多輪複製，那麽就是要進一步擁抱全球化，以開放促改革，現在還有帶有示範效應的粵港澳大灣區和在海南要打造全球最大體量的自由貿易港這樣的戰略舉措，都有這個戰略意圖。

　　第三點，注重內循環為主是堅定不移追求中國產業結構狀態和國民經濟綜合水準上台階的升級版發展。這離不開繼續以全面開放對接全球“合作競爭”的市場檢驗和內與外相互的造就。在中美關係劍拔弩張的氛圍裡，我注意到最近一段時間外交口的表態口徑歸於高度一致，從楊潔篪國務委員的文章到王毅外長所講的清單、決不脫鉤，到很有水準的前副外長傅瑩的文章，還有現任副外長樂玉成的發言，以及我們很有水準的崔天凱大使的發言，等等，特別強調了“和平競爭”。我們不否認有競爭，其中中國也一定會守住底線，但是我們決不脫鉤，我們要堅持和平發展，相信中美兩國人民友誼有光明的前景，等等。這就很接近當年周恩來總理參加萬隆會議、日內瓦會議等的那種外交風范了。裡面內涵的，就是我們認同在全球市場上競爭不可避免，但是可以和平進行。這個在學理上講，一方面中國的發展是有益於全球的，我們在全球經濟增量中的貢獻這幾年越來越顯著，而且2020年一定是位居頭籌；另外一方面，中國加入外部國際競爭的“與狼共舞”，中國才可能完成從所謂低端的草食動物到食物鏈（咱們可比喻全球分工裡的價值鏈）高端的肉食動物的轉變。前些年大家已得認同的加入WTO以後，中國不是什麽農業全軍覆滅，汽車行業全軍覆滅，而是得到了很好的“與狼共舞”以後的發展，這個道理仍然存在。中國這麽走，才能現代化。這兩方面的相輔相成，是供給側創新帶來的共贏境界，及打造領導人所說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機遇。中國應該在這種以改革開放實現發展硬道理的過程中間，一步一步去實現自己的和平崛起。所以，一句話，上述這些分析認識，可以落腳於以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實現中國現代化這個戰略命題。

　　我前幾天又看了很有影響的投資家李錄先生的一本書《文明、現代化、價值投資與中國》（是咱們中信出版集團推出的），他的認識框架中提出所謂3.0文明，是把工業革命以後一直到信息革命都稱為這個時代，他說這個時代有個鐵律，就是主導國際市場的趨勢，是大家都主動或者被動地加入最大的市場，最後會演變成為唯一的市場。這在冷戰結束以後，已成為擺在全世界面前的現實。雖然現在美國想在這個市場裡“去中國化”，但它談何容易？我們都知道歷史唯物論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就是決定人際關係，我們現在中美和全世界共享一個產業鏈，這個實際上已經別無選擇的唯一的市場，也就是我們要擁抱的全球化。不開放不加入，便是會走向落伍、走向落後的一條死路。我覺得這其實也是李錄先生現在作為一個有學者情懷的研究者，為鄧小平當年所說的不改革開放死路一條的明確論斷，做了一種學術方面的論證。我們所致力於研究的新供給經濟學，願意正面地說，基於供給側創新形成的全球一個產業鏈和共享經濟發展的基本事實，加上也是供給側創新形成的“核威懾”的這種製約，那麽就使我們對時代主題仍然應該堅定地認為是鄧小平所表述的“和平與發展”，而不是過去我們所說的“戰爭與革命”。這個主題現在雖然遇到了挑戰，但是仍然沒有變，我們如認清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這樣的歷史唯物論原理的話，就要保持我們內循環為主而雙循環相互促進發展的戰略耐心和戰略定力，去全力追求和平崛起。

　　這些不成熟的看法匯報出來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以上為在中信基金會暨中信研究院第五次年會上的發言（2020.9.6）

　　(本文作者介紹：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