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破7”的消息發酵的那個早晨，魯奇爾·夏爾馬（Ruchir Sharma）正在上海黃浦江邊一幢摩天大樓裡參加閉門會議。中午，他抽出了兩個小時接受媒體的採訪。
出現在小型會議室裡的他又高又瘦，深陷的眼窩下方的黑眼圈，讓他看上去有些疲憊。“我認為人民幣必定會緩慢走弱，原因是，在過去很長時間裡，人民幣一直被高估了。但這和美國講的中國政府操控匯率無關，它只是曾經被低估了而已。”操著一口印度腔英語的夏爾馬不假思索地說。
很少有財經作家擁有如此廣闊的視野，又對細節了如指掌。在新書《國家興衰》裡，從北美到中東，從亞洲到非洲，二戰以後所有重要經濟體的興衰都成了夏爾馬手下的琴鍵，行雲流水地表達著自身的起承轉合。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10條準則，來衡量一國之興衰。
過去20年裡，這位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戰略師兼新興市場股票業務負責人不斷遊歷於世界各國。平均每個月，他都會在發展中國家逗留一周，會見當地的政府官員、企業主、管理者，也會到工廠和公司考察，觀察當地普通勞動者的狀態。當然，中國也是他每年必到的地方。“只有到一個地方，真的沉浸其中，才能領會和理解這個國家的事。”他的寫作很少引用經濟學理論，但充滿有趣的案例。許多觀點都來自親身見聞和對歷史事件信手拈來的回顧，而不是理論推導，這些都讓他的文章很接地氣。
不過，作為職業投資人，夏爾馬近年來卻並不順利。“過去十年是我投資生涯中最為艱難的十年，投資新興市場變得越來越困難了，只有投資美國和中國才行。”
20年前，他同樣經歷了一個痛苦階段。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夏爾馬正在摩根士丹利駐新加坡和孟買的辦公室工作。許多自己尊敬的前輩和同事都黯然離開公司，這是他第一次真正體驗到市場的殘酷。他意識到“關注大趨勢並在轉折點上做出明智選擇的重要性”，“構建一套能夠識別經濟形勢變化的規則體系”，於是成了他之後20年的主要工作。
主流媒體的預測往往靠不住
夏爾馬說，《國家興衰》是一本幫投資人尋找投資機會的書。它的精華部分就在於那10個衡量國家經濟前景的指標，包括人口、通貨膨脹率、政府乾預程度、貧富差距、製造業、地理稟賦以及全球主要媒體的評價等。按照這10個指標打分，夏爾馬把高分給了美國、其他美洲國家以及南亞。東亞位居中遊，而非洲則比較差勁，“從總體趨勢來看，非洲國家狀況進一步惡化的概率很大”。
這10個指標裡，只有“全球主要媒體的評價”這一項是與國家興衰呈反向關係的。夏爾馬覺得，對國家的崛起和衰退，主流媒體的預測往往靠不住。一般來說，一國增長的持續時間越長，媒體就越青睞它。當媒體的讚譽到來之時，常常意味著這個國家的繁榮到達尾聲。當媒體潑冷水的時候，這個國家的好日子或許就要來了。他以《時代》周刊為例，1992年，該刊發表了一篇封面文章，鼓吹當時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潛力無窮，會在2000年超過美國。但很快，日本經濟泡沫破裂，陷入了漫長的衰退。
反之，2003年，《時代》又把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貶為“昔日的老虎”，可這些東南亞國家在之後的5年裡GDP年增長率超過了7%。據統計，《時代》122個以消極基調報導的國家中，有55%會在之後的5年呈上升趨勢。而如果以積極的態度去報導，那麽66%的國家會在之後5年呈現經濟下滑態勢。夏爾馬將這種現象歸結為一種心理偏差。“記者更願意傾聽市場研究者、嚴謹的學者以及IMF等主要金融機構的觀點。但對於當下熱門經濟體，他們也無法規避普通人的心理偏差，以系統的方式給予追捧和炒作。”
“最重要的還是要牢記一個準則：高速增長的時間越長，它持續下去的概率就越小。最讓你一見鍾情的國家，基本不可能在未來5~10年裡成為經濟前景最美妙的國家。”相反，那些讓人恨得牙癢癢的國家倒是有可能因為被忽視而獲得養精蓄銳的機會，成為下一個成功故事的主角。
或許是有些“近鄉情怯”，思路極為清晰的夏爾馬在談起印度時顯得有些猶豫，即使他已經在美國工作多年，還入了籍。“印度是一個讓我感到模糊不清的國家，我不能對它太悲觀，也不能太樂觀，是一種中間狀態。”他認為，相較於中國，“很難想象印度能進行徹底的改革，但它也有很多好的地方，比如企業家精神等等”。
