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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話題 | 清退研究生,是阻止學歷貶值的好辦法嗎?

特約作者 | 李勤余

合肥工業大學、廣州大學、西南交通大學相繼發出公告或通知,對部分研究生作出退學處理。其中前兩所大學分別涉及46人和72人,退學原因主要是未在規定的最長年限內完成學業。該消息一出,網友紛紛表示支持。原因很簡單,現如今各類“水碩”“水博”層出不窮,雖擁有光鮮亮麗的學歷,卻不具備相應的真才實學。這對那些寒窗苦讀、勤懇耕耘的同學來說,未免太過不公。看來,清理“翟天臨”們,正當其時。

那麽,如果將“清退”制度常態化,能不能實現高校的“嚴出”?進而言之,如果抬高畢業門檻,能否提高學歷的含金量,避免當今社會學歷的相對貶值趨勢?

要實現“清退”,其實並不容易

如果回溯歷史,不難發現,此番清退違規研究生並非這幾所高校的首創。早在2010年,華中科技大學就曾清退300餘名研究生,原因是這些學生長期曠課,有些甚至已超時學習兩三年。被清退者中半數以上屬於定向、委培,還有不少是企業高管、公職人員以及部分社會知名人士,因此引發輿論熱議。

我們當然要為高校的果斷處置大聲叫好,但應該看到,上述情況實屬個例。長期曠課也好,超時多年也罷,都屬於極為明顯、一望便知,被清退可謂理所應當。然而,大多數“水碩”“水博”的蒙混過關卻未必能被及時識破。或者說,他們的畢業與否大都取決於導師、校方的一念之間。

正因如此,想要不留情面地在高校推行“嚴出”制度,難免會遭遇比較大的阻力。不必諱言,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社會中存在一張人情編織的“大網”。儘管它看不見、摸不著,但人情的魔力之大,相信沒有人會否認。縱然,導師可以對學生不講人情,但面對可能和學生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同事、老鄉、朋友、鄰居、領導等卻很難不講。比如,“清退”其他老師的學生,會不會因此得罪了自己的同事?這是每一位導師不可能不考慮的問題。

退一步說,即使各方都能板起面孔,嚴格按照制度辦事,“清退”仍然要面對一系列現實問題。比如,“清退”學生,會造成高校畢業率的下降,這會不會影響到其社會評價?這恐怕是校領導不能承受之重。又比如,如今許多名校畢業生乃至碩士生、博士生都很難找到一個令人滿意的工作,何況是那些連大學都沒有讀完的輟學者呢?在就業道路仍然充滿風險的情況下,這一群體如果得不到妥善處置,很有可能演化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不安定因素。

可見,“清退”制度固然看上去很美,但實行起來必然困難重重。

對“嚴出”的效果也不必抱過高期望

實施“嚴出”,顯然有其必要性。在高校不斷擴招的大環境下,如今的學歷正在相對貶值,這是不容忽視的現實。可以說,“翟天臨”的數量愈多,學歷的含金量也就越低,所以,用“嚴出”來保證高校教育的質量,不失為一種好辦法。

學歷,對於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往往能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言,工業社會要求“合理”與“效率”的原則,而學歷恰好解決了這一問題。這是因為,學歷可以排除或縮小先天性因素對個人參與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影響,從而實現機會均等的原則,為所有社會成員提供了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空間。我們重視學歷的含金量,根本目的就在於維護社會公平。

但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一理念正在遭受挑戰。法國歷史學家艾瑪紐爾·托德在《民主主義以後》一書中指出,法國的學歷神話已經崩潰。大量大學畢業生被排斥在依靠名校學歷受到庇護的特權圈子之外。那麽,這一“特權”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就在今年3月,多達50人被起訴涉嫌參與若乾所美國頂尖大學體育特長生招生舞弊案。通過一系列操作,這些家長的孩子可以成為所謂的“體育特長生”,在錄取時獲得更多優勢。而這些家長大多都是不差錢、有地位的社會名流,包括很多金融企業高管、律師行業翹楚以及好萊塢明星等。

對於這些孩子,不用說錄取了,就算是大學畢業以後,學歷以外的因素也完全可以在就業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正如布迪厄“文化資本”理論所分析的那樣,為了進入勞動力市場,年輕人不僅要調動通過教育獲得的文化資本,還要調動物質關係網絡。所以,“嚴出”能夠推動社會就業公平、機會平等,但在社會分層愈發明顯的未來,恐怕越來越不可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須知,公平,從來不是教育界的一家之事。

“嚴出”將引導我們反思高等教育的本質

“嚴出”制度的一大作用,必然是提高高校教學質量。但是,所謂“教學質量”本質到底是什麽?這恐怕是常常為人所忽視的問題。如果說“嚴出”就是保證大學生必須掌握必要的知識和技能,通過相關考試,從而獲得畢業證書,這是不是就算高質量的教育呢?

教育的終極目的,不該是單純地追求個人和社會的經濟效益。許多非經濟性的教育效果,往往能對一個社會的整體發展水準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人們常說的國民素質、人文素養從哪裡來?高校教育責無旁貸。法國政治學院教授塗茹·貝拉特曾經指出,沒有直接證據表明,高等教育的發展能對社會人文精神、社會文化起到正面的推動作用。相反,高等教育越發達,人文領域反而有退化的傾向。

這又是為何?因為,時下的高等教育正在不斷趨向專業化、技術化。對大學生來說,眼下最重要的當然不是陶冶情操、提升精神境界,而是掌握專業知識,以期順利畢業。所以,高鐵“霸座”博士的出現,絕不是一個偶然現象。學歷和素養之間的斷裂,或許會在今後顯現得更加明顯。另外,我們還能在如今的輿論場中找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即理科生可以名正言順地鄙視文科生,原因無他,只因後者所學“沒用”,吟詩作畫根本“不能為社會做出貢獻”。更令人擔憂的是,同意這一觀點者大有人在,且對此深信不疑。

由於教育領域功利主義觀念的橫行,高校教育有可能逐漸腐蝕青年人的內心,剝奪他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於是,長年累月的寒窗苦讀逐漸退化為一種功利性的無奈之舉——為了追求金錢、地位而做出的必要犧牲和忍耐。在西方國家,當青年感到苦學得到的學歷對於求職並無多少作用時,就會爆發對社會政治的不滿,從而降低整個社會的精神文化水準。不久前法國的“黃馬甲”運動證明,某種幻滅情緒,已經彌漫在西方社會。

當然,在中國現階段的發展狀況下,一味奢談高校教育的人文取向恐怕也不現實。對眾多中國大學生而言,畢業後順利找到一份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仍然是當務之急。在沒有麵包的情況下,詩和遠方更無從談起。如果“嚴出”能幫助大學生扎實地掌握技能,剔除魚目混珠的“翟天臨“們,那麽它的正面效應就應該得到充分肯定。

只是,既然有前車之鑒,中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也應該冷靜地思考:所謂“嚴出”,嚴的到底應該是什麽?在保證知識傳授、技能學習之外,高等教育還應該為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作出怎樣的貢獻?當每一位大學畢業生走出校園,邁向社會時,其所受到的“嚴格”教育應該既能幫助他順利找到工作,也使他成為一個大寫的人。這樣一來,學歷的含金量自然會更足。

第44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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