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員
宋王朝與明王朝，相隔不過一百年，卻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出完全相反的氣質與風格。
比如說，宋王朝待士大夫極寬厚，進退以禮，明言“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明王朝卻視士大夫為奴仆，動輒就當庭打屁屁。
宋朝給予官員的俸祿也很優厚，用趙翼《廿二史劄記》的話來說，宋朝“待士大夫可謂厚矣！惟其給賜優裕，故入仕者不複以身家為慮，各自勉其治行，觀於真、仁、英諸朝，名臣輩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猶多慷慨報國，紹興之支撐半壁，德?之畢命疆場，歷代以來，捐軀徇國者，惟宋末獨多，雖無救於敗亡，要不可謂非養士之報也”。
明朝呢，官員俸祿非常低，可能是歷朝最低的，明朝人自己發牢騷說：“國朝製祿之典，視前代為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祿，其余大小官員自折鈔外，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仰事俯首之資，以路線往來，費安所取資。貪者放利行私，廉者終萎莫訴。”
從社會面貌來看，宋朝與明初簡直就是兩個相反的世界：宋朝商品經濟發達，明初卻商業凋零；宋朝夜市繁華，明初卻恢復了嚴厲的夜禁；宋朝城市到處都是茶坊、酒肆、瓦舍勾欄，但明初，我們在城市找不到一所舍瓦，在農村看不見一間酒肆，人們幾乎沒有什麽聲色犬馬的娛樂活動。
明朝官員
為什麽會這樣？與立國者對待工商業的態度有很大關係。朱元璋就如一名保守的鄉村地主，以農為本，不鼓勵商業，政府更不應該熱切言利。洪武年間，近臣提議“理財”，即想辦法增加財政收入，但朱元璋告誡他們：“國家的財產，應該藏富於民，政府怎麽可以像老百姓那樣求利？昔日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結果小人竟進，天下騷然。”
宋朝則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得像一個貪婪的大商人，王安石主持的熙寧變法，就經濟變法的部分而言，就是試圖將政府改造成為一個超級公司，與民間商人競逐於市場，如設立市易務，推行市易法，即是以政府充任投資公司，向城市商民放貨、批發商品；各州縣施行的青苗法，則相當於成立無數個面向農村的小額貸款國營銀行。
從下面幾個例子，也可以看出宋明二朝對待財貨的態度有著很大的差異。宋朝積極開礦，因為開採出來的金銀銅鐵，全都是財富啊。所以宋政府不但設立勘探礦產的專業技術人員，也鼓勵民間積極探礦、報礦，對發現礦藏的人給予豐厚獎賞。
朱元璋則推行礦禁。有官員提議開採鐵礦，元璋說：“現在冶鐵的礦場已經很多了，國家並不缺乏鐵產品，為什麽還要開礦，將老百姓從農田驅趕到礦場中？”將提議開礦的官員打了一頓，然後流放海外。《明史·食貨志》記載，“坑冶之課，金銀、銅鐵、鉛汞、朱砂、青綠，而金銀礦最為民害。徐達下山東，近臣請開銀場。太祖謂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不可開。”
宋朝官員
宋朝鑄造銅錢也非常積極，一年的鑄錢量，最高峰時為600萬貫。明朝呢？常年不鑄幣，整個明朝近300年的鑄幣總量，居然不及宋神宗元豐年間一年所鑄的貨幣量。以致明前期，全國有接近一半的地區成為“不行錢之地”，即不使用法定貨幣的區域，民間交易只好採用實物貨幣，“雲南專用海貝，四川貴州用茴香花銀及鹽布，江西湖廣用米谷銀布，山西陝西間用皮毛，自來錢法不通”。
宋朝對商稅非常重視，來自工商業的稅收與專賣收入，佔了財政收入的大頭，據研究者的統計，宋朝“太宗至道末年賦稅總入為3559萬貫。其中農業二稅為2321萬貫，約佔百分之六十五，茶，鹽、酒、商等稅入為1238萬貫，約佔百分之三十五，二稅收入佔國家財政賦稅收入的主要部分。真宗天禧末年賦稅總入為5723萬貫，二稅為2762萬貫，約佔百分之四十八，其他稅入為2936萬貫，佔百分之五十二，開始超過二稅的收入。在仁宗時期陝西用兵，財政開支增多。慶歷時商稅收入已達1975萬貫，酒稅已達1710萬貫，鹽稅715萬貫。這三項收入共計4400萬貫，已經大大超過了農業二稅的收入了。神宗熙豐年間賦稅總入為7070萬貫，二稅為2162萬貫，佔百分之三十，其他稅入為4911萬貫，佔百分之七十。即國家財政三分之二以上來自農業二稅以外的賦稅收入”。（參見賈大泉《宋代賦稅結構初探》）
明朝官員
明朝的財稅收入呢，據黃仁宇的統計，1502年（弘治十五年），田賦正額為16799341石糧；1570—1590年期間（隆慶—萬歷年間），鈔關稅、商稅、蕃船抽分、房地契稅、竹木抽分、礦銀、漁課等收入，合計943000兩銀；役與土貢折色1687000兩銀。 明代米價較低，弘治—隆慶年間，一石米約0.6兩銀，16799341石糧可折銀1000萬兩左右，加上工商稅、役與土貢折色，共計1300萬兩，工商稅在國家稅收中的比重，只有7%左右。
宋朝與明朝（主要是朱元璋時代）的差異還體現在許多方面，我們以後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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