財富分配的兩難：貧富懸殊與平民主義
超級富豪和貧富差距拉大，是過去幾年的熱點問題，也是夏爾馬提出的十大指標中的一個。他曾目睹了一場激進的財富分配制度改革，這場失敗的改革引發了他很多思考。
2015年4月，他到智利首都聖地亞哥時，一場學生抗議運動將總統塞巴斯蒂安·皮涅拉趕下了台。當時，智利國內12位億萬富豪控制了整個國家15%的財富，這是全球最高的比例，引得民怨沸騰。繼任的女總統米歇爾·巴切萊特對財富分配體系做了徹底的改革，誓要摧毀精英主義的財富分配方案。她提議擴大政府規模，增加政府扶貧開支，提高企業所得稅來支持免費大學教育。
但夏爾馬接觸的一些企業家對新總統的平民主義言論感到驚慌失措，許多人撤走了在智利的投資。隨著投資大幅減少，智利的GDP開始放緩，從皮涅拉時期的6%降至3%以下。
夏爾馬覺得，是讓大家聽聽皮涅拉看法的時候了。果然，這位靠信用卡業務成為富豪的前總統有著與巴切萊特完全不同的財富分配思路，他提到，要改善一個國家的財富分配，必須在重新分割蛋糕的同時，做大這塊蛋糕。他還對夏爾馬說：“拉丁美洲漫長的歷史告訴我們，在經濟形勢向好時，國家往往會傾向於左翼，而在衰退時期，政府導向則會傾向於右翼。”
夏爾馬覺得，智利發生的事情似曾相識，在非洲和中南美洲都十分盛行，尤其是那些通過改革走出殖民統治的國家。“人們對長期坐擁巨大財富的富裕階層怨聲載道，當這種仇富心理使得善於引導民眾情緒的平民主義者掌權時，經濟增長就有可能被扼殺。”
在夏爾馬看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富豪的數量，而在於財富的來源。他把富翁分為“好富翁”和“壞富翁”。一個國家的富翁如果都來自經濟學家所說的“尋租行業”，如建築、房地產、博彩、采礦、鋼鐵、石油、天然氣以及其他依賴地下開採自然資源的大眾商品行業，那就不是一個好兆頭。因為這些行業往往是從國家的存量財富中分一杯羹，而非以創新的方式創造新的財富。此外，這些行業的競爭者最需要討好監管者，行賄是很有可能用上的手段。“良性行業”則包括高科技、製造業、醫藥、電信、零售、電子商務、娛樂業等，“它們最不可能引發民眾對財富創造的怨憤”。
一定的貧富差距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前提是這些富豪所控制的財富沒有達到不可控制的地步，還未形成一個已經喪失活力、以家族為紐帶的精英階層。“裙帶資本主義大行其道，不僅讓金錢和生意成為賺取不義之財的捷徑，也在政治體系中引發一輪連鎖反應。”
過去15年裡，全球範圍內，“好富翁”與“壞富翁”的較量已經經歷了三個輪回，爭奪集中在能源巨頭和科技企業之間。截至2015年10月，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擁有億萬富豪最多的國家。同時，他也注意到，中國三位新晉富豪——馬雲、李彥宏和馬化騰——全部來自最具競爭性的行業，而非銀行、製造業等傳統行業。
但“好富翁”回歸不是普遍現象。在一些由僵化領導人統治的國家，政商勾結的社會文化持續發酵，新晉富豪中的“好富翁”寥寥無幾。比如，在土耳其，富豪階層對國家經濟的控制持續加深，他們的財富也大都來自“尋租行業”。
夏爾馬記得，他曾在墨西哥的一家賓館看到一大群身穿黑衣、佩戴無線耳機的人站在道路兩邊，一問才知道，這些人都是當地一位礦業巨頭的保鏢。該巨頭從不輕易露面，直到最近總統與他會晤，媒體才終於拍到了他的影像。“當富豪們不得不這樣行蹤詭秘時，這個國家的財富創造系統或許已出現問題。”
在人類歷史中，從未出現過人口不增長的經濟增長
“在所有這10個指標中，最關鍵的是人口增長率的問題”，夏爾馬的這個論斷來自他對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的思考。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很多經濟學家都預測，經濟體會在隨後的四五年中迎來復甦。而事實是，直到2015年，全球依然沒有一個主要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達到危機前的平均水準。那麽，失去的增長去哪兒了？經濟學們像偵探那樣四處尋找原因，夏爾馬也是其中之一，他找到的“罪魁禍首”是“人口”，更確切地說，是適齡勞動人口的萎縮：“包括中國在內的40%的國家，勞動人口都在衰退。人口問題將是未來十年全球經濟下行的重要原因。”
二戰以後的大部分時間，全球人口年均增長率維持在2%，這構成了全球經濟2%的基礎增長率。夏爾馬曾選取了56個案例，它們都在10年內保持著不低於6%的高增長態勢。無一例外地，這些國家的適齡勞動人口年均增長率都在2.7%。由此，他認為，它們的經濟繁榮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年輕勞動力的不斷增長。
但到了1990年，全球人口增長率遭遇斷崖式下跌，降至1%。在許多發達國家，適齡勞動人口已開始萎縮。人口問題也席卷了新興市場國家。21世紀頭十年，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和泰國的人口增長率都跌破了2%。
2005年，歐盟曾發出這樣的警告：“在人類歷史中，從未出現過人口不增長的經濟增長。”夏爾馬團隊搜集的698組時間跨度為10年的人口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配對數據支持這一觀點。
為了應對適齡勞動力不足的態勢，許多國家都推出了鼓勵生育的政策，但效果不佳。夏爾馬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引入移民或許是個方法。另一方面，他也很看好人工智能。他認為，人工智能將是一個經濟新熱點，它能在很多方面補足勞動力的短缺。
《國家興衰：10大核心原則，看懂未來全球經濟格局與中國的前景》
[美]魯奇爾·夏爾馬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18年12月版
對話夏爾馬：經濟增長乏力是全世界面臨的問題
第一財經：豆瓣網友評價你的文章非常有吸引力。你從高中開始就向印度的財經媒體投稿，而且屢獲刊登。為什麽在那麽年輕的時候就對國際經濟形勢感興趣？
夏爾馬：我小時候在新加坡住過幾年，在當地的國際學校讀書。在那裡的學習讓我對世界局勢發生了興趣，尤其是經濟。當時，我花了不少時間去學習相關知識。後來，我回到印度繼續讀高中，就開始嘗試在印度媒體上發表文章。
第一財經：你現在還是《華爾街日報》和《新聞周刊》的專欄作家。你怎麽看待你的作家和投資家雙重身份？
夏爾馬：我不認為好的投資者能夠成為好作家，這是兩種不同的技能。寫作對我來說是思路的整理，如果我對一個問題解釋不清，就說明我沒有真正理解。好文章的基礎就是完備的研究。寫作也讓我能把宏觀的觀察運用到微觀的投資實踐中。
第一財經：對投資者來說，最重要的素質是什麽？
夏爾馬：我覺得不受意識形態的束縛很重要。意識形態會導致偏見。其次就是熱情，你必須熱愛投資，才能把它做好。
第一財經：2011年，你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重要經濟體做了預測，而且引起了非常廣泛的關注。其中一些預測現在成了事實，比如你說中國在5年內GDP增速會下降。8年過去了，你怎麽看當年的這些預測？
夏爾馬：每到一個國家，我都會去了解這個國家的歷史。在我看來，這是衡量一個國家繁榮還是衰退的關鍵指標。之前我寫過一系列文章，去闡釋一個發展中國家崛起的關鍵因素。現在這本《國家興衰》，說的則是衡量國家發展潛力的十大指標。
現在看來，我當年做的預測可以說是和我筆下的這些國家一起“優雅老去”。我去過我寫的每一個國家。2011年，大家普遍對新興市場滿懷信心，對美國比較悲觀。我當時就預測，中國經濟增速會減緩，不看好巴西和俄羅斯，現在這些都成了現實。
第一財經：那麽現在你對中國的未來怎麽看？
夏爾馬：中國的未來將面臨更多挑戰，這與整個世界的大環境有關，也就是我所說的“4D問題”——人口減少、生產力下降、債務問題、反全球化浪潮。這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全球都在面臨的問題。未來，沒有一個國家的年GDP增速能夠超過7%，保持5%已經非常困難。再往後十年，5%的增長率都很難達到。
第一財經：你曾在新加坡和孟買經歷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以後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和上一次危機有什麽不同之處？
夏爾馬：最重要的不同就是，我們目前面臨的是人口增長率降低，更確切地說，是勞動力人口不斷萎縮的現狀。人口問題是將來10年國際總體趨勢下行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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